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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塞浦路斯会要求你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来自宗教、道德、社会以及学识等各个方面—如果你深入了解这些东西的含意，就会发现其实不少都是自相矛盾的。主要问题就在于19世纪以来传统的禁欲主义与自1914年之前就渐渐开始盛行的奢侈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低教会派推行清教主义，坚持禁欲，鼓励努力工作，尊重学术荣誉，反对自我放纵；另一方面，奢侈享乐派轻视知识，崇拜享乐主义，鄙视外国人和工人阶级，对于贫穷有着近乎病态的恐惧，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认为，金钱和权力虽然非常重要，但最好还是继承自父辈的荣光，而非来自自身的辛勤工作。总的来说，你被要求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社会成功人士，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各种理想都不过是空中楼阁。我只是明白，就我而言，它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想要实现这些，不仅取决于你做了什么，更取决于你是什么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岁或十一岁时，我就知道一件事了—虽然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但我也不是简单的脑袋一拍就得出这个结论：在我生存的这片土地上，要是你没有十万英镑，你就是个废物。至于为什么是十万？大概是因为我读了萨克雷的著作。十万英镑的年息是四千英镑（我是按照比较保守的年利率4%计算的），在我看来，如果你属于真正的上流社会—就是那些住在乡村别墅里的人，这已经是最低标准了。但显而易见，除非我投了个好胎，否则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通向那座天堂的大道，我不属于那里。如果你真想挤进去，那就只能通过一项名为“进城”的神秘活动去赚钱了。可当你好不容易挣得盆满钵满，打算荣归故里时，却已经又老又胖了。那些上层阶级真正令人羡慕之处在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富有了。对于像我这样雄心勃勃、不甘人后的中产阶级—这些通过考试的人来说，只有通过艰苦的奋斗才可能获得成功。你考入公校，获得奖学金，毕业再考入公务员或驻印公务员体系，或者成为一名律师也行。但这中途若你胆敢有丝毫的“偷懒”或“松懈”，错过晋升路上的一个小阶梯，你就可能变成一个“办公室内年薪四十磅的小打杂的”。不过，即使你费尽千辛万苦爬上了你能碰到的最高位置，你也只不过是那些真正的上层阶级手下的一个员工、一个奴才罢了。

有些东西即使黑佬鬼和老滑头没有教我，我也会从其他男孩那里学到。回顾过去，我们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小聪明、势利和虚荣—我们对于那些贵族的姓名和住址一清二楚，可以迅速发现每个人的口音、言行举止以及衣服式样之间的细微差别。那里有些孩子，即使在冬季最寒冷、最难熬的日子里，毛孔里似乎也弥漫着满满的铜臭味。每学期开学和结束时，总会有一些男孩，带着他们特有的天真和势利，在学校里高谈阔论，什么他们有多少来自瑞士和苏格兰的仆从，什么从荒原里猎来的松鸡，或者“我叔叔的游艇”，或者“我家的乡村别墅”，还有“我的小马”和“我爸爸的房车”。我想，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居然如此信奉这纯粹且粗俗臃肿的财富，并且抛弃了任何贵族的优雅—这在1914年以前尤其显著。

这是属于疯狂的百万富翁的时代，他们头戴帽檐微卷的大礼帽，身穿淡紫色的男士马甲，在广阔的泰晤士河上驾驶着风格华丽的洛可可式游艇，举行着奢侈的香槟酒会。这是属于空竹的清响和性感的铅笔裙的时代，这是属于头戴灰色圆礼帽、身着得体燕尾服的花花公子的时代，这是属于《风流寡妇》、萨基的小说、《彼得?潘》和《彩虹尽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会去布莱顿的海滨欢度周末，去特罗克的酒店品尝美味茶点，所有人的嘴里总是叼着巧克力或雪茄，张口就是“太棒了”“真爽”或者“真痛快”。从1914年往前数整整十年，所有人似乎连呼吸都变得越发庸俗，并带着越发幼稚的奢侈感，空气中弥漫着润发油、薄荷甜酒以及软心巧克力的味道—可以说每个人都沉浸在一股奇怪的氛围里—大伙儿依偎在绿色草坪上，听着伊顿赛舟的歌声，吃的似乎是永远也吃不完的草莓冰激凌。最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上层和中上层阶级能让手里的财富永不停歇地增长下去，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一点必将成为世间真理的一部分。等到1918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情况比前几年好些了，因而势利和享乐主义再次卷土重来，不过这次这类风气与时局不太相合，因而处于守势。在战前，人们盲目地崇拜金钱，从不会产生任何良心上的内疚和自责。金钱之于人类就像健康或美貌一样，它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辆奢侈的汽车、一个贵族头衔或一群仆人，这些东西已经和真正的美德没什么区别了。

在圣?塞浦路斯时，由于学校近似于军事化的管理剥去了我们或光鲜或暗淡的外在，因此反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民主的环境。但是，只要一提到假期，外界的攀比之风将迅速刮入校园—汽车、管家和乡村别墅—学生们竞相争斗，立即形成了阶级差别。还有一点很奇怪，学校里莫名地充斥着对苏格兰的狂热崇拜，这也是各个学生之间价值观差异的根本问题所在。老滑头自称自己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她很喜欢苏格兰男孩，甚至鼓励他们脱掉校服，换上祖传的格子呢苏格兰半身裙，她还给她的小儿子取了一个凯尔特语的名字。我们应该钦佩苏格兰人，最起码看起来得这样—因为他们“冷酷”而“阴沉”（可能用“严厉”更恰当吧），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学校的大讲堂里，有一幅钢版雕刻画，上面刻画的是滑铁卢战役中苏格兰灰骑军冲锋的场面，看上去所有战士都沉浸在冲锋的快感中。我们对苏格兰的印象是由络腮胡子、小山坡、苏格兰方格呢短裙、苏格兰毛皮袋、苏格兰双刃大砍刀和苏格兰风笛等组成的，莫名其妙地，所有这些东西就跟稀粥、新教和寒冷气候的提神效果联系在一起了。但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却还有着不为人所知的暗潮涌动。对苏格兰狂热崇拜的真正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大富大贵之人才能去那里避暑。这种假惺惺的崇敬向往不过是用来掩盖侵略苏格兰的事实罢了。侵略者毁掉了高地农民的农田，改建成猎鹿场，作为恩赐和补偿，又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仆人。谈到苏格兰时，老滑头的脸上总是带着天真而势利的笑容，有时她甚至在说话时都试着带上一点苏格兰口音。苏格兰是属于私人的天堂，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谈论它，外人在它面前只能自惭形秽。

“你今年假期要去苏格兰吗？”

“当然！我们每年都去。”

“我父亲在那里拥有一条三英里长的河流。”

“我爸爸要在我十二岁生日那天送我一把新枪作为礼物。我们去的地方有种乌鸡，很适合打猎游戏。出去，史密斯！你跑过来听什么？你都没去过苏格兰。我敢打赌，你肯定不知道乌鸡长什么样子。”

接着，这群富家子弟就开始像模像样地模仿雄性乌鸡的打鸣声，模仿牡鹿的叫声，模仿私人仆从的奇怪口音，诸如此类。

而那些出身不明的新生时常会受到老生的盘问摸底—他们的问题异常刁钻并且带着明晃晃的不怀好意，摆明了想让人下不了台。要知道，这些审讯官才不过十二三岁！

“你爸爸一年能挣多少钱？你家在伦敦的哪个地方？是骑士桥还是肯辛顿？你家有几间浴室？有多少仆人？你有男管家吗？好吧，那你有厨师了吗？你的衣服是在哪里做的？你在假期里看了几场演出？你带了多少钱过来？……”

我见过一个新生，还不到八岁，面对这些盘问不得不拼命说谎应付：

“你父母有车吗？”

“是的。”

“什么牌子的车？”

“戴姆勒”。

“多大马力？”

（一阵令人窒息的安静，他不得不瞎猜）“十五匹。”

“车上用的什么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