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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从容的归处（第1页）

走到人生边上，才明白最曼妙的风景不是抵达何处，而是能以何种姿态行走；真正的归处不在远方，而在每一步的踏实与从容。

一

晨光第五次透过这扇窗棂时，我九十八岁了。

醒来时身体如常疼痛——膝盖、手指、肩膀，这些陪伴我大半生的“老友”准时前来问候。我没有立即起身，只是静静躺着，感受疼痛在年迈躯体中的游走路径。奇怪的是，疼痛依旧，焦虑却少了。就像听惯了的风雨声，不再惊扰，反成背景。

保姆轻手轻脚推门进来，见我睁着眼，轻声道：“杨先生，您醒了？疼得厉害吗？”

“还好。”我慢慢坐起，“疼是活着的证据，不疼反倒让人担心。”

这话让她愣了一瞬。年轻时我也惧怕疼痛，视之为敌，欲除之而后快。如今才懂得，疼痛与呼吸一样，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抗拒它徒增烦恼，接受它反得自在。

窗外的梧桐又添新叶，这是我看它的第七十八个春天。1943年搬进这条弄堂时，这些树还只是细弱的苗。如今它们亭亭如盖，我也走到了人生的深秋——不，该是初冬了。但冬天有冬天的好，删繁就简，万物显其本真。

二

早餐仍是白粥，配一碟自己腌的萝卜干。简朴到极致，却自有真味。年轻时读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总觉得是圣贤境界，凡人难及。现在明白，简朴不是贫穷的无奈，而是选择的智慧。

钱锺书晚年常说：“季康，咱们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学会了‘足够’。”是啊，足够。书足够读，饭足够吃，衣足够暖，屋足够住。超出“足够”的，多是负担。

想起在牛津的日子。那时我们租住在圣约翰学院附近的小公寓，只有两间房。但朝南的窗正对花园，春天时蔷薇爬满窗台。锺书在窗下写《围城》，我在旁边译散文。空间虽小，精神却自由。

有次房东太太来收租，看着我们满屋的书，摇头说：“你们该换个大房子。”锺书笑答：“心宽，屋自宽；心窄，宫殿也如牢笼。”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后来无论住在清华的教授楼，还是文革时的牛棚，抑或如今这间老屋，始终记得：真正的空间不在丈量，而在感受；真正的富有不在占有，而在体验。

三

上午，我继续整理钱锺书的手稿。这是第九遍整理了，每次都有新发现——夹在书页里的便条，写在信封背面的诗句，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

手有些抖，动作很慢。但慢有慢的好，慢能看见匆忙时忽略的细节。就像此刻，我抚过一张1957年的稿纸，上面有他修改《宋诗选注》的痕迹。某个字涂了又写，写了又涂，最终定下的那个，闪闪发光。

整理遗稿这些年，我渐渐明白：从容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专注一事时不急不躁。就像锺书当年校注宋诗，一个字能考证三天；就像我翻译《堂吉诃德》，一句话能琢磨一周。外人看是慢，我们知道，这是对文字的敬畏，对学问的忠诚。

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手稿差点被毁。我连夜把它们分藏在煤堆里、墙缝中、地板下。红卫兵来抄家时，我出奇地平静——不是不害怕，而是知道害怕无用。从容往往生于绝境，当你退无可退，反而能站稳。

最危险的一次，他们发现了《管锥编》的部分初稿。我平静地说：“这是批判用的材料。”他们半信半疑，最终还是扔还给我。那一刻我知道：从容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恐惧中依然能思考；不是没有危机，而是危机中依然能找到出路。

如今这些泛黄的纸页安然躺在晨光中，像经历过风暴的船只终于归港。我的整理，是给它们一个妥帖的归处，也是给我自己的思念一个安放。

西

午睡醒来，听见楼下孩子们放学的声音。欢笑声、脚步声、自行车铃声，交织成初夏午后特有的喧闹。

这让我想起钱瑗。她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是一边上楼一边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声音清亮，像摇响一串银铃。后来她长大了，在北京教书，每次回上海，还是那个习惯：“妈，我回来了！”

如今这声“回来了”再也听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她真的离开。当一个人活在你心里，她就从未远去；当一种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死亡也无法夺走。

瑗儿走的那年春天，白玉兰开得特别早。医院窗外的树枝上，一朵朵洁白的花盏向着天空。她弥留之际，我握着她的手，轻声说：“瑗儿，不怕，妈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