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你并不笨,一点儿也不笨!对吧?”然后对我像慈父般地关怀,甚至叫我名字的时候加上了父称[ 俄国人一般对长辈、上级、值得尊敬的人称呼名字的同时加上父称。]。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可爱的小锥子,你的想法是对的,只不过没人会信你,这没好处啊……”
“那您信我不?”
“我啊,是条短尾巴的丧家犬,而人们大都是些名贵狗,每只狗的尾巴拉拉杂杂地挂上了各种刺草: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每只狗都恋着自己的狗窝,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那里,在莫罗佐夫工厂就是这样的!谁冲向前面,谁的脑门就会被打破,脑门可不是屁股,打破了可要痛很久的啊。”
但自从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克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后,说话方式就有些不同了。雅科夫患有肺病,是个吉他手,熟读《圣经》,却又极力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常常一边四下吐着烂肺里带血的浓痰,一边拼命狂热地证明:
“第一,我完全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 《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同时,我并不是个善良的人,不是,绝对不是!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虽然知道,但要帮我却力不从心,或者虽然能够帮我,但却不愿意。第三,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并不仁慈,其实,他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编造出来的,这都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惊得哑口无言,气得面色暗淡,破口大骂起来,但雅科夫引用了《圣经》上的一段圣词,让他消了气,弄得他无话可说,呆呆地蜷缩起来。
一开口说话,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就变得可怕起来。他面孔黝黑、瘦削,头发卷曲而乌黑,就跟茨冈人似的,瓦蓝色的嘴唇里,一排狼牙闪着光;一双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直勾勾地盯着对手的脸,让对手完全受不了这种压抑而变态的眼神—它令我想起那个狂躁症患者。
我们从雅科夫那里出来,鲁布佐夫愁眉苦脸地说:
“还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反对过上帝,这种话我还从来没听到过,什么都听过,就这种还没听过。显然,这个人活不长了。哎,真是遗憾!他已经把自个儿给烧化了……真有意思,老弟,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很快就跟雅科夫混熟了,整个人兴奋得像开水沸腾了似的,不时用手指揉擦着那双患病的眼睛。
“这样的话,”他冷笑着说,“是要叫上帝下台吗?哼!至于沙皇,我的小钉子啊,我看沙皇并不碍事。问题不在沙皇身上,而在老板们身上。我无论跟哪个沙皇,就算跟伊万雷帝都能和平相处:来吧,请坐下来,随你怎么统治吧,只是有一点—你得授权我对付那些老板们,就这样!就让我用几条金链子把他们拴在沙皇的御座上吧,我会向你祈祷……”
读完《沙皇就是饥饿》这本书后,他说:
“书里写的都对啊!”
他头一次看到石印的小册子,便问我:
“谁给你写的这本书?写得真棒。你告诉他,就说我谢谢他。[ 作者注:谢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
鲁布佐夫有着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沙波什尼科夫令人心惊肉跳地亵渎上帝,连续几个小时听我讲那些书里的故事,经常高兴地抬头哈哈大笑,赞叹道:
“聪明人的脑袋瓜就是灵活,真是灵光啊!”
他自己读书是有困难的,他那双患病的眼睛不给力,但他还是知道不少事情,这常常让我很吃惊:
“德国有个极为聪明的木匠,连国王都常常请他到宫里献计献策呢。”
经过我的仔细盘问,才搞清楚他说的是倍倍尔[ 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做过木工,1867年任议会议员。]。
“这个,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简短答道,用小手指挠着满是疙瘩的光头。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看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苦难,他热衷于消灭上帝、嘲笑神父,特别憎恨那些修士。
有一次,鲁布佐夫平心静气地问他:
“瞧你,雅科夫,你怎么就只知道骂上帝呀?”
他恶狠狠地号叫起来:
“可是除了上帝还有什么能妨碍我呢,嗯?我信上帝差不多信了二十年,在他面前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什么都得忍,不许争辩,一切都是上帝定好了的。活得缩手缩脚。我认真读了《圣经》,才发现:天啊,都是编造出来的!确实是编出来的,尼基塔!”
然后,他挥动着一只胳膊,仿佛在扯断那条“看不见的线”,带着哭腔说道:
“看着吧,就因为这个,我就要短命了!”
我还有几个有趣的熟人,我常常跑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看我的老同事,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喜欢听我说话。可是鲁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鞑靼区,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地方,彼此相距大约五俄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到我这里来也不行,因为我没地方接待客人,况且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役士兵,跟宪兵很熟;宪兵司令部的后院跟我们院子仅仅一墙之隔,那些威风八面的“蓝制服”们常常翻过篱笆墙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同时给自己买黑面包。还有,有人提醒我不要太“出风头”,以免引来对面包店过多的注意。
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有些人不管生意好坏,大手大脚地从柜台拿钱,弄得有时连面粉钱都付不起了。杰连科夫揪着胡子,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他自己过得也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身怀六甲,常常像猫一样打着响鼻,总是瞪着一双愤愤不平的绿眼睛看所有事、所有人。
她径直向安德烈·杰连科夫走过去,就像没看见他似的;而他呢,抱歉地微笑着,给她让出路来,叹着气。
有时候,他跟我抱怨:
“一切都乱套了。大家什么都在拿,不成体统。我给自己买的半打袜子,一转眼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