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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年史 01（第2页）

印象最深的几本书，一本是雨果的《九三年》，它浓墨重彩地描画了一幅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在“地上的战争”之外的“天上的战争”，前者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后者是人心灵中善与恶的斗争。一位正在被共和军追捕的贵族保守党重要成员，因良心发现返回被大火焚烧的城堡中救出三个孩子，他如果不救人就能逃脱追捕，如果救人就会被捕和被判死刑，在这生死抉择的关头，他毅然选择了救人和从容赴死。这本书对心灵的震撼真是无与伦比，记得我读这本书时泪流满面，这个场景被刻入心灵深处，终生难忘。

另一本书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本书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那种阅读经历真是绝无仅有。因为我们所处的“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跟书中所描绘的社会简直太像了，阅读时的心情只能用心惊肉跳、惊心动魄这样的词来形容。书里的每句话、每个情节都像泄露天机，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其中每句话单拿出来都是足以导致受批判甚至进监狱的“反动言论”，在当时那种极度恐怖、极度高压的社会氛围中阅读这本书，是全世界的人读其他所有的书都不会有的一种感觉，而且也是时过境迁之后自己也不会再有的一种感觉。

1973年：山西农村

从这一年的4月开始，我在山西农村——父亲的老家待了两年。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对我很好。姑父是个阴阳先生，有点神神道道的。老乡很朴实。我那段时间只做两件事，一是下地干活，二是抽空读书。

农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晨的气味。早饭前我们年轻人就出去干第一班活了。走在庄稼地里，空气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甜丝丝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好像能受用一整天，如果不是一辈子的话。那是我对农村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干活在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经过内蒙古兵团的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山西农村妇女干的那点活简直像玩儿一样。山西农村的妇女原本是不下地干活的，只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干完家务就串串门子聊聊天打发日子。估计是从集体化以后，妇女才开始干大田里的活。尤其是知识青年插队后，引起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阵惊慌：这些女娃把工分都挣走啦。虽然一个工分也就值几分钱，可那也是钱呀。村里成立了铁姑娘队，我还当过一任铁姑娘队长。看她们挑两小筐土还被压得晃晃悠悠的样子，我就暗暗好笑：我们在兵团挑的土可要比这重一倍也不止呢。

对于当时宣传的“接受再教育”，我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不知道有什么教育可以从那种纯体力劳动中获得。倒是见识了一些民俗，像婚丧嫁娶一类的，蛮有趣的。后来我做了社会学，对民俗这一块有相当的兴趣，没准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娶媳妇要闹洞房，我也傻呵呵地往里闯，结果被一个表情很威严的老婆子挡了驾。这在我是很意外的，因为我姑父在村里有点地位，姑姑人缘也好，平常大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这回却不然，老婆子脸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她代表的是民俗的权威——女人绝对不能涉足这种场合。我当时也是肃然起敬，很失落地走开了。

考大学时写作文写的就是农村生活，这跟我平常坚持写农村生活笔记有关。当然，心里也隐隐有个文学的梦，记录插队生活有采风的感觉，可惜这个梦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说：每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都是一个文学青年。我爸爸当年在抗大时还写过歌词呢，是郑律成谱的曲，被人们广为传唱，可他最终还是改了行。文学永远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理想只能由王小波来实现了。王小波之所以能成为我的选择，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学之梦中。

1974年：山西大学

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1973年，那年我没进去。

当时我已经作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年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那年我二十一岁，正在山西沁县插队。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在那里。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因为他们家里穷，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当时中学最好的师资，但是我就连物理化学都没学过。我姐姐小时候参加北京数学竞赛获过奖，曾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讲过话。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余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她解答起我的问题来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至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时候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阅历浅呢。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老乡见我干活肯卖力气才推荐我。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没点儿关系呢。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却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二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奇怪是指学生们的来历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学习，尽在那里串同乡会。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有十来个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来自山西省各县。由于他们知道毕业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于是就无心向学，只是热衷于去找同县来的别系的学生社交，准备回到县里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我当时倒是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从小受到节省时间的严格训练，就是在地头休息时间我也不敢放松，在那儿背英文单词。现在有了三年大好时光，哪舍得浪费呢。所以我当时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书。我的一个朋友看到我读书的那股狂热劲头，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你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从来都不停止转动。我当时听了这个评价还有点不高兴：我当时正值妙龄，又是个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机器，能高兴得起来吗？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比喻没有恶意。

1975年：初恋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暗投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二十三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来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环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环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因反对“四人帮”，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唱歌。小院中常常回**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二十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解救出来。

1977年：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