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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喝晚茶的时候，外公、两个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来到厨房时，都十分疲倦，手被染上紫檀颜色，被明矾灼伤，头发用一根小带子扎起来，个个活像角落里的那些黑色圣像。在这个危险时刻，外公坐到对面，这让其他孙子很羡慕，因为他跟我要谈得多些。他身材匀称、棱角分明。他那绸子缝制的缎面圆领背心已经很破旧了，印花布的衬衫也揉皱了，裤子膝盖处的大补丁很显眼，但看上去比那两个穿着西式上衣和衬领、脖子上围着三角绸巾的儿子要显得整洁和漂亮。

刚来没几天，他就要我学祷告。所有其他比我大的孩子都已经跟圣母升天教堂的助祭[　东正教中职位最低的神职人员。]学识字了。从我家窗户可以望到教堂的金顶。

教我祷告的是那个文静胆小的纳塔莉娅舅妈，她有着孩童般的小脸和清澈通透的眼睛，似乎能看到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目不转睛地长久地注视她的眼睛。她眯缝着双眼，转着脑袋，悄悄地，近乎耳语般：

“嗯，请你说：‘我们的天父……’”

如果我问“什么是‘雅科、热’[　古斯拉夫文“Якоже”，即“因为”之意。]”，她就胆怯地环顾四周，告诫我：

“你别问，越问越麻烦！就跟我读：‘我们的天父……’懂吗？”

这让我很不安：为什么越问越麻烦？“雅科、热”这个词含义不明显，我故意念走样：

“‘雅科、热’，‘雅、夫、科热’[　Явкоже，即“我在皮子里”。]……”

但是面容苍白的，浑身似乎正在融化的舅妈还是耐心地，用她那始终断断续续的声音纠正道：

“不对，你就直接说：‘雅科、热……’”

但是，她本人和所有她说的话都不简单，这让我很恼火，妨碍我记住祷告词。

有次，外公问我：

“喂，阿廖什卡[　阿廖沙（高尔基）的昵称之一。]，今天做什么了？去玩耍了吧！我看你额头上有个青疙瘩。赚了个大疙瘩算不了什么能耐！‘我们的天父……’读熟了吗？”

舅妈悄悄告诉他：

“他记性不好。”

外公冷笑一声，快乐地抬起红眉毛：

“要是这样，那就该挨揍！”

然后又问我：

“你爸爸揍你吗？”

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我一声不吭，母亲说话了：

“没有，马克西姆没打过他，也不许我打他。”

“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靠揍是教不出人来的。”

“他真是个大傻瓜，这个马克西姆死人。上帝啊，请宽恕我说他坏话！”外公咬字清楚，气愤地说道。

他的这番话让我很受委屈，他看出了这点。

“你干吗噘着嘴啊？瞧你……”

他摸了摸他那有些斑白的红头发，补充道：

“为那个顶针的事，周六我要抽萨什卡[　萨沙的昵称。]一顿。”

“怎么个抽法？”我问。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外公说：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暗暗猜想：“抽”就是把送来染色的衣服“拆开”[　俄文单词пороть有两个意思：用鞭子抽打和拆开布缝。]，而“抽”和“打”显然是一个意思。打马、打狗、打猫。我见过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打小孩的，虽然在这里舅舅们有时弹自己孩子的额头，有时弹后脑勺，孩子们对这些都满不在乎，只是摸摸弹肿了的地方。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们：

“痛吗？”

他们总是勇敢地回答：

“不痛，一点儿都不痛！”

顶针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这我是知道的。有一天晚上，喝了茶，还没吃晚饭之前这段时间，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正在把染好的一块块布料子缝成一整匹布，然后往上面扣上一个个厚纸签。米哈伊尔舅舅想跟那个半瞎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叫九岁的侄儿在蜡烛上烧红师傅的顶针。萨沙用烛花镊子夹着顶针在蜡烛上烧得通红，悄悄放到格里戈里手下，然后躲到炉子后面。这时，外公恰巧来了，坐下就要开工，他往指头上戴那个烧热的顶针。

我记得我听见吵闹，跑到厨房时，外公正用烫伤的指头抓住耳朵，一边可笑地蹦跳一边吼叫：

“这是谁干的，你们这些异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