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一块璞玉,苦难是雕刀,每一次的切割与打磨,都是为了露出内里的莹润光泽。
一
清晨的理疗时间到了,我缓缓展开手指——那些关节像是生锈的门轴,每动一下都发出无声的呻吟。康复师小赵握着我的手,温和而坚定地帮我做拉伸。
“疼吗,杨先生?”
“疼。”我如实说,“但疼说明它们还能动。”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与一具逐渐老去的身体谈判,在疼痛的边界上试探,在僵硬的限制中寻找可能。九十六岁了,我比谁都清楚,停止锻炼的那一刻,才是真正衰老的开始。
小赵一边按摩我手指的关节,一边说:“您这双手,写了那么多书,现在还要受这种罪。”
我看着她年轻光洁的手,想起七十年前在牛津图书馆抄写笔记的情景。那时的手多么灵活,一天能抄上万字也不觉得累。但灵活有灵活的用处,僵硬也有僵硬的智慧——灵活时追求广度,僵硬时追求深度;灵活时向外探索,僵硬时向内沉淀。
“你知道吗,”我对小赵说,“这双手现在的价值,也许比年轻时更大。”
她不解地看着我。
“因为它教会我两件事:什么是限度,以及在限度内还能做什么。”
二
早餐后,我照例要读一会儿书。今天翻开的是《孟子》,正好读到那段著名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时读这段话,觉得是古人的自我安慰——把苦难神圣化,好让自己忍受得心甘情愿些。现在却有了不同的理解:苦难本身没有价值,但人对苦难的回应可以创造价值。
我想起父亲书房里挂的一幅字:“玉不琢,不成器”。那是祖父写的,颜体楷书,端庄厚重。我小时候常常盯着那幅字看,觉得“琢”字特别残忍——好好的玉石,为什么要用刀去刻、去磨?
首到后来,当我自己的生命一次次被命运的刀雕刻时,才明白:未经雕琢的玉石只是石头,未经锻炼的人生只是活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我和锺书带着刚满周岁的钱瑗,从北平南下,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流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锻炼”——不是书房里的思考,而是生存层面的考验。
在上海租界,我们住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阴冷似冰窖。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但奇怪的是,物质越匮乏,精神越需要寻找寄托。
锺书开始构思《围城》,我则尝试翻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我们没有桌子,就把箱子摞起来当书桌;没有台灯,就借着窗外的路灯写字。瑗儿睡熟了,我们才敢点起小小的油灯——煤油太贵,要省着用。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翻译一篇伍尔夫的文章,突然听到警报声。那是日军空袭的预警。我本能地扑到床边护住瑗儿,却发现锺书还在写作。
“快躲起来!”我着急地说。
他抬起头,眼神异常平静:“季康,你记得孟子说的‘不动心’吗?危险是外来的,镇定是自己给的。”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锻炼”的真正含义:不是在顺境中积累,而是在逆境中坚守;不是能力的增长,而是心性的成熟。
三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学校放学了。这让我想起钱瑗上学时的情景。
瑗儿小学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有一次她患了肺炎,住院半个月。出院那天,医生嘱咐要好好休养,不能劳累。但第二天就是期末考试。
“要不跟老师说说,缓考吧?”我建议。
瑗儿摇摇头:“妈妈,我能行。”
那天晚上,她发烧到三十八度,还在复习功课。我心疼得不行,她却说:“生病是身体的锻炼,考试是意志的锻炼。我不能两样都躲。”
最终她考了全班第一。拿着成绩单回来时,小脸红扑扑的,不知是烧的,还是兴奋的。她说:“妈妈,我发现了一件事——最累的时候坚持下去,会有双倍的收获。”
这句话我一首记着。后来在很多艰难时刻,我都会想起女儿红扑扑的小脸和亮晶晶的眼睛。她不知道,她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道理:锻炼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选择;不是忍受苦难,而是在苦难中寻找成长的可能。
瑗儿长大后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她对待学生严格而出名。有学生抱怨作业太多,她总是温和而坚定地说:“学问是练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你现在恨我,将来会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