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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们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还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请去开座谈会。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问题。当然，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过于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靠前的。虽然当时已经有几个国家批准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声势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999年：《性的问题》

《性的问题》一书是我在性的问题上的一些思考的结晶。其中被人们了解较多的当属对我国现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原因是我在一些讲座中把这个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题目讲过，在评论时事的文章中也使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例如**品问题、卖**问题、聚众**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等等。而我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专著中的一些观点，直到十几年之后，仍然被认为是“前卫”和“先锋”的，这是褒义的说法，而贬义的评价则是“超前”的，不断成为涉性问题社会论证的焦点。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性有关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涉及有受害人的行为，另一类行为根本没有受害人。即使前一类法律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而后一类法律更是问题多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我国涉性法律的改善，我甚至想用后现代理论最忌讳的一个词——进步——来说明我的目标。因为虽然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习俗、规范和法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我们有些法律和规范实在是太过原始，太过野蛮，太过落后。用我后来常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它们已经是一些活着的恐龙了。对它们的批判和改变甚至已经不再属于“相对合理”的范畴，而是属于“绝对进步”的范畴了。

2000年：《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儿理论》一书是我的一部译文集。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性别问题研讨班期间搜集到的。在这个研讨班上，我有幸会见了文章被收入书中的几位作者，如葛尔·罗宾和朱迪斯·巴特勒，亲耳聆听了她们的高论。我还利用有限的逗留时间，跑到罗宾的班里去听过课。记得她在课上放了一段旧金山女同性恋酒吧的录像带——她的课是关于女同性恋的研究。她对虐恋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经的一位女友帕特·柯丽菲亚是虐恋的活跃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们在业余时间跑去旧金山，住在丽莎·罗芙的家里，晚上借来虐恋的录像带观赏。丽莎安排我与虐恋的活跃分子见面，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旧金山最著名的虐恋用品专卖店。我们还在咖啡馆里见到非常成功的易装（男变女）演员。我至今还记得罗宾对我们讲述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当中发生的“性论战”的情景。那个研讨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这本译文集就是我对那个研讨班的一个记忆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及其越轨行为的理论。

2001年：《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资料写作而成的。书里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及其模式变迁。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当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对于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诲，我始终念念不忘，并且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之所在。

在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郑宏霞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既是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研究线索“引导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写作者。

2001年：《福柯与性》

《福柯与性》是我对福柯《性史》一书的解读。在所有的学问家中，福柯是我的最爱。他的所说、所写、所作、所为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我的解读，既有对《性史》一书的解读，也有对福柯这个人的解读。虽然我自知自己一生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高度，但是像他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内心秘密的梦想。福柯的名言“人的生活应当成为艺术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指南。

在我的心中，福柯不仅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活的导师。尽管如此，我对他这个人并没有仰望的感觉，而是“心有灵犀”、可以面对面通过无言的眼神来交流的朋友的感觉。我通过这本书把我内心的一位秘密朋友介绍给大家，暗自希望人们也会像我一样喜欢他。

2002年：《西方性学名著提要》

这是我主编的一本书，其中将西方所有关于性学的重要论著网罗一空。由于为他人的著作做摘要简介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情，我想出一个狡猾的办法：从来不爱开课的我，那一年为研究生开了一门性社会学的课。而几十位学生的学期作业就是每人一篇性学名著的提要。我把学生们的作业编辑加工，就编成了这本书。这也是很多学生第一次成为正式出版物的作者，所以学生们都很兴奋，写得不错，有的人甚至不只是提要，竟写成了对那本书的读书笔记。后来，书正式出版了，大家不但在他们的文字下面署了名，而且得到一点稿费。虽然数目很小，但是研究生为自己的作业得到报酬的事还是很少发生的，如果不是空前绝后的话。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其乐也融融。

2003年：《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一书是我的读书心得，由台湾专门出教材的五南图书公司出版。女性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它也往往是一个边缘化的话题。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人们，女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样的理论和流派，在主张些什么；还想告诉人们，我们往往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两性关系》一书是依据性别平等问题的经验调查资料，对性别研究领域各类问题的思考写作而成的一本专著。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义》一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都属于性别研究领域，但是《女性主义》一书以理论阐述和介绍为主，《两性关系》一书则是对与两性关系有关的各个方面的经验调查数据的梳理和汇集。

2005年：《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

这本书是我与同性恋者在网络上的对话录，对话对象主要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故事十分感人，她们的爱情十分真挚。但是她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会感受到许多的压抑和困惑。因此，对话涉及她们的生活故事，涉及她们的痛苦和快乐，焦虑和渴望。

2006年：《性别问题》

做了一个小样本的调查，涉及男女平等问题上的各个方面。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此前出版的《性的问题》的姊妹篇。对于不熟悉性别与性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人们来说，由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交叉（例如，对女性的性活动的研究就既涉及性别领域，也涉及性领域；对卖**问题的研究也涉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很多人容易将这两个研究领域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对象、范畴和关注点绝大部分是相互独立而并不重叠的。

2009年：《社会学精要》

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一部旧作。当时，我刚刚从历史专业转到社会学，对与社会学有关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和热情。所以这是一部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人的充满探索新领域的热情的试笔之作，对于同样刚刚涉入社会学领域的人们，这部书对他们了解这门学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2009年：《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这本书是我退休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社会学调查。2006年春做调查计划，2006年10月至2007年夏做田野调查。调查地选在河北省和山东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小村庄。之所以选上这个村完全是因为我的关门弟子王水是这个村庄中土生土长的女孩。

王水这个学生很有特色，最早结识她是因为她是《王小波全集》的责任编辑。这个学生完全是一个工作狂，而且自己还写东西。在博士生面试的时候，别的学生一般有一两篇出版物就很不错了，可是王水抱来了她写的、译的和编辑的八九本书，给所有的考官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女孩最不同寻常的是，朴实至极。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一反别的农村孩子会尽量回避自己出身的做法，告诉我，她每到农忙而手头能抽出空闲的时候，就会回到村里帮助父母干农活。她现在已经是一位年薪几十万的成功白领人士，是全村人教育孩子时全都要提起的榜样，可还是那么朴实无华。

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看上去很寻常的，平淡无奇。这是社会学调查的一个特点：它关注的是常态，而不是关注特例或者戏剧性事件。但是，即使如此，这项调查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比如，在村里有一个妇女在来客时不可上桌吃饭的习俗，这在男女平等大潮势不可挡的当代中国，是非常扎眼的一个习俗，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的韵味是相当丰富的。真希望像这样的发现能够多一些，可惜多数情况还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常态，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是这么不喜欢常态，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做社会学研究呢？我不禁扪心自问。这也许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性少数派研究的一个原因，同性恋呀，虐恋呀，这些事才能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正像福柯有次说过的那样，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一个动机。这也是我退休后去写小说的一个原因：我的心最终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受不了枯燥的。我最终不得不遵从我的内心，就像乔布斯所说的那样。

2010~2013年：写小说

开始尝试写小说。写作的过程有出乎意料的享受感觉。想起有个朋友，生了个女孩，这孩子很怪，从四五岁起，坐在钢琴凳上就不下来，父母叫吃饭都不乐意下来。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小女孩。虽然很可能不知所终，但是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在退休之后的日子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有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大好的时间啊。能写多少东西呀。

读书和写作，这就是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当然还有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