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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就这样我去喀山大学读书了 大约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天至少得像那么回事（第3页）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做夜班校字工，一晚上可以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没及时挣到钱，我们两个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磅[　1俄磅≈0。41千克。]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我没时间去打工—我还得学习。我正硬着头皮刻苦钻研各门学科，特别让我郁闷的是那些拘谨狭隘、僵化守旧的变态语法格式，我完全没法把生动而艰涩、俏皮而婉转的俄语嵌进去。好在很快我就明白，我学这些东西未免“太早了”。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资格考试，我也得不到教师职位—我的年龄太小了。

古里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干活儿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回来的时候脸色更加发黑，两眼红肿，我赶忙跑到小餐馆去打开水（当然，我们那里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们就坐在窗边，就着面包喝茶。古里跟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那个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趣诗，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让我很惊讶—我感觉他对生活的态度，跟对待那个倒卖旧女式衣裳并兼职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面的那个角落，可他没钱付房租，于是他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这些动听的歌曲，眼里就闪着讥笑的光芒。胖头胖脑的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各剧团的合唱演员，能听懂歌里的意思，常常一串串的泪珠从那老不害臊的眼里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和吃货的青肿脸上，她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用脏兮兮的小手绢仔细擦她的手指头。

“哎呀，小古里啊，”她一边叹气，一边说，“你可真是个好演员啊！要是你模样再好看那么一丁点儿—我就可以给你找个好差事了！我介绍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那些孤独的女人解闷呢！”

我们头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头，胸宽背阔，股骨奇窄，看上去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一个角被折断了一点儿。大学生脚板小巧，跟女人脚似的。

他的脑袋也很小，缩进了肩里头，上面盖着一层马鬃般的棕红头发，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鼓起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不顾父亲的反对，像只丧家犬似的忍饥挨饿，想方设法，好不容易从中学毕业，考进了大学。然后，他发现自己有副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的好嗓子，就想去唱歌了。

加尔金娜看准了他这一点，给他介绍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阔太太，阔太太的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了，女儿中学毕业。阔太太身材瘦削、平胸、身板挺直，像个士兵，干冷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眼眶里，一身黑色连衣裙，戴老式绸缎头套；耳朵上，绿得刺眼的一对耳环不断抖动着。

她时不时地，要么夜里，要么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女人跳进大门，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院子。她面容恐怖，嘴唇抿得几乎看不见了，睁着大大的眼睛，绝望而忧伤地看着前方，活像一个睁眼瞎。不能说她长得丑，但从她身上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使她变得丑陋的紧张，仿佛把她的身子绷长了，把她的脸挤变形了。

“瞧啊，”古里说，“完全是个疯婆子！”

大学生不喜欢这个阔太太，老躲着她，而这位阔太太就像一个不讲情面的债主或密探，老是跟踪他。

“我可上不了台面，”大学生干完一杯酒，后悔地说道，“干吗要我去唱歌呢？我这副嘴脸和身材，大伙儿不会让我上台的，不会的！”

“你跟那个婆娘的荒唐事赶快了结吧！”古里劝他。

“嗯，可我还是挺可怜她！受不了她，但—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是多么……哎……”

我们当然知道，因为有天夜里，我们听到这个阔太太站在梯子上，压着颤抖的嗓音，哀求着：

“看在上帝的分上啊……亲爱的，哎—看在上帝的分上啊！”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好些房子、马匹，向产科学校捐过上万卢布的巨款，但也像个乞丐，乞求男人温柔的抚爱。

喝过早茶，古里·普列特涅夫就躺下睡了，我出门找活儿干，直到天黑才回来，这时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能买些面包、香肠或者煮熟的“牛杂”回来，就分一半给他带走。

剩下我一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贫民窟各处走廊和各个角落转悠，想仔细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么生活的。这幢房子拥挤不堪，人们就像窝蚂蚁似的，弥漫着刺鼻难闻的酸腐气息，各处角落都有密密麻麻的黑影。从清早到深夜，这里总是闹哄哄的：缝纫机轧轧地响个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在低沉地柔声哼着音阶；一个成了酒鬼、半疯半傻的男演员正在拿腔拿调地大声念着对白；宿醉未消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号叫—自然地，我眼前出现一个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

“干吗要这样呢？”

这群饥饿的年轻人中间，有个红头发、高颧骨、秃顶、大腹便便的细腿男人正在张着大嘴、露着马牙胡扯。因为这口牙齿，大伙儿叫他“红毛马”。他已经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了三年官司，逢人便说：

“我就算死，也要把他们弄得倾家**产，叫他们满世界去讨饭，去过三年叫花子的日子，然后，我再把打官司赢的所有财产还给他们，冲他们说一声：‘鬼东西们，怎么样啊？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红毛马’，这就是你的人生目的吗？”人们问他。

“我这辈子就一心一意咬着这件事不放，别的什么事也不会干！”

他整天往州法院、参议院、自己的委托律师那里跑，常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酒瓶回来，在自己那个中间天花板都快掉下来的、地板凹陷的、脏兮兮的房间里，把大学生、缝纫女工及所有愿意饱餐一顿并喝点儿的人都叫来，闹哄哄地开派对。“红毛马”自己只喝朗姆酒[　一种烈性甜酒。]，这种酒一旦溅出来，会在桌布、衣裙，甚至地板上留下洗不掉的暗红色斑点。他干完一杯，叫喊起来：

“你们啊，我亲爱的小鸟们！我爱你们这些老实人！我是一个恶棍、一条鳄鱼，就想咬死那帮亲戚，一定要咬死他们！真的！我也不想活了，唉……”

“红毛马”委屈地眨着眼睛，那张丑陋的高颧骨脸上流淌着醉汉的眼泪，他用一只手掌把眼泪揩下来，在膝盖上乱抹一气—他那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过得怎么样啊？”他大喊起来，“饥寒交迫、破衣烂衫—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学到什么呢？哎，要是让沙皇知道你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说：

“谁需要钱？随便拿吧，兄弟们！”

歌女们、缝纫女工们忙不迭地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说：

“这个可不是给你们的！这个是给大学生们的。”

不过，那些大学生并不拿钱。

“让这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说。

有一次，他喝醉了，把一沓揉成纸团的十卢布钞票带来给古里，他把钞票往桌上一扔，说：

“这钱—要不？我是不要了……”

他往我们那张单人**一躺，咆哮起来，号啕大哭，弄得我们不得不对他又是灌水，又是浇水，让他醒酒。等他睡着了，古里尝试着把钱一张一张摊平整，不过，看来还真没办法—钞票卷得太紧了，只有用水浸，才能把它们一张张揭开。

他那个氤氲、脏乱的房间窗户朝着邻居的石墙，又挤又闷，吵闹得乱作一团。“红毛马”叫得最响。我问他：

“您为什么放着大旅馆不住，要住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