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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请筛查我（第3页）

多亏了奈杰尔的领导，在2017年成立了一个由携带者筛查研究人员组成的澳大利亚核心团队。当时，我不得不在10天内向两对父母传达可怕的消息，那次经历促使我去接触这个团队，我们决定一起写信给联邦卫生部门，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

随后在堪培拉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卫生部原则上支持一个试点项目，但没有具体的方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卡塞拉夫妇。麦肯齐的神经科医生米歇尔·法勒（MichelleFarrar）把我介绍给了瑞秋和乔纳森，他们安排我们在那个房间里与亨特部长会面。卡塞拉夫妇谈到了麦肯齐的生活和他们失去她的痛苦。他们敦促推广携带者筛查。显然，部长被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亨特已经是基因组医学研究的坚定支持者，他承诺会采取行动，而且说到做到。政府承诺向一个研究项目投入2000万美元，该项目旨在确定如何最好地在澳大利亚引入携带者筛查，其目标是让任何希望接受筛查的夫妇都可以免费检测。这个项目被亨特命名为“麦肯齐的使命”。

我与奈杰尔·莱恩和来自维多利亚的马丁·德拉蒂奇（Martiycki）共同领导了这项研究[188]。德拉蒂奇长期倡导遗传病筛查。我们计划在研究过程中对1万对夫妇进行筛查，对携带者筛查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你可能会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剩下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如何最好地进行筛查，仍有许多细节有待解决。

项目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我们到底应该筛查什么。这似乎很简单—不就是选择那些严重的遗传病进行筛查吗？但这看似简单的选择又带来了困难。你所谓“严重”到底指什么呢？对于许多遗传病而言，这容易判断。难以梳理的毛发也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189]，但鲜少有人会认为这种病严重到需要进行筛查。这些信息对大多数人没有用处—当然，不太可能有很多人会因此改变他们的生育决定。在另一个极端，像泰—萨克斯病这样的致命遗传病判断起来也很简单。几乎所有认为筛查是一个好主意的人都会把它包含在内。但有许多遗传病处于灰色地带，有些人可能认为它们已经足够严重，而另一些人则不然。以耳聋为例，大多数商业筛查检测至少包括一种形式的耳聋，但这到底有多严重呢？一些人认为这根本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疾病”—有人认为治疗耳聋是一种文化灭绝，因为它可能会消除聋人群体和他们的语言。

最终的基因列表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1300个基因及与其相关的700多种疾病。基因的数量比疾病多，因为很多疾病都是由多种不同基因的变异引起的。当然，其中很多非常罕见，对于大多数遗传病而言，在我们筛查的10000对夫妇中，没有哪对夫妇有25%的概率生下患病的孩子。

其他一些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相当简单。例如，10000对夫妇中有多少会被确定为其中一种疾病的携带者？这个很简单，但很重要—如果你想要计划一个全民筛查项目，你需要知道哪些资源有用，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一个同样实用的问题是：筛查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考虑到遗传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似乎有些冷酷无情，但是，如果政府要为筛查买单，它需要知道自己是否负担得起，所以卫生经济学家是我们团队的重要成员。其他问题更复杂：做这种筛查的伦理含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设计出一个趋利避害的项目？我们如何将我们得出的研究证据尽可能高效地应用于医疗实践？[191]诸如此类。

没有完美的筛查项目。在识别哪些人患有遗传病或携带遗传病致病基因时，我们的知识总是存在缺口，能力也会受到限制。不过，我仍充满信心。我希望在几年内，我们将能够为所有渴望接受筛查的人提供这一选择。我希望许多人会选择接受筛查，虽然大多数人会得到宽慰的消息，但对于那些检测出有很高概率会生下患病孩子的人来说，这些信息将大有裨益。

最为重要的是，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减少与年轻夫妇的会面，让那么多年轻父母不用听到关于他们孩子的坏消息。

遗传学领域有很多值得乐观和兴奋的事情。目前为止，这本书讲述的都是遗传学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它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那么未来呢？

[167]　这是一类被称为神经管缺陷（ubedefect）的严重畸形疾病，包括无脑畸形（anencephaly），即胎儿的大脑、头盖骨以及头皮都没有发育好；脊柱裂（spinabifida），即胎儿脊柱外露导致羊水与脊髓接触，造成胎儿脊柱裂口以下瘫痪。女性在怀孕前或孕早期服用叶酸可以极大地降低胎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概率，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之一。

[169]　罗伯特·格思里（Ruthrie，1916—1995），美国微生物学家、内科医生，发明了一种快速的新生儿苯丙酮尿症筛查方法。—译者注

[170]　乔治·斯塔马托扬诺普洛斯（GeeStamatoyannopoulos，1934—2018），希腊科学家、内科医生，于1996年创立了美国基因与细胞疗法学会。—译者注

[171]　在后期的职业生涯中，斯塔马托扬诺普洛斯开创了基因疗法的先河。他的职业生涯漫长而辉煌，见证了从第一个基因序列的发现到基因疗法成为现实的全过程。

[172]　说巧不巧，比克尔和格思里的生日都是6月28日，也就是现在的国际苯丙酮尿症日。

[173]　不寻常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她叫希拉（Sheila）。她在17个月的时候被诊断出患苯丙酮尿症，据称，当时她母亲恳求比克尔想办法救她，而历经万难，比克尔和他的同事们成功了。

[174]　这种疗法非常有效，但对患者家庭来说可能是一大挑战。患者要遵循一套极其严格的饮食规律，他们必需的膳食补充剂虽然做得越来越可口，但还是有一种十分特别的味道。此外，定期的血液检测也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患有苯丙酮尿症的孕妇来说，日常健康管理的标准更为严格，因为即便是血液中苯丙氨酸的水平轻度升高，对发育中的胎儿后果也可能非常严重。另外，顺便提醒你一下，如果你钟爱无糖饮料，喝的时候不妨看看手里的易拉罐：它的侧面很可能写着“苯丙酮尿症患者不宜饮用—含苯丙氨酸”。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aspartame）含有苯丙氨酸，对一个患有苯丙酮尿症的人来说，一罐健怡可乐的阿斯巴甜含量都可能引发问题。

[175]　格思里想出的检测方法虽然简单，却十分精巧。在琼脂培养基上培养细菌，培养基中含有的一种物质可以阻止细菌使用苯丙氨酸。无法使用氨基酸就会抑制细菌的生长（实际上它们在挨饿）。这时，在琼脂上放上一圈浸满了婴儿血液的滤纸。如果婴儿的血液中含有大量苯丙氨酸，就会克服阻碍物质对细菌的影响，细菌就可以继续生长。而苯丙氨酸越多，它们长得就越好。你也可以同时将采集自多个儿童的血液样本都置于培养基上培养，当然，你要记录好它们分别来自哪一个孩子，再观察哪些血斑（如果有的话）会让细菌生长。

[176]　在此之前，一些地区采用了一种效果较差的利用尿液进行新生儿筛查的方法。

[177]　准确地说，是罗伯逊易位。

[178]　绒毛膜绒毛取样是另一种常用的检测方法。

[180]　我曾经因为这个严重冒犯了我们的一位遗传学顾问：我在她35岁生日那天祝她“AMA日快乐”。其实“高龄产妇”这一术语并不恰当，因为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35岁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高龄”。产科学中还有一个更糟的术语—“高龄初产妇（elderlyprimigravida）”，即35岁及以上的初次怀孕的女性。起这个名字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81]　我们很难确定发明某些产前筛查方法的关键人物，因为这些检测都是很长时间以来在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开发出来的。中国科学家卢煜明（DennisLo）是开发非侵入性产前筛查的第一人，来自澳大利亚的凯普罗斯·尼古拉迪（KyprosNicolaides）则是率先将超声波应用于唐氏综合征筛查的科学家。

[182]　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你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测序，但原理是一样的。

[183]　其他原因主要是技术性的，但一个罕见的原因是母亲患有癌症。癌细胞几乎都有染色体异常，而它们又会将这种含有异常染色体的DNA释放进母亲的血液中。很多女性就这样意外地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184]　最合适的确证检验应该是羊膜穿刺，因为绒毛膜绒毛取样检测的也是胎盘，而非直接检测胎儿。

[185]　这叫作检测的阳性预测值（positivepredictivevalue，PPV）。

[186]　是的，这个数字精确得令人怀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里有更详细的数据：前三大杀手分别是心血管疾病，为1780万人；癌症，960万人；呼吸系统疾病，390万人。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许多其他原因，包括谋杀（405346）、溺水（295210）、恐怖主义（26445）、自然灾害（9603）。那一年，每有1人死于恐怖袭击，就相当于有23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小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的报纸头版总是关于疟疾灾难的报道。你的报纸不是吗？不知为何，我的也不是。

[187]　你可能会认为，既然有两个错误基因的拷贝就会导致致命的地中海贫血，这种基因就不会在人群中变得普遍。但事实上，如果10人中有1人是携带者，那么在100对夫妇中，只有1对的双方都是携带者（110×110），而每400个孩子中，只有1个会患上地中海贫血（110×110×14）。如果携带者能够受益，110的人都能够受益，只有1400的人会受到负面影响。

[188]　与马丁、奈杰尔以及无数参与这一项目的人共事是一段美好的经历。似乎大家都愿意为“麦肯齐的使命”出一份力。

[189]　虽说我没有这种遗传病，但我也有这种困扰，因而也在接受治疗—就像很多我这个年龄的男性一样。

[191]　这是一门叫作实施科学（implementationsce）的新兴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