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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就这样我去喀山大学读书了 大约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天至少得像那么回事（第5页）

我们坐在坟场中间的灌木林里。此人说话干瘪瘪的，一副就事论事的模样，整个人，从上到下，没一点儿让我喜欢的。他板着脸仔细问我读了些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我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他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周边荒芜的旷野，先走一步。

这个小组还有另外三四个小伙子，我是最小的，而且完全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批评家、哲学家、作家，曾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写过评论文章。]对它的评注。我们常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　米洛夫斯基（1861—1911），神学院学生，时任喀山小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作家，笔名叶列翁斯基。]家里聚会—后来他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写了五部书后，就自杀了。像这样任性草率地结束生命的人，我还真见过不少啊！

这个师范学院学生不爱说话，思路狭窄，说话谨慎，住在一栋脏兮兮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常常干些木工活来“平衡身心”。跟他在一起很无聊。读穆勒的书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很快，我就觉得我对那些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在生活中直接掌握了它们，刻骨铭心、烂熟于胸，而且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写那么厚的一本书，用艰涩难懂的词语来说这个，这些道理，任何一个为他人的幸福和安逸而耗费过精力的人都很清楚。我极其难受地在这个充满了胶水味道的地下室坐了两三个小时，看着那些小潮虫在墙上爬来爬去。

有一次，小组的导师迟到了，我们估计他不会来了，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搞了个小派对。忽然，窗边飞快闪过老师的灰色裤腿，还没等到我们把伏特加藏到桌子下面，他就来到我们中间，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深奥的结论。我们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跟木头人似的，心惊胆战地等着我们中的谁会一脚踢倒酒瓶。结果导师踢倒了酒瓶，踢倒后，他向桌子底下瞄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哎呀，要是他结结实实地骂我们一顿还好受些啊。

他那沉默、严厉的面容和气得眯缝起来的眼睛都让我尴尬万状。我悄悄看了看同学们那羞得紫红的脸，真心觉得惭愧，觉得自己冒犯了这位导师，尽管酒不是我提议买的。

在这里读书很是无聊，我就想去鞑靼区看看，那里仁慈、亲切的人们过着一种别致的“至清至真”的淳朴生活，他们那蹩脚的俄语听起来很好笑。每到傍晚，清真寺那高高的尖塔上就会响起阿訇报祈祷时刻的声音。我想，鞑靼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对我来说很陌生，不像我所熟悉的那种令我不快的生活。

喀山附近，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坐”到礁石上搁浅了，擦破了船底。码头装卸组带上我去给驳船卸货。时值九月，从上游吹来阵阵北风，灰色的河面激起一浪接一浪的怒涛，风狂怒地把浪花扯下，寒雨飘洒在河面上。装卸组有五十来个人，裹着粗草席或者帆布，神色凝重地站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喘息着拖着驳船前进，烟囱在雨中喷出一团团红色的火星子。

夜色降临，铅色的潮湿的天空渐渐暗下来，渐渐低垂到河面上。装卸工们抱怨着、咒骂着，骂雨、骂风、骂生活，懒洋洋地在甲板上爬来爬去，想找个躲避寒湿的地方。我觉得这帮半梦半醒的人是没法干活儿的，没法拯救那一船正在沉没的货物。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那个货船触礁的浅滩，大伙儿把空驳船和触礁搁浅的船，船舷挨着船舷系在一起，装卸组组长是个毒辣的小老头儿，一个小滑头，一脸麻子，嘴里污言秽语，有一双鹰眼和一个鹰钩鼻，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帽子，扯着女人似的尖嗓门喊：

“伙计们，祷告吧！”

黑暗里的甲板上，装卸工们聚成黑黢黢的一堆，开始像熊似的号叫，那个装卸组组长先做完祷告，尖声叫起来：

“点灯！小伙子们，该你们露一手了！孩子们，使点儿劲，上帝保佑，开干吧！”

于是，那些笨重的、懒洋洋的、湿漉漉的人们就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就像是投入战斗一样，扑向甲板、扑向正在沉下去的驳船的货舱—吆喝着，咆哮着，说着俏皮话。在我周围，一袋袋的大米、一包包的葡萄干、一捆捆的皮革和卡拉库尔羔羊皮，就像鸭绒枕头似的轻轻飞过，一个个敦实的人影跑来跑去，用号叫、呵斥、呼哨来互相激励、打气。简直难以置信，眼前这帮如此快活、轻松、吵闹着干活儿的人就是刚才那些笨拙、沉闷的人，刚才他们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下雨和寒冷的天气呢。雨越下越大，越来越冷，风力也增强了，撕开了人们的衬衣，把衣服下摆掀到了头上，露出肚子来。在潮湿的黑暗里，借着六盏桅灯微弱的光亮，黑黢黢的人影跑来跑去，脚沉重地、咣当咣当地踩踏着驳船甲板。人们就像是渴望劳动似的干着活儿，就像一直期待着把四普特重的袋子在手中扔来扔去、背着货包奔跑的感觉。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孩子气地玩耍着，这种醉人的欢乐，在世上也只有女人的拥抱可以与之媲美。

一个蓄着大胡子、穿哥萨克式紧腰碎皱外衣的大个子男人，浑身湿漉漉的，—这个该是货主或者货主的代理，忽然**四射地号叫起来：

立刻，一些粗声粗气的声音从黑黢黢的四面八方传过来：

“三桶吧！”

“好，就三桶！加油干啊！”

于是，大伙儿活儿轮转得更快了，干得更起劲了。

我也抓了一些袋子，拖过去，抛下去，又跑回来抓，我觉得我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像跳圆舞一样，疯狂地旋转起来，这些人是多么可怕呀，他们不知疲倦地、快乐而不惜力地干活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干，好像他们能一把抓住城里的钟楼和宣礼塔[　伊斯兰教清真寺群体建筑之一，专门用于宣礼和确定斋月日期观察新月的尖塔。中国穆斯林称望月楼或唤礼塔。]，随心所欲地搬到任何地方。

这一晚上，我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欢乐中，真心希望一辈子都沐浴在这种半疯半傻的、源源不断的狂喜中。船舷外，浪涛汹涌，雨点打着甲板，风呼啸着掠过河面，在黎明的灰色薄雾里，这些半裸的、湿漉漉的人们不知疲倦地拼命跑着，嚷嚷着，笑着，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力量和劳动成果。这个时候，风撕开了厚重的云层，一小块蔚蓝的晴空中透出一缕淡红色的阳光，引得这群快乐的粗人们发出异口同声地咆哮。真想拥抱和亲吻这群两脚野兽，他们干起活儿来是多么聪明、灵巧，又是多么忘我而投入啊。

好像还没有什么能抗拒这股快乐而狂怒的力量所带来的冲击，这力量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能够在一夜之间用精美的宫殿和城市覆盖整个大地，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阳光对着劳动的人们只照了一两分钟，扛不住厚厚的云层，沉了进去，就像一个孩子沉入了大海，此时，大雨如注。

“收工吧。”谁喊了一声，迎接他的是一阵劈头盖脸的骂声：

“我看你敢收工！”

这群半裸的人们冒着倾盆大雨和凛冽的大风，不停歇地干着活儿，直到中午两点钟卸货完毕。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人类世界竟蕴含着这么强大的力量。

随后，人们转到小火轮上，大伙儿一个个就像醉鬼似的睡着了。船一到喀山码头，人们就像灰色的泥流一样，涌上沙岸，去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小偷巴什金向我走过来，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我，问：

“你这是怎么啦？”

我兴奋地跟他讲了这次干的活儿，他听我讲完，叹口气，轻蔑地说：

“傻瓜！甚至连傻瓜都不如，你这白痴！”

他轻轻吹着口哨，像鱼似的摇晃着身体，从挤得密密麻麻的桌子中游走了。装卸工们围坐在这些桌子旁闹哄哄地大吃大喝，屋角有人用男高音唱起猥亵的小调：

嘿呀，这事就在半夜啊，

贵族太太来到小花园寻欢啊—嘿呀！

打更的在城里巡逻啊，

看到太太躺在地上……

大伙儿打着呼哨，哈哈大笑着，闹哄哄地说着大概在人世间都少有的难以启齿的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一家小食品杂货店的老板，这家店铺藏在一条偏僻、狭窄小街的尽头，临着一条堆满垃圾的山沟。

杰连科夫的一只胳膊患有肌肉萎缩症，银色的络腮胡子里是一张善良的脸庞，有双聪慧的眼睛的他拥有全城最好的禁书和珍本书籍图书馆，吸引着喀山许多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式各样怀揣革命抱负的人们。

杰连科夫的铺子在一个低矮的偏房里，紧挨着一个靠兑换钱币吃利息的阉割派教徒的房子。店铺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有个向着院子开的窗户，透进来微弱的光，从这房间穿过去就是一间拥挤的小厨房，过了厨房，在偏房和阉割派教徒的正房之间是条黑暗的过道，过道角落里有个储藏室，里面就隐着那个“邪恶”的图书馆，它的一部分图书是用鹅羽笔抄写在厚厚的本子上的手抄本，比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　拉夫罗夫（1823—1900），民粹派作家，于1868年至1869年以笔名米尔托夫发表这本著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些文章、《沙皇就是饥饿》[　苏联生物化学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1857—1946）于1883年参加民粹派时写的一本书。]、《狡猾的圈套》[　俄国工业统计学奠基人瓦尔托尔（1851—1940）写的一本小册子。]等，所有的这些手稿都被人认真读过，揉得皱皱的。

我头一次去店铺的时候，杰连科夫还在忙着接待买主，他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房门的位置；我进去一看：昏暗的角落里，一个小老头儿正跪着虔诚地祈祷，他长得就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　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1760—1833），唐波夫省萨罗夫修道院的修士，20世纪初被东正教会尊为圣徒。]。看着这个小老头儿，我觉得有些不妥、有点儿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