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 呼唤火鸡的用语。]来了!”他们喊叫着,一看到我就武装起来了,“剥他的皮!”
我不知道什么叫“贝尔”,但这外号并不惹我生气。一个人能打退许多人倒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你准确扔出的石子能迫使敌人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也是很令人愉快的。这种战斗并没恶意,结束后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识字对我来说并不难,外公逐渐关注起我来,越来越少打我了,虽然,在我看来,应该比以前打得更勤才是:
我逐渐长大,胆子越来越大,更加频繁地破坏外公的规矩和指令,可他只是训斥我和扬手做出要打我的样子。
我暗想,或许,他过去打我是挺冤的。
有一次我跟他说起这个。他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抬起我的头,拉长声音:
“什么……啊?”
他呵呵一笑,说:
“啊,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能够算得清楚该打你多少下呢?除了我自己,谁能知道呢?走开,滚!”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注视着我的眼睛,又问道:
“你是精还是缺心眼,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那我告诉你:要学着精明,这要好些,至于缺心眼,—那就是愚蠢,懂不懂?绵羊就缺心眼。记住!去吧,去玩吧……”
很快,我就能按音节念赞美诗了;一般是晚茶后进行,每次都由我来诵读赞美诗。
“Буки—люди—аз—ла—бла;живе—те—иже—же—блаже;наш—ербла—жен。”我一面用指字棍在页面上移动,一面念出声,感觉无聊,就问,“圣人,这是说雅科夫舅舅吧?”
“我要弄你后脑勺一下,让你明白,谁是圣人!”外公气哼哼地打着响鼻说。可我觉得他生气其实也是出于习惯,做个样子,显示威严。
我几乎从没弄错过:过了一会儿,看来,外公是把我忘掉了,嘟囔着说:
“啊,在游戏和唱歌上他是大卫王,在做事上,他是毒辣的押沙龙[ 大卫王的儿子,曾经刺死哥哥暗嫩,进而起兵篡夺父亲的王位,后兵败而死。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三至十八章。]!会编歌,会说话,会讲笑话……哎,你们这些人!‘用快活的双腿蹦跳着玩’,能跳得远吗?瞧,—能跳多远?”
我没再读下去,倾听他说话,看着他那张忧郁的、焦虑的脸;他的眼睛眯缝着越过我望向某处,眼中透着忧郁的、温暖的光芒,我已经明白,此时,外公平素的严酷正在他体内溶解。他用那细细的手指嗒嗒地敲着桌子,染过色的指甲闪着光,金色的眉毛动弹着。
“外公!”
“啊?”
“讲些什么吧。”
“那你念啊,小懒鬼!”他嘟囔着说道,就像刚醒来似的,用手指揉了揉眼睛,“你就喜欢听八卦,不喜欢念赞美诗……”
但是我怀疑,他其实自己也喜欢八卦多过赞美诗;他对赞美诗烂熟于心,发誓每晚睡前高声朗读赞美诗的一节,就像教堂执事念日课一样。
我执着地求他,这老头渐渐软下来,对我让了步。
“那好吧!赞美诗会永远留在你身边,而我快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了……”
他往老圈椅的毛料刺绣靠背上一靠,一直紧紧地压着它,扬起头,看着天花板,平静而若有所思地讲起旧事,讲起自己的父亲:
“有一次,土匪来巴拉赫涅抢劫商人扎耶夫,我祖父的父亲跑到钟楼上敲钟报警,土匪追上他,用马刀砍死了他,然后扔到钟下面。
“我那时还小,没看见这件事,也不记得了;我是从法国人那里开始记事的,那是1812年,那年我刚过十二岁。有三十来个法国俘虏被押到我们的巴拉赫涅,他们一个个都又瘦又小;衣衫不整,比要饭的穿得还差,浑身发抖,都冻坏了,站都站不稳。老百姓本想打死他们,可押送队不让,警备队来了,把老百姓赶回到各家院子;过后什么事没有,大家都混熟了;这些法国人都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也相当地快乐,时常哼唱起歌曲。贵族老爷们从尼日尼坐着三套车来看俘虏,他们来后,一些人骂法国人,举起拳头威胁法国人,另一些人用法语与他们亲切交谈,给他们钱和保暖的衣物家什。一个贵族老头用手蒙住脸,哭起来,他说拿破仑可把法国人害惨了!你看,俄国人多好,连贵族老爷都如此善良:对陌生人都能如此怜悯……”
他沉默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用手掌理理头发,继续小心翼翼地唤起记忆。
“冬天,暴风雪掠过大街,严寒挤压着房屋,他们,那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家窗户下找我母亲,他们敲着窗玻璃,喊叫着,跳着,要热面包,—她那时在烤白面包卖。母亲不让他们进到屋里,而是把白面包从窗户递出去,法国人把面包揣到怀里,面包才从火里出来,滚烫的,直接贴到身上,挨到心窝子,他们可真受得了—不可思议!很多人冻死了,他们这些人来自暖和的地方,不习惯严寒。我家菜园子有个浴室,里面住了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米朗;军官又瘦又长,皮包骨,穿着件女式斗篷外套,这外套长及膝盖。他很平易近人,但是个酒鬼;我母亲悄悄酿啤酒卖,他买了就喝个痛快,还唱歌。他学会了说我们这里的话,常常唠叨:‘你们这里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说得不好,但能懂,还真是这样:我们这上游地区不那么亲切,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要暖和些,过了里海,那就完全见不到雪了。这可是真的:不论是《福音书》,还是《使徒行传》里,甚至《赞美诗集》里都没有提到雪、提到冬天。耶稣就住那边……《赞美诗集》读完了,我们接着读《福音书》。”
他又不说话了,像在打盹儿;他似乎在想着什么,斜着眼睛往窗外看,整个身子又小又尖。
“您讲啊。”我悄悄提醒他。
“啊,好的。”他颤抖了一下,开始讲,“我说这法国人!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这些有罪的人差。他们时常喊我母亲‘玛达姆,玛达姆’,这是叫太太,太太,可这位太太能从粮站扛五普特[ 一普特合16。38公斤。]重的面粉袋子。她那蛮劲简直不像个女人,我二十岁前她能毫不费力地一把揪住我的头发,而我二十岁时还不错。那个勤务兵米朗很喜欢马:他常到各家院子串门,打着手势要求让他洗马!起初大家怕他这个敌人使坏,后来老百姓自己叫他:‘米朗,洗马!’他轻轻一笑,低着头,像头公牛一般走过去了。他头发棕红,大鼻子,厚嘴唇。他非常会遛马,还很会给马治病;后来,他到尼日尼做马医,再后来,他疯了,最后被救火队员打死了。军官在开春时生了病,在春天尼古拉节[ 5月9日。]那天静静地死去了:他一个人若有所思地静静地坐在浴室窗户下,头伸出去,断了气。我很可怜他,甚至还一个人悄悄为他哭了一场;他那么温柔,揪住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法国话,没懂,但感觉挺好!人的亲切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他本想教我法国话,但母亲不准,她甚至还带我去找神父,神父吩咐揍我一顿,并控告了那个军官。那个时候,小弟,日子不好过,你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别人替你受了委屈,你要记住这个!比如我,我就受过这样的……”
天黑下来了。夜色中,外公奇怪地长大了;他的眼睛放着光,像猫眼。他谈天说地时总是压低声音,小心翼翼,若有所思,而一旦谈起自己,就热烈、语速快、顺带吹嘘。我不喜欢他谈他自己,不喜欢他常常发号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