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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和谐统一，就没有生活！”

他在去大学途中，死在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殉道者，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约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常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人，是个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潘捷雷蒙[　潘捷雷蒙是西方基督教的著名殉教士，这个日本人的名字是化名。]。有时会出现一个个子高大、宽胸阔背的人，此人[　这人就是本书中的主要人物罗马斯（1859—1920），民粹派革命家，1880年至188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1885年来到喀山。]生着又宽又密的络腮胡子，剃着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哥萨克式紧身灰色外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的领钩。通常，他会坐在角落里的某个地方，叼着一个短烟斗，灰色的眼睛静静地审视着大家。他常常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我感觉到这个一本正经的人在暗暗掂量着我的分量，不禁有些莫名地害怕他。他的沉默不语让我很惊讶。周围的人都在大声地、滔滔不绝地、斩钉截铁地说着话，他们的话越是刺耳，我就越喜欢听。我过了很久才看出这些刺耳的话语里藏着的虚伪和令人惋惜的想法。那这位大胡子壮士在默默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　沙俄时期对乌克兰人的蔑称，现在是戏称。“霍霍尔”本意是头上的一撮毛，指乌克兰人的发型。此处是罗马斯的绰号，因为他就是乌克兰人。]，似乎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不久，我得知这个人最近才从雅库特州流放回来，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让我对他很好奇，但还无法让我鼓起勇气去跟他套近乎，尽管我现在既不害羞，也不胆怯，相反，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渴望尽可能快地了解一切。这种性格特征害得我一生都没法只专注于一件事情。

一谈到人民，我对自己既惊讶又怀疑，因为对于这种话题我没法跟这些人想得一样。对他们来说，人民就是智慧、心灵美和仁慈的化身，是近乎神灵的、包含了所有美好、公正和伟大事物雏形的统一体。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粗木匠、装卸工和泥瓦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　都是高尔基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的人物，雅科夫是船上的司炉，奥西普是木匠，格里戈里是泥水匠。]，而他们谈论的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他们把自己放得比人民还要低贱得多，服从人民的意志。我觉得，正是他们这些人体现了美好和思想的力量，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善良的仁爱意志，这种意志向往美好的生活以及按照某些新的仁爱法则创造美好自由的生活。

正是这种仁爱，我在此前的那些人群里并没见到，而这里，它贯穿在每句话里，闪烁在每一个目光中。

这些人民的粉丝说的话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雨点，落在我心上，还有那些描写黯淡的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集，也给了我不少启发。我觉得只要踏踏实实地、疯狂地爱人，就能在这种爱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找到并领会生命的意义。我不再只想着自己，开始更在意别人。

安德烈·杰连科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他做生意赚的那点收入都拿去帮助那些视“人民福祉高于一切”的人了。他周旋其中，就像一个教堂助祭在帮着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睿智的读书人面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干手插进怀中，另一只手扯起大胡子向四方捋着，问我：

“你觉得这样可好？很好吧！”

但是有个兽医拉夫罗夫跳出来标新立异地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他那个奇怪的鹅嗓子一开腔，杰连科夫就吃惊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来了个捣蛋鬼！”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致，但民粹派大学生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有些粗野无礼了，就像老爷们对待堂倌、服务生的态度。他自己倒没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是，送走客人后，他就留我下来在杂货铺里过夜，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往地板上铺上毛毡子，躺下来，就着长明灯那微弱的光亮聊个没完。带着信徒的暗喜，他对我说：

“一旦将来凑上几百、几千个这样优秀的人，占据俄国全部显要的职位，那马上就能让生活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比我大十来岁，我看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发姑娘娜斯佳，当着众人的面，他对她说话严厉，尽量不去看她那气鼓鼓的眼睛，完全是一副老板式的命令口气，但常用爱怜的眼神目送她离去；单独面对她的时候，他就尴尬而胆怯地傻笑，不断地捋着胡须。

他那个小妹妹也常常站在角落里看着大家打嘴仗，她那张稚气的脸滑稽地鼓起，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听到特别刺耳的话语，她就大声地抽口气，就像被溅了一身冰水似的。她旁边有个棕红头发的学医的学生，威风凛凛地，像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时而悄悄地、神秘莫测地跟她耳语，时而不满地皱起眉头。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不过，秋天来了，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周遭发生的这些事让我着迷，因此我越干越少，只有靠吃“别人的面包”来度日，但这样的面包不好下咽啊，必须得找个过冬的“工作”，于是，我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找到份工作。

这段时期的生活被我写进了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这是段压抑而痛苦的时期！但也是颇为受教的时期。

物质上的压抑痛苦就不消说了，更压抑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一下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在我和那些我已经习以为常见到和听到的人们之间就隔起了一堵“遗忘的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来作坊看我，而我，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工作日不可能到杰连科夫那里去；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跟工友们待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见到我的那天起就把我当成搞笑的小丑，一些人带着孩子似的天真来对待会讲精彩童话故事的人，鬼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不过，自然，所讲的一切都激起了他们对另一种更为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向往。有时候，我讲得不错，看到他们那浮肿的脸上露出人性的悲伤，眼睛射出冤屈和愤怒的火光—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得意地想，我在“做群众工作”了，在“启发”他们了。

但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知识不够，不会应对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黑黢黢的坑里，周围的人就像没有眼睛的虫子在蠕动着，他们极力想忘记现实，在小酒馆和妓女那冷冰冰的怀抱中消愁解闷。

每个月发工钱的那天是一定要去逛妓院的，大伙儿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的前一周就开始躁动了，这天过后，就久久地相互交流、分享各自找的乐子。他们各自恬不知耻地吹嘘着自己的性能力，极力挖苦嘲笑那些妓女，边说她们边像有洁癖似的、厌恶地往一旁吐口水。

不过，真是奇怪！我一听到这些，就感到羞耻和难过。我看见，在“烟花柳巷”里，花一卢布就能买一个女人一整夜，我的同伴们又尴尬又内疚，我感觉这很正常；而其中一些人却相当放得开，相当肆无忌惮，我觉得这就是故意为之和装腔作势了。两性关系让我特别好奇，因此我观察得也就特别犀利。我自己还没有体会过女人的柔情，这让我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妓女们、伙伴们都在戏弄我。不久，就没人邀我去“烟花柳巷”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说：

“你呀，老弟，别跟我们一起去了。”

“为什么呢？”

“这还用问！跟你一起不爽呗。”

我钻这些话的字眼，觉得其中有某种对我很重要的东西，但并没得到更为清晰的解释。

“瞧你这人！叫你走，你还不走！跟你一起真没趣……”

只有阿尔乔姆笑着说：

“就像跟一个牧师或者神父在一起似的。”

起初，妓女们只是笑我放不开，继而就生气地问：

“你有洁癖吗？”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博鲁塔是个丰满、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鸨母，她那双良种母狗似的眼睛看着我，说：

“放过他吧，姑娘们，他一定是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小伙子一定是被未婚妻缠住了，没别的了！”

她是个酒鬼，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醉了就丑态百出，但她清醒的时候，对人性的洞察和分析人们行为动机的能力，令我分外惊讶。

“最搞不懂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她跟我的小伙伴们说，“他们是这样跟我的姑娘们玩的：吩咐姑娘们用肥皂抹地板，要姑娘一丝不挂地、手脚都支撑在餐盘上，然后朝她的屁股猛地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上多远？这姑娘完了，下一个接上。你看看，干吗要这样呢？”

“你撒谎！”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