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别的,这些准是步枪,伊热夫斯基厂出的……”
那个掌舵的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问道:
“这关你什么事?”
“我自己猜的……”
“你想挨嘴巴了,是不?”
坐客轮我们没钱买船票,人家是出于“好心”才让我们上的船,虽然我们也跟水手一样“值班”,但驳船上的人还是把我们当成乞丐。
“你总说什么人民,”巴里诺夫责怪我,“看到了吧,很简单:谁强,谁就骑在谁身上……”
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驳船,烟雾里,只能看见被桅灯照亮了的桅尖。烟雾散发着原油的味道。
我被舵手那郁郁寡欢的沉默激怒了。我是被水手长派到舵上来“当班”,给这头野兽当助手的。到了转弯的地方,他盯着前面灯光的动向,轻轻对我说:
“嘿,掌稳了!”
我跳起来,转动舵柄。
“好啦。”他埋怨着说。
我重新坐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搭讪,但没成功,他总是用问题来回答我:
“你问这干吗?”
他脑子在想些什么呢?当我们经过卡马河的黄色河水和伏尔加河青冈色水流的交汇处时,他朝北边望了一眼,骂了一句:
“浑蛋!”
“你骂谁啊?”
他没有回答。
远远的什么地方,黑暗的深渊里,传来狗的狂吠,这让人联想起尚未被黑暗碾碎的余生。让人觉得遥不可及而且多余。
“这狗儿坏得很。”掌舵的人忽然冒出一句。
“到处都一样,我们那里的狗可凶呢……”
“你,哪里人?”
“沃洛格达人。”
就像土豆从破麻袋滚出来一样,愚昧无知的粗话从他嘴里往外不断倒出来:
“这个,跟你一起的,你叔叔?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精明了,又凶又恶,还很有钱。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码头,在河岸上还开了个小馆子。”
慢吞吞地、似乎有些吃力地说完这些后,这人的那双眯缝眼盯住了那个轮船的桅灯,看着那个像金蜘蛛一样的玩意儿在漆黑的网上爬动。
“掌稳了,嗯……你是文化人吧?知道法律是谁写的吗?”
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
“各种说法:有说是沙皇,有说是东正教大主教、参政院。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得把法律写成我不仅不会打人,甚至连手都挥不起来才行!’法律应该是铁打的,就像钥匙,把我的心房一锁,不就了结了!那时我才敢说我不犯法!现在我可不敢担保!不敢……”
他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木舵杆,一边自顾自地嘀咕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连贯了。
船上有人在用话筒喊话,那人沙哑的声音就像被浓浓的夜色吞噬了的狗吠一样,显得有些多余。船舷两侧,黑漆漆的水面上,灯火的反光像黄色的油点,漂浮着、融化着,弱弱地照着什么东西。我们头上,一团团浓厚的乌云像淤泥一样流动着。我们越来越深地滑向无声无息的黑暗深处。
舵手苦着脸抱怨:
“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我的心都没动静了……”
冷漠罩住了我,冷漠,还有忧愁。我只想睡觉。
孱弱、灰色的黎明,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撕开乌云,悄悄地降临,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岸上露出了灌木林,铁锈色的松树林和暗色的树枝丫、一排村庄的木房子、一个石雕般的农夫身影。驳船上空飞来一只河鸥,扑打着翅膀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和这个舵手都交了班,我钻到帆布下面睡去了,但是,好像很快,我就被一阵脚步声、喊叫声惊醒了。伸出头一看,只见三个水手正把那个舵手往“办公舱”舱壁上按,响起各种嘈杂的声音:
“快丢掉它,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啊,真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