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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走到小饭馆，我们就撞见一帮水手在围攻妓院，阿拉夫佐夫织布厂的工人们在守着妓院大门。

“这里每到节假日就要打架！”鲁布佐夫赞赏地说道。他摘下眼镜，看清楚这群保卫妓院的人里有他厂里的同事，于是立即投入“战斗”，还一边煽风点火：

“挺住啊，工厂伙计们！压死这帮蛤蟆！灭掉这帮小鲤鱼！啊哈—哈！”

这场面看上去又怪异又好玩。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是多么灵活多么投入啊，他冲进水手人堆里，冒着他们雨点般的拳头，用肩头把他们顶得双脚离地。这样的打架没有什么恶意，很快活，纯粹为了显示勇气，释放多余的精力；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拥到大门旁，把工人们压在门板上，木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人们亢奋地大声叫喊着：

“揍那个领头的秃子！”

有两个人爬上了房顶，齐声高唱起来：

我们不是小偷，我们不是混混，我们不是强盗，

我们是行船的伙计，我们是捕鱼的渔民！[　俄国民歌中的《盗贼歌》。]

一阵警笛响起，黑暗中，警察制服的铜扣子一闪一闪的，脚底下啪嗒啪嗒不断溅起泥泞，房顶上又传来了歌声：

我们沿着干涸的河岸撒网，

撒向商人的豪宅，撒向货栈和仓库……

“站住！不会打趴下的人……”

“老头子，护住脸！”

后来，鲁布佐夫、我和另外五个人，其中有对手也有朋友，被带往警察局，秋夜寂静的黑暗中，一阵欢快的歌声为我们送行：

嘿，我们捕了梭子鱼四十条啊，

就是要用来缝皮衣啊！

“伏尔加河上的人真是好样的呢！”鲁布佐夫一边感慨，一边不断擤鼻涕、吐唾沫，然后悄声对我说：“你啊，快跑啊！看准时机就跑！干吗要往局子里钻呢？”

于是，我就溜进了一个胡同，后面还有个高个子的水手紧紧跟着，我们跳过了一道又一道篱笆墙。这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可爱的聪明老头儿尼基塔·鲁布佐夫了。

我周围变得越来越空虚。大学生开始闹学潮了，可我不大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闹学潮，动机也不清不楚的。我只看到人们快活地忙来忙去，没觉得这是场悲剧，我想，要是能有上大学的福分，我甘愿忍受严刑拷打。要是谁跟我说：“走，上学去，但是为此我们每个星期天要在尼古拉耶夫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会接受的。

有次，我顺道去了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得知面包工们打算去大学里揍学生：

我立马跟他们吵起来、打起来了，但是忽然转念一想，我其实本来无心为大学生辩护的，因为理屈词穷。

记得我离开面包作坊的地下室时，像个被打残了的人，心里是难以名状的悲哀，想死的心都有了。

深夜，我坐在卡班河岸上，一边往黑漆漆的河水里扔石子，一边不断地反复想着这三个字：

“怎么办？”

为了排解苦闷，我开始学拉小提琴，每晚都在铺子里拉琴，搅得更夫和耗子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学得十分投入，不过，我那个在剧院乐队担任提琴手的老师在课间，趁我离开店铺的时候，打开了我没有上锁的钱柜，我回来正好撞见他把几个衣兜都塞满了钱。一见我出现在门口，他把脖子一伸，凑过来一张刚刚刮过胡子的苦脸，悄悄说：

“嘿，来打我呀！”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淡得近乎无色的眼睛里滚出些油腻腻的泪珠，大得有些出奇。

我很想揍提琴手一顿，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到地板上，把一双拳头塞到屁股底下压住，叫他把钱放回钱柜。他把几个衣兜都倒空，走到门口，站住，白痴似的用大得吓人的嗓门说：

“快给我十卢布！”

我给了他钱，但学拉小提琴这事儿就算是放弃了。

这年十二月，我下决心自杀[　高尔基自杀未遂的时间是1887年12月12日，地点是喀山河岸边的费奥多洛夫山。]。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片段》中曾尝试描述做这个决定的动机，可我没成功，这个短篇小说写得不好、手法拙劣，而且内容缺乏真实。它值得注意的优点，在我看来，正是它的内容完全缺乏这种真实。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阐述这些真实事件好像就不是我的事，这个短篇也不是在写我自己了。抛开这个短篇的文学价值不谈，其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儿让我感到惬意的：好像我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我在集市上买了一支军队鼓手用的左轮手枪，里面装填了四颗子弹，我照着自己胸口打了一枪，以为能打中心脏，结果只打中肺部。过了一个月，我觉得自己简直愚不可及，羞愧难当，就又在面包店干活儿了。

可是没干多久，三月末的一个晚上，从面包作坊去面包店的时候，我在女店员的房间里看到了霍霍尔（罗马斯），他坐在窗户前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一根粗大的香烟，聚精会神地看着腾起的一团团烟云。

“您现在有空吗？”他招呼也不打，直接问我。

“有二十分钟。”

“您坐下，我们谈谈。”

像以往一样，霍霍尔裹着那件扣得紧紧的哥萨克式“鬼皮”上衣，宽宽的胸膛上散落着淡黄色的胸毛，倔强的脑门上立着剪得很短的鬃毛般的硬发，脚蹬一双沉甸甸的男式皮靴，散发着浓浓的焦油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