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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到了城里,住在一栋两层楼的白色房子里,它就像一个用来装很多人的棺材。这是栋新房子,看上去有点营养不良、浮肿,就像一个要饭的,忽然有天发了横财,然后一下子吃成了个胖子。它一侧面向街道,每层楼有八个窗户,而房子正面有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朝着狭窄的街巷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院墙可以看见洗衣工的小房子和一条脏兮兮的冲沟。
这里没有我印象中的那种街道。那条脏兮兮的冲沟在房前铺展开来,两道狭窄的堤坝把它横切成两段。往左,它一直延伸到犯人强制劳改场,各家院子的垃圾都往里面倒,沟底形成一个黏稠的墨绿色的脏水洼;往右,是冲沟的尽头,满是淤泥的星池臭气熏天。冲沟的中央,正对着我们的房子;冲沟的一半都堆满了垃圾,长满了荨麻、牛蒡、团酸模,另外一半是多利梅东特·波科罗夫斯基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刷了绿漆的细木条搭建起来的凉亭,如果往凉亭扔石头,那细木条准会断裂。
这地方无聊至极,脏得要死;秋天把这片满是垃圾的黏土弄得一塌糊涂,变成了棕红色的油脂,脚一踩上就会被粘住。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有这么多的垃圾,尤其,在习惯了田野、森林的清净环境后,这个城市的角落让我很是郁闷。
冲沟外面是破旧的院墙,远远看过去,那里中间有座褐色的小房子,那是去年冬天我在铺子里做学徒时住过的地方。靠近这房子让我更加郁闷,—我干吗又要住在这条街上呢?
男主人我认识,他跟他兄弟两人以前常到我母亲那儿做客,他那位兄弟嗓子细得好笑: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俩还是老样子:哥哥长着鹰钩鼻、长头发,愉悦,感觉很和善;弟弟维克多,还是那张马脸,一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婆的妹妹,脾气很大,爱吵爱闹。哥哥已经结婚,媳妇模样生得松泡泡的、白白的,像一个白面包,有一双黑黝黝的大眼睛。
最初的日子里,她差不多要一天两次跟我说:
“我送过你妈妈一件带玻璃珠边的绸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压根就不相信她会送什么礼物,更不相信母亲会收她的礼物。当她再次提到斗篷时,我规劝道:
“送都送了,就别自吹自擂了。”
她吓得往后一跳。
“怎么啦?你这是在跟谁说话?”
她满脸红晕,眼珠子都要滚出来了,叫来了她男人。
她男人手拿圆规,耳朵根别着铅笔,来到厨房,听了老婆的陈述,对我说:
“你对她和所有人都该称呼‘您’。不得造次!”
然后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别拿这些小事来烦我!”
“什么啊,小事?要是你家亲戚……”
“见鬼,亲戚!”男主人大叫一声就跑了。
我也不想外婆的亲戚是这样的人。据我的观察,亲戚之间的关系连外人都不如,都知道彼此的家丑和笑话,揭起短来毫不留情,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喜欢男主人,他总是潇洒地甩头发,然后撩到耳根后面,让我觉得有几分像“好事情”。他常常心满意足地笑,那双灰色的眼睛和善可亲,鹰钩鼻子旁边有几条好玩的皱纹。
“吵够了吧,野母鸡们!”他对老婆和自己的母亲说道,温柔地微笑着,露出小而整齐的牙齿。
婆媳之间天天吵架,我很吃惊她们怎么这么容易这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开始,两个人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就在屋里转来转去,就像家里失了火似的;两人整天忙个不停,只有在午餐、下午茶和晚饭时才坐到桌子前休息一下。他们每次都要大吃大喝,直到酩酊大醉、累得不行才收场。她们午饭时谈论着美食,有一句没一句地拌着嘴,为下一场吵嘴热身。不论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会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样做的。”
“不这样烧,那肯定不好吃!”
“不,很美味!”
“那就去你妈妈那里。”
“不,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那我又是什么?”
这时,男东家插话了:
“够了,野母鸡们!你们怎么啦,疯啦?”
这家里的一切都有说不出来的奇怪和滑稽:从厨房到餐厅,要穿过这套房子里唯一的一间又窄又小的卫生间,茶炊和各种吃食要经过它才能到餐厅,于是它就成了各种开心玩笑的对象,常常闹出各种滑稽的误会。我的差事是往卫生间水箱里倒水,我睡在厨房,正对着卫生间的门,靠近通向正门门廊的门口:厨房炉子让脑袋热得够呛,双脚又吹着门廊过来的凉风;睡觉的时候,我得把所有的擦鞋底的粗地毯盖到腿上。
大厅里,两个镜子挂在墙上,几张《田地》杂志奖励的画片装在金边画框里,一对牌桌,十二把椅子,—这间屋子空****的。小小的客厅堆满了各种五颜六色的细软家具、装“陪嫁”的玻璃橱柜、银器和茶具,还装饰着三盏大小不一的灯。没有窗户的黑黢黢的卧室里,除了一张宽床,就是几个衣橱、柜子,散发着烟叶和波斯除虫菊的香味。这三间房子老是空着,男主人一大家子挤在小小的餐厅里,磕磕碰碰的。早上八点,喝过早茶,男主人兄弟两个就挪开桌子,摊开白纸,放上制图仪器、铅笔、墨水碟子,就开干了。他们一个在桌子这头,一个在另一头。桌子摇晃着,占满整个房间。保姆或者女主人要从儿童房出来的时候,她们常常会碰到桌子的拐角。
“别老在这里晃来晃去啊!”维克多嚷嚷起来。
女主人委屈地求丈夫:
“瓦夏[ 男主人瓦西里的小名。],叫他别朝我嚷嚷!”
“那你就别摇桌子。”男主人一团和气地劝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