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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天我没去上学，这段时间，继父跟同事讲起我的“功绩”，那些人又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其中一个把这个故事带到学校，于是，当我去上学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绰号：小偷。简短而明了，但是不对：我没有隐瞒我拿了一卢布。我试图解释这件事，但人家不相信，于是，我回家跟母亲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她穿一身灰衣服，眼神疲惫而呆滞，正坐在窗户旁喂弟弟萨沙。她绝望地看着我，像鱼似地张开嘴巴。

“你—撒谎，”她悄悄说道，“谁也不会知道是你拿了一卢布。”

“你去问问。”

“你自己说漏嘴的。嗯，你说，是不是你自己？瞧着吧，我明天亲自去打听，看是谁把这消息带到学校的！”

我说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的脸皱成苦相，眼里噙满泪水。

我来到厨房，在炕炉后面用箱子铺的**躺下，听着母亲在房间里轻轻哭泣。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实在难以忍受躺在烤热的油腻抹布味道中，我起身，来到院子里，但母亲叫住了我：

“你上哪儿？到哪里去？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膝盖上，抓着她长袍上的扣子，撒着娇，说道：

“扣扣。”他的意思是说“小扣子”。

我靠着母亲坐着，她搂着我说道：

“我们是穷人，我们只有一戈比、一戈比……”

她总是不把话说完，用一只滚烫的手搂紧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忽然说出这句我已经听到过一次的话。

萨沙学着说道：

“蛋、蛋！”

这是个很奇怪的小孩：笨拙、头大，用他那漂亮的蓝色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静静含笑，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他说话非同寻常地早，从来不哭，活在持续不断的、静静的快乐中。他身体虚弱，勉强会爬，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要我抱抱，喜欢用那软软的、莫名散发着紫罗兰味道的小手指揉我的耳朵。他忽然无疾而终。当天早上还在静静地自得其乐，跟平时一样，但是到傍晚，敲晚祷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了。这是在母亲生了第二个小孩尼古拉之后不久发生的事。

母亲答应办的都做到了。我在学校又过得不错了，但我又被弄到外公那里去了。

有一天晚茶时间，我从院子往厨房走，听到母亲撕心裂肺地喊叫：

“叶夫根尼，我求求你，求求你……”

“蠢—货！”继父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她那里。”

“那又怎样？”

“你是个多么狠毒的坏蛋……”

我听见他打她，我冲进房间，看见母亲跪着，背和肘靠着椅子，挺胸抬头，呼哧呼哧喘气，眼睛闪着可怕的光芒，而他，穿得干净考究，穿着新制服，正用长腿踢母亲胸部。我从桌子上抓起一个骨把镶银的刀，—用来切面包的，是父亲死后留给母亲的唯一东西，—我抓起它，拼尽全身力气对着继父腰部刺去。

幸亏母亲及时推开了马克西莫夫，刀子从腰部划过，把制服划开一个宽宽的口子，划伤了皮肤。继父哎哟一声，按着腰跑出屋外，而母亲一把抓住我，把我举起来，怒吼一声，扔到地板上。继父从院子回来，把我拉开。

夜色降临，当他仍然从家里出去后，母亲到炕炉后面找我，小心翼翼地拥抱我，吻我，哭着说道：

“原谅我，是我的错！哎，亲爱的，你能怎么样啊？动刀子？”

我清醒地明白我说话的分量，我对她说，我要杀了继父，然后自杀。我想我要干一次，无论怎样都算尝试过。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那条沿着裤缝有一条镶边的下贱的长腿，看见那腿在空中来回摆动，用脚尖踢女人胸脯。

一想起这些野蛮俄国生活中铅一样沉重的龌龊事，我时时问自己，这些值得说出来吗？每次都重新鼓起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生动的丑恶事实，它直到今天都还没销声匿迹。这是那种必须知根知底的真实，然后才能把它连根从记忆里、从人的心里、从我们所有的沉重的耻辱的生活里拔掉。

让我描写这些龌龊事的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原因。虽说这些龌龊事很负面，压抑着我们，把许多美好的心灵压扁，但俄国人依然那样身心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将战胜它们。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令人惊奇，这不仅因为我们生活中有这层充满各种畜生坏人的丰沃土壤，还因为从这层土壤中仍能胜利地破土而出的鲜明的、健康而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人类的善良，这善良唤醒了我们始终如一的期望，期望我们重新过上人类的光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