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我的编年史 01（第3页）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在光明日报社，我的部门是史学组。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的文章。我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记得文章发了几乎一整版。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很多我拜访的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我估计是上海的什么宣传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当时，“**”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是当时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1977年：恋爱

正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王小波。我在一个我们两人都分别认识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心里就有了这个人。后来，朋友带我去小波家，他是去向小波的父亲请教问题的，而我已存心要见识一下这个王小波了。当时觉得他的长相实在难以恭维，心里有点失望。

但是，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点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来的路上搞丢了。这人可真行。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的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刚好失恋不久，就如实相告：“没有。”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他这种无赖态度弄得我相当尴尬，但是也感觉到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中对他已是刮目相看了。

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标准看，一切“条件”都对他相当不利：当时我父母已经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大学（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是上了大学吧）毕业，他是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他早晚会脱颖而出，只是早点晚点的事情。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己会成为几流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当时他对自己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他听了如释重负。

最近，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绿毛水怪》这本手抄本小说严格说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那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作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说中写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称）：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在小波过世之后，我又重读这篇小说，当看到妖妖因为在长时间等不到陈辉之后蹈海而死的情节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陈辉站在海边）大海浩瀚无际，广大的蔚蓝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蓝联合在一起。我看着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着他多大呀，无穷无尽的大；多深哪，我经常假想站在海底，看着头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银子一样。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找了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我还有一些非分之想，觉得她若有灵魂的话，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现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样，他也许在海里，也许在天上，无论他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乏艰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他死后人们对他天才的发现、承认、赞美和惊叹。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的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1978年：国务院研究室

1978年我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单位设在中南海里面。我对中南海的警卫佩服至极：他们从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证件了，全凭目测。每天进出那里的人那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

由于缺少阅历，我想：能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心里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并不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心里并无遗憾。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首发，然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文章，也许应当算是我的“成名作”吧。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评选活动中，我被评为改革人物，就是因为有人还记得当年的这篇文章，当然，跟我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也有关系。现在想来，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这就应了福柯所说的“作者消亡”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一种话语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这个作者说出来，也会由别的作者说出来。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举办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这个班的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先声。

除了跟其他几十位学员共享的意义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我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原书是一本日文书，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译的。当时，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致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重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点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心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我最终放弃了历史学，走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