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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这种格言警句，就像期待赏赐一样，—在这个充斥着陈词滥调、单调乏味的家里，能听到非同寻常的语句，那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

继父从来没有跟我提到母亲，甚至，似乎她的名字都没提到过。这令我很喜欢，油然升起一种对他近乎尊敬的感觉。

有一次，我向他问起上帝的事情，记不得问的是什么了。他瞟了我一眼，平静地说：

“不知道，我不信上帝。”

我想起西塔诺夫，就讲起他的事来，继父认真地听着，还是那么平静地说：

“他善辩，善辩的人多少还是会信点什么的……我很简单—就不信！”

“这可能吗？”

“这有什么不行？您瞧—我就不信……”

我眼里只看到一件事—他要死了。我未必会同情他，只是第一次觉得对这近在咫尺的垂死之人、对死亡的奥秘有了强烈而自然的兴趣。

这个人坐着，膝盖碰着我，在发烧，在想；他自信地按照自己的看法把人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什么都谈，就像是有权审判和裁决一样，—他身上有某种我需要的东西，或者某种突出的我并不需要的东西。这是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人，头脑里装着无穷无尽的浩瀚思想。不管我怎么对他，他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我身上的某个地方生活着。我一想起他，他灵魂的影子就会映在我的心灵里。明天，他整个人就会消失，带走所有的一切：那些藏在他脑海里的、心里的、我觉得我能从他漂亮眼睛里读出来的东西。他一消失—我跟世界联系的一条活生生的线索就断了，只会留下回忆，这回忆会整个留在我心里，永远局限在我心里，不会改变。而鲜活的一切，都在变化着—逝去……

这就是思想，而在思想里有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它产生思想、培养着思想，同时强迫人去审视生活现象，每个现象都要求给出回答—这是为什么呢？

“好像，我快躺下了，你是知道的，”一个雨天，继父这样说，“这该死的虚弱！什么事都不想了……”

第二天喝晚茶的时候，他特别细心地抹去桌上和膝盖上的面包渣，从身上掸去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老主妇蹙着眉头怀疑地看着，悄声跟儿媳妇说：

“看啊，他还会收拾身上呢，多干净啊……”

过了两天，他没来上班。老主妇塞给我一个很大的白色信封，说：

“这是昨天中午一个女人送来的，忘了给你。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人，她找你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真的！”

信封里有一张医院用笺，上面用很大的字写着：

请抽空过来见一面，我在马丁诺夫医院[　当时下诺夫哥罗德最大的医院。]。叶·马。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病房里继父的床边，他的身子比病床还长，乱套着灰色袜子的两只脚伸出了床靠背的铁栏杆。一双漂亮的眼睛迷茫地在黄色的墙上扫来扫去，落在我脸上，落在坐在床头凳子上的一位姑娘的小手上。她把一双手放到枕头上，继父张开嘴，脸颊挨着她的手摩擦着。姑娘有点丰满，穿一身黑色素净的连衣裙，鸭蛋脸上淌着泪水，湿润的淡蓝色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继父的脸、尖尖的骨骼、又尖又大的鼻子和黑黑的嘴巴。

“该去请神父来了，”她悄声说，“可是他不准……什么都不懂……”

她把双手从枕头抽回来，压在胸口上，像在祈祷。

继父苏醒了一会儿，看看天花板，严肃地皱起眉头，像是想起了什么，然后向我伸出一只瘦骨伶仃的手：

“是您吗？谢谢，这，您也看见了……我觉得自己糊涂得很……”

他很疲倦，合上了眼，我摸了摸他那长长的冷冰冰的带蓝色指甲的手指，姑娘轻声请求：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　高尔基继父的尊称。]，你就同意了吧！”

“这位，你们认识一下吧，”他眼睛看着她对我说道，“很可爱的一个人……”

他沉默了，嘴巴越张越大，忽然，像乌鸦似的沙哑着嗓子叫了一声，身子在**乱动起来，推开了被子，一双**的手在身子四周摸索着。那姑娘把头埋进枕头，号啕大哭起来。

继父很快就死了，一死，脸色就好看了。

我扶着那姑娘从医院出来。她病恹恹地摇晃着，哭着。她一只手里捏着一团手帕，交替着，一会儿擦擦左眼，一会儿擦擦右眼，把手帕越卷越紧，然后凝视着它，仿佛这是她最后的最贵重的东西。

忽然，她停下来，依偎着我，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连冬天都没活到……唉，天啊，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向我伸出一只被泪水打湿的手。

“再见，他对您可是赞不绝口，明天—葬礼！”

“送您回家吗？”

她往四下望了望：

“干吗？现在是白天，又不是晚上。”

我从巷子拐角后面望着她的背影，—她慢慢走着，像是不急于赶路。

八月，叶子已经开始飘落了。

我抽不出时间去给继父送葬，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