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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第1页）

报国

美国电影《飘》中的斯佳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经历了辛酸流离的乱世人生，被称作“乱世佳人”。前面提到的李清照，也是一位在兵荒马乱中随宋室南渡、尝尽颠沛流离滋味的乱世佳人。林徽因也不幸遇到了这样苦难的战乱岁月，身心遭受极大摧残。然而，她在乱世里始终从容，在颠沛流离中保持着优雅与高贵。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带考察。而这一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他们在山里见不到报纸，也没有电话，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几天之后来到代县，才知道北平发生了战事。他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抗战爆发的标志，很快北平就沦陷了。身为一名建筑学家，最残酷的事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宛平城、团河行宫等历史名城、名苑惨遭炮火摧残。面对日本人的宴会请柬，梁思成愤然拒绝，带着两三个手提箱举家出走。

9月初，梁思成一家五口上火车去了天津。在天津小住了一段时日，梁思成将此前所有考察古建筑的资料全部存放在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保险库中。10月初，一家人开始往长沙进发，历时二十多天，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长沙。在长沙过了两个月的样子，又开始往昆明撤退。从长沙到昆明，原本十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差不多四十天才到。主要是林徽因患了肺炎发高烧，在晃县一家小旅馆里，一住就是两个星期，直到经过治疗，烧退了才继续上路。到了贵阳又休息了十几天，这样走走停停，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昆明已是1938年1月中旬了。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就读于昆明的恩光小学。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汉奸汪精卫的妻子，只是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听这次演讲。当时梁再冰还跟他们争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她不能去？父母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父母又问她，除了她还有谁没去？梁再冰就说，班上就她和张文朴（张奚若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1940年夏，日军施行“疲劳轰炸”，军机频繁骚扰昆明。梁从诫撰文回忆：“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这年冬天，根据教育部指令，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迁往长江上游的一个千年古镇—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当时的撤退十分慌乱，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坐一辆客车出发。那辆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人多物杂，车厢内拥挤不堪。人们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苦熬时日。

据梁从诫先生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在群狼环伺的急难关头，身体柔弱、外表文静的林徽因竟有如此勇气，不能不说是源自一种母亲的爱！

在四川李庄，梁思成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租住的农舍低矮破漏，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在赴昆明途中就曾因肺炎发高烧，烧退后肺炎却没有痊愈。这次前往李庄途中饱受路途颠簸之苦，到李庄后终于引发了原本已经康复的结核病，卧床不起。这在当年属于不治之症。大西南物资贫乏，李庄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梁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徽因的病情日渐加重。那段日子，她几乎日日咳血，在生死线上挣扎，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原来晶莹有神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此时的情形，正如那位宋代才女李清照所吟：“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也许，每一次风雨都是一次历练，每一次颠沛流离的遭际都是一次内心力量的成长，犹如一只凤凰在痛苦中浴火重生。

而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也不时发作。脊椎软组织硬化症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经常痛得无法坐立。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梁思成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自己亲手为林徽因打针。当时在李庄的生活非常困窘，由于营养不良，林徽因的身体日渐消瘦。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到最后山穷水尽，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又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当掉，换回两条草鱼。即便如此，夫妇俩仍然不改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梁思成提着两条草鱼回家，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虽然曾是出身名门的大小姐，曾是“太太客厅”里的宠儿，但此时的林徽因却丝毫没有娇小姐习气。可以想象，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磨难，经历了家国沦丧和流离失所，林徽因的心智和性情早已历练得成熟而坚强。那个向往浪漫生活的、不知愁滋味的林徽因，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过去的岁月。

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灰心丧气，她开始以一种超然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困顿和苦难。两间简陋的房子，她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户是用粉白连史纸糊过的。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她从田野里采来的各种鲜花。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

她在一封1941年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抵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文字间显出了自我调侃的幽默感，姿态优雅而从容。

家庭生活给林徽因的心灵带来一种安恬和温暖，她曾写道：“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

身体稍微恢复，林徽因便又开始了简单和忙碌的生活。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那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就是在这样几乎是原始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夫妇俩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编写《中国建筑史》。林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她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这一章是全书的主干。

那时，林徽因经常咳血，却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在写作时便进入忘我的境界。林徽因写作时，梁思成常常在挑灯彻夜绘图，因为脊柱严重受损，他俯身在画板上时经常要用一个小花瓶支住下颌，以减轻头部对脊柱的拉抻。费慰梅回忆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费正清和费慰梅了解到梁氏夫妇在李庄的困境后，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婉言谢绝了。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绝不只是空洞地说一说，他们内心确实做好了必死的准备。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一路北进，有直扑四川之势，李庄地区人心惶惶，梁氏夫妇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儿子梁从诫后来曾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榻上的林徽因握住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妈妈的话，梁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

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其实，林徽因是要告诉儿子，中国读书人在这种危难时节只有义不受辱、以身殉国一条路。这也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的气节。

林徽因曾经在李庄病榻上留下一张旧照。一袭素衣，面色平淡，半卧床头，面容清减，然而目光却是那么专注，神采奕奕。那种从容淡定的高华气度直指人心。李健吾先生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曾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