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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纸上的沉香（第1页）

《对照记》出版后，如同一枚迟来的月亮，将半个世纪的苍凉淡淡地铺洒在世纪末的书桌上。张爱玲在洛杉矶的最后几年里，时光像她笔下的白流苏，成了“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她开始整理那些从未示人的笔记，散落的纸片上爬满了细小如蚊蚁的字迹——有些是《小团圆》的初稿片段，有些是读《红楼梦》时突如其来的梦呓，更多的是关于食物的记忆：城隍庙的梨膏糖气味如何粘住1936年的黄昏，香港大学附近糖水铺里杨枝甘露的甜，竟比战火更真切。

1994年春天特别漫长。她在超市买减价牛奶时，看见华文报纸副刊整版讨论《红玫瑰与白玫瑰》。年轻评论家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佟振保，称他是“东方俄狄浦斯的失败变体”。她推着购物车在冷鲜柜前站了很久，白炽灯照得铝制货架一片惨白。忽然想起胡兰成当年说的话：“你的小说里，月亮都比别人的凉。”那时她正煮着桂花酒酿，蒸汽模糊了眼镜片，随口应道：“月亮本就不该是热的。”——这对话的碎片忽然从记忆深处浮起，像沉船里飘出的一个气泡，升到1994年加州超市的天花板，“啪”地碎了。

她开始用紫色墨水在日历背面写些零散的句子。某日写的是：“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写罢自己先笑了——这竟是西十年前《更衣记》里的句子，如今倒成了自己生活的注脚。衣柜里早年带来的旗袍早己不穿，但每年梅雨时节仍要取出晾晒，防蛀的樟脑丸气味弥漫开来，确确实实是“甜而稳妥”的，稳妥得让人心慌。那些丝绸抚上去依然冰凉，只是颜色褪得像被水洗过无数次的梦，桃红成了浅粉，宝蓝成了灰青。她记得母亲有件墨绿织锦旗袍，离沪前夜母亲穿着它在镜前旋转，裙摆开出一朵墨绿色的花，说：“衣服要穿在看得见的地方。”这句话后来被她改写成“钱要落在看得见的地方”，如今想来，两者竟是一回事：都是要在虚无里抓住一点具体。

某个深秋的下午，她翻出一本1947年的笔记簿。牛皮纸封面，内页有淡蓝横线。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玉兰花瓣，脆得一碰就碎成粉末。花瓣旁是她用钢笔抄录的李商隐：“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墨迹己褪成铁锈色。她忽然想起这是写《倾城之恋》那年抄的，那时范柳原和白流苏还在稿纸上跳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也成全了她自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这句话后来被无数评论者引用，却很少有人追问：成全之后呢？就像没人问过白流苏，在得到婚姻这座城池后，城里的日月该如何度过。

她戴上老花镜，在便条纸上写：“也许每个作家都有两个人生，一个在日光下，一个在纸页间。日光下的会老去、褪色、消散；纸页间的却被文字腌制成了标本，永远保持着当时的姿势和温度。”写到这里停住了，因为听见隔壁墨西哥裔邻居家传来生日歌的旋律，孩子们的笑闹声像彩色玻璃珠滚过地板。她想起自己从未在作品里好好写过孩子——除了《金锁记》里被黄金枷锁劈杀的儿女，除了《花凋》里夭折的川嫦。母亲的形象在她的文字里总是缺位的，或是扭曲的，像照哈哈镜。黄逸梵漂泊的一生，在女儿笔下变成了曹七巧畸形的母爱，变成了《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精明的算计，变成了《半生缘》里顾太太庸俗的势利。这是报复吗？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纪念？她把便条纸揉成一团，投进字纸篓，那团白纸在空中划了道弧线，竟像一只垂死的鸽子。

1995年春节，她收到台北寄来的《张爱玲全集》样书。厚重的精装本，烫金书名，像墓碑般庄重。她翻开第一卷，《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篇依然那样写着：“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五十二年了，葛薇龙还在梁太太那栋华屋里一步步走向沉沦，而她这个说故事的人，己从上海走到香港，从香港走到美国，走到这间窗帘终日紧闭的洛杉矶公寓。书页间飘出新鲜的油墨味，混着陈年的沉香屑气味——那气味是从文字里渗出来的，穿越半个世纪，依然钻心蚀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