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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舅舅俯身到桌子上，用指头拨弄着顶针，对它吹气；工匠若无其事地缝着布匹，影子跟着他巨大的秃头跳动着；雅科夫舅舅跑进来，躲到炉子背后偷笑；外婆在用擦板磨碎生马铃薯。

“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

“你胡说！”雅科夫大吼一声，从炕炉后面跳出来。

他的儿子在角落里哭起来：

“爸爸，别信他的话，是他教我干的！”

两个舅舅对骂起来。外公马上消了气，往指头上敷上磨碎的马铃薯渣，然后一声不吭地带着我走了。

大家都说这是米哈伊尔舅舅惹出的事。我自然在喝茶的时候就问：

“该不该揍他和抽他？”

“当然该啦。”外公愤愤不平地说，斜眼瞟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把手朝着桌子上一拍，对我母亲吼道：

“瓦尔瓦拉，管好你的小狗崽子，否则我拧下他的头！”

母亲说：

“你来试试，敢动他……”

大家都不说话了。

她擅长说这种简短的话语，就好像这些话语会把人们从她身边推开，把他们抛得远远的，然后变得不足挂齿。

我很清楚，大家都怕母亲，甚至外公跟她说话都轻言细语的，跟对其他人不一样。对此我很是得意，在表哥们面前炫耀：

“我妈妈最厉害！”

他们都没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情，动摇了我对母亲的看法。

星期六前，我也冒失了一回。

大人们巧妙地变换着布料的颜色，这让我很好奇：把黄布浸泡到黑水里，就变成深蓝色—宝蓝色；灰布在红色的水里用力一打，就变成淡红色—波尔多酒红色。就这么简单，可我就是不明白。

我想自己动手染点儿什么，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科夫舅舅的萨沙，一个正经的小孩，他总是站在大人旁边很显眼的位置，对谁都很热情，随时准备为大家服务。大人们都夸奖他听话、聪明，但外公却斜眼看萨沙，说：

“这小子就会讨好！”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又黑又瘦，有双鼓起的虾眼，说话飞快，小声，急得上气不接下气，老是神神秘秘地四处张望，像是要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他的褐色瞳孔一动不动，但只要他一激动，就会跟着眼白一起颤动。

我对他很不爽，更喜欢低调的米哈伊尔舅舅的萨沙，这是个安静、带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和善意微笑的孩子，非常像他那温和的母亲。他牙齿长得不好看，全从嘴里伸了出来，上颚长了两排牙。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常把指头放在嘴里，晃动着，试图拔掉后排的牙齿，谁想摸摸他的牙齿，他都会乖乖让他摸。除此之外，我就再没在他身上发现什么更有趣的东西了。家里挤满了人，但他还是很孤单，喜欢坐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傍晚时分就坐在窗前。跟他一起沉默还是不错的—紧挨着他坐在窗前，一言不发地待上一个时辰，看着红色的天空中寒鸦围绕圣母升天教堂的金色“洋葱顶”盘旋，忽高忽低，忽然，像一张黑色的网遮住了渐渐熄灭的天空，消失在某个地方，只留下一片虚空。看着这些，一句话都不想说，一种愉快的寂寞充满胸膛。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什么都能侃侃而谈，讲起来正襟危坐，像个小大人。他知道我想弄染匠手艺，建议我把柜子里过节用的白桌布拿出来，染成蓝色。

“白色的容易上色一些，这个我清楚！”他非常认真地说。

我拖出那个沉甸甸的桌布，抱着它跑到外面院子，刚把桌布的一个边缘放到装蓝靛的桶里，“小茨冈”不知从哪里向我飞奔过来，一把夺过桌布，用那宽大的手掌拧干，对着在门廊里看我干活儿的表哥大吼：

“快去叫奶奶来！”

他不吉利地摇晃着他那黑发蓬松的头，对我说：

“该轮到你挨揍了！”

外婆跑来了，号叫一声，甚至哭了出来，滑稽地训斥我：

“你这别尔米人[　别尔米民族自治区的芬兰人，现住在柯米。]，咸耳朵！真该把你举起来扔出去！”

然后，她劝“小茨冈”：

“还有你，万尼亚[　“小茨冈”伊万的昵称之一。]，你可别告诉爷爷啊！我瞒着这事，也许能蒙混过关……”

万尼亚在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着手，说：

“关我什么事？我是不会说的，你可要盯紧点儿，别让萨沙说出去！”

“我给他两戈比。”说完外婆把我带进房间。

星期六，晚祷前，有个人把我领到厨房里；那里漆黑而安静，记得过道门和房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外是灰色浑浊的秋日傍晚，下着簌簌小雨。黑乎乎的炉门前，一个宽大长凳子上坐着气鼓鼓的和平时不一样的“小茨冈”；外公站在角落的水盆边，从水桶里捞起长长的树条，量量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放好，在空中嗖嗖地挥舞着它们。外婆站在黑暗中，大声闻着鼻烟，嘟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