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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忍耐，要说有时候我表现出这种牲畜、树木、石头才有的美德，那也不过是为了磨炼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余度和在这地上的坚韧程度而已。有时候，半大孩子们，因为愚蠢地逞能，因为羡慕大人们的力量，而去尝试举起，也确实举起了超过他们肌肉和骨骼承受力量的很多重物，炫耀自己能像大人一样，用两普特重的秤砣画十字。

我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直接和间接地干过这些事，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我才没受伤致死和变成终生残疾。因为没有什么能像忍耐、对外界力量的屈服那样可怕的让人残废的了。

如果最终我变成个残废躺进地里，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会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们，在四十多年里，总是想扭曲我的心灵，但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越来越频繁地、强烈地想胡闹，想逗大家开心，想让大家笑起来，我还真常常做到。我会一边讲尼日尼集市上买卖人的故事，一边做出他们的各种表情；绘声绘色地表演乡下人和女人们如何买卖圣像，掌柜如何巧妙地哄骗他们，鉴定家们如何吵个不停。

整个作坊都哈哈大笑起来，师傅们常常扔下手里的活计来看我的表演，但每次“演出”结束后，拉里昂诺维奇就对我说：

“你最好晚饭后再表演，免得影响干活儿……”

“演出”一结束，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就像卸下了一个重担；有那么半小时、一小时我的脑袋里很空很愉快，但过后又像塞满了尖尖的小钉子，它们蠕动着，发着热。

周围好像有种泥浆煮沸了，我感觉自己也在里面慢慢地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这样了吗？而我就跟这些人一样地生活，不去寻找，不去看看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了？”日哈列夫盯着我问。

西塔诺夫常常这样问：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执着而粗暴地洗去我心灵上最好的字迹，不怀好意地换上某种不需要的废品，—我愤怒地坚决地抵抗这种强暴，我跟大家在同一条河里游着，但是这河水对我来说冷了点儿，也没法像浮起别人那样轻松地浮起我，—我有时候感觉自己在往某个深渊沉下去。

大家对我越来越好，不像对巴维尔那样呵斥我，不随意使唤我，用父称叫我，以表示对我的尊敬。这很好，但是，看到人们狂饮伏特加，醉醺醺的令人讨厌的样子，以及跟女人的病态关系，我内心就很难受，虽然我明白，女人跟伏特加是这生活里仅有的消遣。

我常常忧郁地想起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连她都说女人是一种消遣。

但是，那我的外婆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我会带着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回忆起女王，—她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像是在梦中见过她。

我开始非常频繁地想女人，而且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下个节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都去的那个地方呢？这不是生理欲望，—我是个健康有洁癖的人，但有时候，我会疯狂地想拥抱一个温柔的、聪明的人，像对母亲那样，坦率地无休无止地讲我内心的惶恐。

我很羡慕巴维尔，他每晚都跟我讲他跟对面那户人家女佣的罗曼史。

“是这么回事，老弟，一个月前，我朝她扔雪球，不喜欢她，现在却坐在长凳子上依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值得珍惜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是什么都谈啊。她跟我讲她的身世，我也讲我的身世。嗯，还亲嘴了……只是她—是个正派人……她啊，老弟，真是太好了！……哦，你抽烟像个老兵油子！”

我烟抽得不少，烟草能让人醉，能让躁动的思想和恐惧的感觉麻木。至于伏特加，幸好我不喝，它那味道和气味让我讨厌，巴维尔喜欢喝，喝醉了就伤心地哭起来：

“我想回家，想回家！让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父母老早就死了，兄弟、姊妹都没有，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怀着这种令人恐惧的不满足的心情，以及春天那日益强烈的召唤，我决定回到船上去，等船一到阿斯特拉罕，就去波斯。

记不得为什么决定去波斯，也许，只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尼日尼集市上的那些波斯商人：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腿坐着，在阳光中展示着自己染了色的大胡子，淡定地抽着水烟，他们的眼睛都很大，黑黑的，见多识广的样子。

也许，我还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复活节这一周里，一部分师傅回家了，回到自己的村子去了，留下来的也是一天到晚醉醺醺的。阳光灿烂的一天，我沿着奥卡河边的旷野散步，遇见了我的旧主人，外婆的外甥。

他穿着一件薄薄的灰大衣，双手插在裤兜里，牙齿间咬着一支香烟，帽子戴在后脑勺上；他那愉快的脸友好地对我微笑着，他有一种自由快活的人才有的讨人喜欢的外表。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人，就没其他人了。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　俄国东正教徒在复活节相见时这样互致节日祝福，并行亲吻礼。后来不限于教徒，任何人都可以行此礼。]！”

我们互吻三次，他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作坊、城市和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厌倦了，我决定去波斯。

“拉倒吧，”他严肃地说，“那是什么地方，见鬼，波斯吗？这个，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的年龄，也是想走遍那些个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