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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写吧，开头嘛—老规矩：我的最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现在写：一卢布我已收到，不要再寄钱来了，谢谢。我什么都不要，我们过得很好。—我们其实过得很糟糕，像狗一样，哦，这个你不要写，就写—很好！她还小，才十四岁，干吗要她知道这些？现在你自己写吧，就按别人教你那样写……”

他使劲靠在我左肋，一股热烘烘的刺鼻气息吹着我的耳朵，反复嘱托：

“叫她不要让年轻小伙子拥抱，不许他们摸她**，千万注意！写吧：如果有人对你甜言蜜语，你可别信他，他是想骗你、糟践你……”

他竭力克制住咳嗽，一张苍白的脸涨得通红，鼓起脸颊，眼里流着泪，在椅子上磨蹭着，推搡着我。

“你别老打搅我啊！”

“没事，你写吧！……那帮贵族老爷尤其不要相信，他们骗姑娘们有一次算一次。他们说得可好听了，什么话都能说，你要是信了他，那你就会被送到窑子里去。若是能攒下卢布，那就交给神父，如果他是好人，他会替你保存好。最好还是埋到地里，别让人看见，但要记住埋的地点。”

通气窗上的铁皮风向标发出吱吱的声音，盖住了他的耳语，要听清楚很困难。

我往四周张望，看到炉子被熏黑的炉门、满是苍蝇屎的橱柜，—厨房实在是太脏了，到处是臭虫，散发着臭熏熏的黄油焦煳味、煤油味、油烟味。炉子上，细长的柴火堆里，有些蟑螂在沙沙爬行，我心里涌起一阵郁闷，为这个士兵、他的妹妹难过得差点哭出来，难道就这样了吗，难道这就算过上好日子吗？

我没听西多洛夫的耳语，自己写着什么，写的是生活的无聊和苦涩。他叹口气，对我说：

“写得够多的了，谢谢啊！现在她就知道该怕什么了……”

“没什么好怕的。”我气愤地说，虽然自己也害怕很多事。

士兵一边咳，一边笑：

“怪人！怎么个不怕？老爷们呢？上帝呢？这还少啊！”

收到妹妹的来信后，他焦急请求：

“快读读，求求你……”

于是，他要我把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空洞乏味得令人难受的短信给他念上三遍。他善良、随和，但对女人跟所有人一样，—像狗一般的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从头到尾观察这样的在我眼前令人吃惊、令人作呕的迅速发展起来的关系，我看到西多洛夫向女人抱怨自己的士兵生活，激起了她们的同情，用甜言蜜语把她们弄得飘飘然，然后，就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叶尔莫辛听，厌恶地皱着脸，吐着口水，好像喝了苦药似的。我气愤地质问士兵—干吗他们都在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玩弄，然后再转交给其他人，而且还常常打她们呢？

他只是淡淡一笑，说道：

“不必在意，这都不是什么好事，都是—罪孽！你嘛—还小，还早……”

不过，有一次，我得到了更为肯定的回答，让我印象相当深刻。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眨了一下眼睛，咳了一声，说道，“她—是知道的！她自己愿意上当受骗。这事，没人不撒谎，这事所有人都害臊，谁也不爱谁，就是—玩玩呗！这可真不要脸，以后你会懂的！这事必须是在晚上，若是在白天，那就在黑暗的地方，在柴棚子里，是的！因为这个，上帝才被赶出了天堂，因为这种事，大伙儿才不幸……”

他说得那么好，那么忧伤，那么忏悔，这稍稍让我宽容了他的罗曼史。比之叶尔莫辛，我对他要友好一些，我憎恶叶尔莫辛，尽一切可能嘲笑他、激怒他，—而且我频频得手，他常常满院子追着我跑，想收拾我，可因为他很笨拙，很少得逞。

“这事—是禁止的啊。”西多洛夫说。

禁止这事—我知道，但要说人们因为这事而不幸—不可信！我是见过不幸的人，但不相信这话是因为常常看到情人们眼里异样的表情，感觉到恋人们特有的善意。见到这类心儿的喜悦总是令人很愉快。

但是生活，我记得，是越来越无聊和残酷了，按照我日复一日所见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牢不可破地固定下来了。没想过现实之外，眼前所见的一成不变的每日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可能。

但是，有一次，士兵们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很受触动。

这院子一套房子里住着一个在城里最好的服装店做工的裁缝，寡言、随和，不是俄国人。他的妻子身材娇小，没有小孩，就是一天到晚读书。在这闹哄哄的院子和满是酒鬼的房子里，这两位过着不声不响、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不接待客人，自己什么地方也不去，只是每逢节日，就上剧院看剧。

丈夫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妻子跟个少女似的，每周白天去两次图书馆。我常常看见她摇晃着身体，像个跛子似的，迈着细碎小步沿着大堤走，带着一捆用皮带扎起来的书，跟个中学女生似的。她看上去清纯、整洁、神清气爽，一双小手上戴着黑手套。她长着一张鸟儿似的脸，一双小眼睛滴溜转得飞快，整个人都很漂亮，像梳妆台上的瓷人儿。士兵们说，她右边缺了根肋骨，所以走起路来就这样古怪地摇晃，不过我倒觉得挺好看，一下子就能从院子里的军官太太群里认出她；这些军官太太，尽管嗓门大、服饰五颜六色、箍裙高耸，但还是显得有些陈旧过时，仿佛她们在阴暗的地下室，在一堆废物中间，早已被人遗忘。

院子里的人都说这娇小的裁缝妻子精神有问题，说她书读多了，弄得神叨叨的，不会打理家务，她丈夫亲自上集市采购食品，亲自叫一个厨娘订午餐、晚餐。这个厨娘身材高大，不是俄国女人，面容阴沉，一只眼睛红红的、湿漉漉的，另一只则是粉红的细细的一条缝。可是这位太太本人—大家都这样说她—却连猪肉跟牛肉都分不清，有次，竟然把洋姜当香芹菜买回来。你想想看，这多可怕！

他们三个人在这院子里都显得另类，像是偶然落进了这个大鸡场的一个笼子里，就像山雀，为了躲避严寒，从透气窗飞进了又闷又脏的居民住宅。

忽然，勤务兵们告诉我，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一个捉弄这个裁缝妻子的恶毒把戏：他们几乎每天，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轮流写条子给她，倾诉对她的爱慕，诉说自己的痛苦，称赞她的美丽。她回信说请不要打扰她，并对给他们带来痛苦表示遗憾，并请上帝帮助他们不要再爱她。拿到回信后，军官们聚在一起读，嘲笑这个女人，然后又一起用某人的名义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给我讲这件事，一边也笑骂着这个裁缝妻子。

“倒霉的蠢货，瘸腿婆娘。”叶尔莫辛粗声粗气地说。西多洛夫轻声附和着：

“每个女人都希望有人骗她，她其实什么都明白……”

我不相信裁缝妻子知道别人在笑话她，于是立即决定把这事告诉她。瞅准她家厨娘去地窖的空当，我沿着黑黢黢的楼梯跑进这个娇小女人的套房，钻进厨房—那里空无一人，进了房间—那个裁缝妻子坐在桌子边，一只手端着一个沉重的镀金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翻开的书；她吓了一跳，把书贴在胸部，声音不高地叫起来：

“谁啊？阿古斯塔！你是谁？”

我估摸她会拿书或者茶杯砸我，就迅速地语无伦次地跟她说起话来。她坐在一个宽大的马林果色的圈椅上，身穿一件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口和袖口带花边的天蓝色起居连衣裙，淡褐色的蓬松的鬈发披散到双肩，像一位自天国圣幛中门来的天使。她靠在圈椅背上，圆圆的眼睛盯着我看，起初很气愤，然后是惊讶，带着微笑。

我把要说的一股脑儿都说了，失去了勇气，转身走向门口，她叫住了我：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