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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在“彼尔姆号”轮船上当上了洗碗工[　高尔基从1882年春至同年深秋在“彼尔姆号”船上当洗碗工。]，这是条白色的、天鹅似的宽敞的快班轮。这次我是“杂役”洗碗工，或者叫“厨房听差”，每月工资七卢布，职责是帮助厨师。

餐厅经理是个秃头，身材滚圆、傲气十足，像个皮球。他把双手叠在身后，整天沉重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就像一头在大热天寻找阴凉角落的骟猪。他妻子在餐厅很惹眼，年纪约四十岁，很漂亮，但一脸皱纹，扑了很多粉，弄得脸上白色的黏性粉末落到鲜艳的衣服上。

在厨房打理的是亲爱的厨师伊万·伊万诺维奇，绰号“小熊”，是个小胖墩，有一只老鹰鼻和一双滑稽的眼睛。他重视仪表，系着浆过的硬领子，每天都刮胡子，脸颊呈铁青色，黑色的小胡子往上翘着。一有空，他就不停地用那双烤红了的手拨弄理得整整齐齐的胡子，还老对着一个带手柄的小圆镜子照脸。

船上最有意思的人是司炉雅科夫·舒莫夫，这是个宽胸脯、正方体型的男人，翘鼻子，铁铲似的扁脸，一双熊眼藏在浓眉之下，脸颊满是小圈状的胡须，就像沼泽地里的青苔，脑袋上蓬乱的头发像顶厚实的帽子，要费些劲才能把弯曲的指头插进去。

他擅长打牌赌钱，食量惊人，像个饿狗似的，老是在厨房附近转悠，想讨几块肉、几块骨头，一到晚上，就跟“小熊”伊万·伊万诺维奇喝茶，讲自己惊人的身世。

他年轻时候在梁赞城牧人家当牧童，后来一个路过的修道士劝诱他去了修道院，在那里他做了四年杂役。

“我本来要做一名修道士的，黑色的上帝之星，”他口齿伶俐地插科打诨，“这时我们那个修道院来了个奔萨城的女香客，一个很有趣的女人，一下子把我的心给搅乱了，她说：‘你还不错，身体壮实，我嘛，是个清白正派的寡妇，很孤单，你到我那里扫院子吧，我自己有幢小房子，在做羽毛生意……’

“这还不错，她让我去给她扫院子，我就去给她做情人，就这样，吃了她三年热面包……”

“你可真能吹，”小熊打断他，关心地盯着自己鼻子上的瘰疬，“要是吹牛也能挣钱，—那你不挣个成千上万才怪了！”

雅科夫嘴里嚼着什么，盲人似的脸上，瓦蓝色的卷胡须动来动去，毛茸茸的耳朵也在动；听了厨师的意见，仍然有节奏地迅速往下讲：

“这女人年纪比我大，我跟她在一起很无聊，不够味，我就跟她侄女搞上了，她知道后就把我从院子里赶走了……”

“这是你的报应，—没比这更好的了。”厨师跟雅科夫一样，轻松流利地说道。

司炉往嘴里塞了块糖，继续说：

“晃**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弗拉基米尔城的老头儿，一个行商，于是就跟着他走遍了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去过巴尔干山脉，也去了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奥地利等地—跟各国人周旋，这里买进，那边卖出……”

“偷过东西没？”厨师严肃地问道。

“老头儿吗—不、不！他跟我说，在异国他乡走江湖一定得诚实，这是行规，不拘小节就会掉脑袋。不过说实话，我还真去试着偷过，—可是结果让人刻骨铭心：我打算把一个商人的马拉出院子，可—没得手，给抓住了，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被拖到了警察局。我们是两个人，一个真正的盗马老手，我嘛，更多是觉得好玩。我在那商人那里打过工，在他新的洗澡间里砌过炉子。后来，那商人害了病，他不祥地梦见了我，把他吓坏了，他就向政府衙门请求：‘放了他吧。’—这是指我—‘就是梦见了他，若是不放了他，病就不会好，他看来是个巫师。’—我被他们当成巫师了！那个商人是地方显贵，衙门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要是不放你出来，而是放到水里浸个三天，那你身上的傻帽气就会洗干净了。”厨师插了句话进来。

雅科夫马上接住他的话：

“对啊，我身上傻帽气不少，直说吧—我的傻帽气有一个村子那么多……”

厨师把一个手指塞进绷得紧紧的领子里，气呼呼地把领子松开，晃着脑袋，懊恼地说：

“简直是胡说八道！让你这样的囚犯活在世上，又能吃、又能喝，还游手好闲，—这是为什么呢？嗯，你说，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

司炉嘴里吧嗒吧嗒嚼着，答道：

“这个我不知道，活着就活着，有人躺着，有人走路，当官的就只是坐着，可人人—都得吃饭。”

厨师更来气了：

“也就是说你是头猪了，甚至—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猪饲料……”

“你干吗骂人？”雅科夫吃惊地说，“男人都是一棵橡树上的果实，你—不要骂，反正我没法变好了……”

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吸引住了，我吃惊地看着他，张着嘴，听他说话。在他身上，我想，有一种百折不挠的镇定、一种自己独有的牢靠的生活知识。他对所有人都称呼“你”，毛茸茸的眉毛下面的眼睛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没有特殊，所有人—无论船长、餐厅经理、头等舱要客—都等同自己、水手、餐厅侍应和甲板乘客一样对待。

他常常站在船长或轮机长面前，大猩猩似的长胳臂叠在背后，默默地听着人家骂他懒，骂他漫不经心地打牌赢了人家的钱。看上去，责骂对他并没起作用，威胁说船一靠码头就要让他上岸走人也没能吓到他。

他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特征—就跟“好事情”身上一样。也许，他对自己的特点很自信，认为人们不能理解他。

我从没见过这人受委屈的、顾虑重重的样子，也不记得他有过长时间的沉默，—话语常常从他那毛茸茸的嘴巴似涓涓细流般不断流出来，甚至不顾他自己的想法。每当有人训斥他，或者在聆听某个有趣的故事时，他的嘴唇会不断嚅动，好像是他在默默复读听到的话，或是在悄悄继续自言自语。每天值完班，他从锅炉舱爬上来，赤着脚，一身大汗，像抹了一层石油，穿着件没腰带的褂子，敞着浓密的卷毛胸膛，一瞬间，甲板上就满是他那均匀单调、有些嘶哑的声音，话语如雨点一般洒下来。

“你好啊，大娘！去哪儿啊？去奇斯托波尔吗？这我知道，我在那里待过，在一个有钱的鞑靼人家里做长工。这个鞑靼人叫乌桑·古巴伊杜林，身体结实，脸膛红红的。有个年轻的鞑靼女子，很好玩，我跟她有过一腿……”

他到处都去过，处处跟女人有一腿；他讲起所有的事情都不怀恶意，很淡定，就好像他一生从来没受过委屈、挨过骂。过了一分钟，在船尾某个地方，响起了他的说话声：

“懂规矩的人—都是那些打牌的！一打，就是三张牌，立马分输赢，嘿！打牌是件开心的事，坐着就把钱挣了，完全是在做买卖……”

我发现他很少说“好、坏、糟糕”，基本上总是说“好玩、开心、有趣”。漂亮女人在他看来，就是—好玩的蝴蝶，明媚的艳阳天就是—开心的日子。而他最常说的就是：

“我去！”

大家都说他是个懒鬼，可我觉得他站在炉膛前，在地狱般的臭烘烘的闷热中，实打实地跟大家一样干着苦活儿，就没见过他像别的司炉那样喊苦叫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