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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播（第2页）

整体来看，西罗马帝国破碎的土地上继续复写、翻译和评论文本的传统代理人圈子依然可以一眼望尽。其中一位是塞维利亚的主教伊西多尔（IsidorvonSevilla，约560—636）。他在中世纪被广泛阅读的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是《词源学》，对词义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独到的解释——是对他所处时代依然可以了解到的所有古代知识的总结。这本书几乎涉及了一切事物：医药、动物学、手工艺、异教学说、怪物学、戏剧、服饰和矿物质、宇宙学、创造秩序、家居用品和自然法则、时间计量、神学、建筑学和历史学、文学史和圣经诠释学。

为后人学习而书写

欧洲的基督教化主要是“从头脑中”建立起来的。一位酋长或统领受洗后，他的臣民也会照做。例如，克洛维一世宣布自己成为基督徒（罗马教派，而非阿里乌教派）后，据说他的追随者中就有3000人紧随其后。社会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宗教，因为它制定了社会秩序模式，并为其提供了依据。宗教的圣水使权力变得神圣，赋予其合法性。受洗的统治者能够通过与基督教欧洲其他成员间的联姻和赞助关系将自己与其他家族联合起来。他们的国家向有所裨益的传教士开放：宣扬救赎和著述，传播文化和管理艺术。

伴随基督信仰的发展，修道院也得到进一步扩建。公元6—15世纪，它们的数量成倍增长，从大约1000座增加到超过2万座之多，成为学问和知识的继承地，对文艺复兴的兴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瘟疫在城墙之中肆虐、国家被遗弃之时——许多外来的欧洲征服者虽骁勇善战，却对耕作和播种一窍不通——僧侣们依旧守信。在祷告间隙，僧侣们从不懈怠，一直待在书写室（s）内记录和书写，直到他们两眼昏花、背驼腰弯、手指僵硬。经验丰富的抄写员可以每天写7页，每页25行。“书写吧，书写者们！后代要学习！”（Scribite，scriptores!utdistposteriores!）这个铭文据说激发了里拉圣母院书写室的僧侣。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传承了教父们思想的故事，记叙了圣徒的生活和关于神迹的故事；他们写下了编年史，将他们的小小修道院世界置于万物初始和人类堕落之间的历史剧之中。这些抄写员得到了画家的帮助，后者大多也为僧侣。书籍装订师用闪亮的金子、珠宝和珐琅片装订《圣经》、赞美诗和祷告书籍，它们耀眼的光彩昭示着内容的珍贵。一些人以其工匠的身份自豪地在微型画上签下他们的名字，另一些人则难忘他们写作的痛苦。“羊皮纸都写完了。”一个人呻吟道。另一个人则说：“谢天谢地，天终于快黑了！”第三个人说：“我终于写完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给我口水喝。”这抄书的日常也让人想起画家希尔德伯特的咒骂。他和他的助手画下了这个场景，同时用海绵扔向一只在他旁边桌子上啃食面包的老鼠：“可怜的老鼠，你总是引起我的愤怒，上帝将摧毁你！”（插图6）

偶尔这些抄写者也会用鹅毛笔记录下异教的文本。他们由此保持了古人的精神，并将古代作家带到了上帝的神圣领域——虽然往往是无意间偶然的行为。他们将收藏家、百科全书和翻译家的作品抄写下来，使本来已被抛弃的古人的思想得以幸存。当他们抄写波爱修斯的作品时，他们同时也保留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研究尊者比德（Beda，672673—735）的作品，也会研读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修道院图书馆，作为周围正在兴起的诸多学派的知识储存地，这里藏有许多古老的文本。从早就基督教化了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传来的修建修道院的浪潮，自公元6世纪以来再次席卷欧洲。

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推测在一些区域仍然存在艰难地求生于寒冷的野外的野蛮人，他们会吃掉自己的父母，与所有可能的异性**，甚至包括与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因此，欧洲究竟是如何从野蛮的边缘获得文明的助推就成了令人惊奇的问题。这首先要归功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传教团，在末世恐惧盛行之时，他认定这是拯救灵魂的最佳时机。传教团最初的中心位于肯特的坎特伯雷，其主教后来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统领。圣高隆班（KolumbanderJüngerer，约543—615）是北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在孚日山脉的森林中建立了卢克希尔修道院。而位于皮亚琴察附近、以藏书量丰富的图书馆著称的博比奥修道院，也是在圣高隆班的倡议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圣加仑最初只是博登湖南边的聚居区，由圣高隆班的信徒圣加卢（DerheiligeGallus）建立。根据基里安（Kilian）和卜尼法斯（Bonifazius）的说法，一些传教士对于殉难表现出神圣的热情——一个是在今天的维尔茨堡地区，一个是在弗里斯兰地区。圣高隆班时期典型的修道院分布于欧洲大陆上，它们不受当地主教的管辖，直接从属于教皇。商品的共享性以及对生活必需品的限制催生出了理性克制的生活方式，它使修道院有能力在哲学、艺术和经济领域都做出重大贡献。

有些教友成为古代传统的变革者。怀着一种高度独创的精神，“爱尔兰奥古斯丁主义者”（irischeAugustiner）试图解释《圣经》的奇迹，例如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去解释罗得的妻子是如何变成盐柱的。据此，上帝——根据体内与生俱来的盐的自然性质，眼泪将使味道变好——允许它不断增多，直到占据整个身体。根据生命的内在法则，这种物质现在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力求完善其自然本质。于是，上帝的一点小小的干预导致了可怜的罗得夫人被凝结。

爱尔兰作为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凯尔特史诗）的保护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者因此在公元9—11世纪不列颠大陆上爆发大规模入侵之时能够很大程度上幸免于难。许多僧侣——披着长发，画着眼线——前往意大利旅行，返程时在行李箱里装着带回的书籍。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BeBiscop）是位于森布里亚的芒克威尔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的创始人，他曾出访罗马不下五次，据推测，主要也是为了收集书籍。经由他或他的继承人赛奥弗里德（Ceolfried），一本豪华精致的《圣经》从卡西奥多罗斯的图书馆一路传至北方。赛奥弗里德在公元7世纪后期完成了三本手抄本，其中一本《阿米提奴抄本》被保留下来。他的微缩画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后期。这为与该地区早期中世纪文化有关的“诺森布里亚的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论据。它将罗马和爱尔兰联结在一起，象征符号是“鲁斯维尔的十字碑”，上面有拉丁文和如尼文（Runen）。

这种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罗马精神的复苏最重要的代表是大博学者、“尊者”比德。他的文学视野一直从《埃涅阿斯纪》、教父们的作品，到伊西多尔的《词源学》，还包括小普林尼（PliniusdesJüngeren）的信件和与其同名的叔叔（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等。他的作品《论时间的计算法》介绍了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方法，这一方法对于精确计算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是必不可少的。这部作品促成了在基督降临后的时代的一个突破——“计算学”。它是中世纪最为重要的科学分支的基石，确定了应在何时举行仪式，以便获得上帝的善意。神职人员必须得像魔法师一样精准，以保证魔法的效果。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还存留在英国其他的图书馆内。马姆斯伯里的阿尔德赫尔姆（AldhelmvonMalmesbury，约639—709710），这位在坎特伯雷研习的学者，熟悉诸如贺拉斯、尤维纳利斯（Juvenal）、奥维德、卢坎（Lukan），当然也少不了维吉尔。这位诗人还在暴风雨围困的爱奥约学习过，那里的人们用市井的普劳图斯和皇帝的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花边故事打发时间。不过只要一场大火，就足以毁灭掉几个世纪的传统。公元477年那场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图书馆（据说藏书量达12万多册）的大火，毁掉了怎样一个奇迹啊！无数的藏书，包括卡西奥多斯和下西诺山的书籍，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消散于风中。

如果希尔绍（Hirsau）修道院的一个教会兄弟想借一本异教的书，又无法明说，那么他有两种表达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他必须像狗一样挠自己的耳后，这是一种异教徒的象征；另一种则是把两根手指插进嘴里，像是噎住了那样。可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并不是到处皆有好名声。虽然那一小群写作的僧侣最终交出去的成果还不少，但与米利都、雅典、罗马和亚历山大港的莎草纸上的书写相比，它还是略显单薄。然而，这单薄微小的记述不久之后就通过涌入西方的新的知识流得以补充壮大：从拜占庭、波斯和印度，随后又从巴格达和其他阿拉伯文化中心那里得到灌溉滋养。这应该足以改变世界了。

伊斯兰的世界大国

大约自公元6世纪中叶之后，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开始对拜占庭帝国进行掠夺式袭击。拜占庭只是暂时性地遏制了他们的猛攻。萨珊王朝的攻势使得拜占庭的部队在南部和东部受到牵制，这也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叙利亚和埃及沦陷了，甚至耶路撒冷也落入波斯人的手中。在极度的困境之中，公元622年起，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对他们发起了几次反攻，稍稍缓解了燃眉之急。即使四年后敌军联盟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围攻（虽然并未成功），也没有吓退他的大胆战略，即攻打敌人的家乡。仅仅一场失败的战斗就可能决定拜占庭的命运。然而到了公元630年，希拉克略成功地重新赢回失去的一切；他将自己发动的战争比作对抗异教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十字军之征”。现代历史学家则认为他在这场赌博游戏中很幸运，并且受益于突厥可汗提供的侧翼保护，以及同时代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民的参与。当拜占庭的希拉克略将从波斯拜火教手中解放出来的基督十字架圣物，一路庄严地带回到耶路撒冷时，希拉克略已经达到了荣耀的顶峰。在人口稀少的巴尔干半岛，形势似乎也转而偏向拜占庭人。当阿瓦尔帝国内部因混战而解体之时，斯拉夫人却在此安定了下来。暴徒转变成农民，敌人变为盟友，异教徒转信基督。拜占庭首次取代了阿瓦尔人，成为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者。但一个新的对手又崛起了。在波斯的攻击平息了几年之后，阿拉伯部队入侵了拜占庭的领土。

在阿拉伯人崛起初期，主要的人物是公元570年出生于麦加的穆罕默德。他是一个从麦加来的商人。那些他声称由加百列天使亲自传达的信息，集结成了“神圣的《古兰经》”。毫无疑问，信徒认定他是上帝的使者，用阿拉伯语说，即“安拉”。穆斯林的书籍中并不乏希腊、波斯的萨珊王朝的文化，尤其是《圣经》的传统。耶稣在《古兰经》中只是一位智慧的先知，不存在任何神性。现在他处于两个宗教世界中：一个把他当作上帝，另一个把他还原成了他自己。

公元622年，伊斯兰的时代开启了。在这一年，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从麦加前往耶斯里卜，后来那里被叫作“麦地那”（madinatannabi），即“先知之城”。这里居住着许多犹太人，显然比麦加更适合接受一神论的思想，麦加的克尔白天房[27]前居住着各种古老神灵，一系列的《古兰经》苏拉有力地推动了扩张。《古兰经》第二章中的一节就被解释为保卫自己的呼唤：“而在真主安拉的道路上抗争，谁若反抗你们……你们在哪里遇上他们，就可在那里将他们就地正法。”与之相比较，显然第九章第五节是更加明确和更“政治化”的，先知是当时的团体领袖，他说：“人们要在神圣的斋月之后，再将异教徒就地正法。”《古兰经》的确算不上一本单纯的和平之书……

无论是被言辞吸引，还是被武力胁迫，越来越多的部族开始接受穆罕默德的教诲。麦加也接受了他的统治。犹太人则怀着对先知的极度失望，依然坚守他们的传统信仰。此时正试图征服大半个世界的战士之前都是商人、工匠和游牧民族。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军事经验。在拜占庭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斗中，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机会练习用剑。公元6世纪，游牧民族在捍卫拜占庭帝国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受雇于阿拉伯首领。他们拥有的金币也不逊色于以前领导他们的军阀。这些战士缺乏对战术的理解，就用坚定的信仰、道德和机动性来弥补。他们或被奖赏，或被战利品所吸引。对于那些在圣战中死去的人来说，吸引他们的或许是天堂。

直到今天，还有研究在继续讨论伊斯兰早期扩张为什么能够展现出如此巨大的活力。除了宗教的助推之外，体制性的压迫也在推动斗争。只有通过征服，战士才能获得土地，从而保障其忠诚。这与查理曼帝国的情况相吻合，也能解释维京人愤怒的征服、希腊人的扩张，以及波利尼西亚酋长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的快速殖民活动。在短短几十年内，阿拉伯人就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被罗马帝国当作粮仓的富裕的埃及。傲慢的萨珊政权被扫除了。在西边，北非（包括马格里布）都归于先知的旗帜之下。在公元8世纪的前几十年，阿拉伯和柏柏尔军队就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受困于王位斗争的西哥特人政权——为对抗一个篡位者，他们自己招来了阿拉伯人——也没落了。托莱多则是还没有抵抗就陷落了。“直布罗陀”（Gibraltar）这个名字就是为纪念这些进程。它指的是“GabalTariq”，即“塔里克山”（BergdesTarik），代指入侵军队的领导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ibnZiyad）。渴望土地的定居者一路跟随士兵。在东部，他们赢得了印度河、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地区。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就是穆斯林战胜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胜利纪念碑。“上帝太伟大了，甚至无法容许拥有一个儿子。”这个颇具挑衅的声明被马赛克工匠一笔一画地拼贴到了墙上。

伊斯兰教的分裂状态备受诟病，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其原因之一是《古兰经》里没有透露如何确定领袖哈里发——穆罕默德的“接班人”。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公元632年爆发了一场斗争，最终导致了公开的战争和分裂。部族纽带和对权力的贪婪比所有呼吁信徒保持和平的诉求都要强烈。与穆罕默德有血亲关系、联姻或者两者兼有，出身于他的氏族或者他的第一伴侣的氏族，都可以作为其成为哈里发的合法性依据。此外，哈里发提供有保护和执行其信仰的资格。

被视为《古兰经》编撰者的哈里发奥斯曼（Uthman，644—656年在位）被谋杀后，出现了两位互相对峙的哈里发头衔的争夺者：一位是叙利亚的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661—680年在位），另一位是奥斯曼的远亲阿里·本·阿里·塔利卜（Alib。AliTalib，656—661年在位），他是先知的堂弟，也是其女儿法蒂玛（Fatima）的丈夫。在幼发拉底河畔的绥芬（Siffin）之战中，阿里在作战期间与穆阿维叶求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并不愿接受这一点。他们的分裂导致了哈瓦利吉（Kharijiten，意为“出走者”）派的出现，他们为纯粹的伊斯兰教而战，对抗倭马亚的哈里发。随着公元661年哈瓦利吉派暗杀了阿里，并杀死了他的儿子侯赛因（Husain），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有利于穆阿维叶的方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倭马亚王朝，这个家族在麦加一直属于先知在麦加的反对者之一。与阿里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倭马亚王朝的追随者们认为穆罕默德的三位最初的接班人是“名正言顺”的，因此倭马亚的哈里发也是合法的。与此同时，他们援引了“伊斯兰教教规”，即先知的规范性言行。在阿里的追随者中出现了“什叶·阿里”（shiatAli），即什叶派[28]的前身。对他们来说，只有先知的血才在过去和现在都被认定为合法性的证明。在一个容许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的社会中，它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穆斯林之间的许多内战似乎更像是手足自相残杀的战争。直到今天，它们时不时还会溅起战斗的火花。毕竟，教派间的矛盾随时都会一触即发。与之前的战斗不同的是，现今武器的影响力上涨了千倍。

逊尼派、不同派别的什叶派，以及不断分裂的哈瓦利吉派，只是被提及的主流伊斯兰教派。在整个伊斯兰的历史中，马赫迪都被看作导师、被驱逐者和隐藏者。从他们的信徒中发展出各种派系，例如卡尔马特教派或伊斯玛仪派。另有许多穆斯林属于神秘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即苏菲派兄弟会。苏菲派[30]以其显示清贫的朴素袍子命名，名字中的“suf”的意思是“羊毛”。禁欲苦行者、狂喜者[31]和神秘主义者都可以在先知的追随者、文人和不少异端分子中找到。许多人鼓吹柏拉图的哲学，它允诺了灵魂与上帝合一。然而，《古兰经》所具有的诗意力量似乎只有通过天使的旨意才能证明其起源，它已经为所有穆斯林塑造了法律、秩序、文学、科学和教育体系。

穆斯林向北进军以失败告终。公元732年或733年，在图尔附近和普瓦捷的战役中，他们连穿越这片土地一分钟都几乎没有。或许胜利者法兰克人查理·马特（KarlMartell）——他的别名“锤子”是在公元9世纪时被赋予的——并未阻止什么大规模入侵，而不过是阻止了穆斯林部队的一次突袭。对先知的战士来说，征服那荒凉且相对贫穷的高卢人，似乎并不值得称颂。阿拉伯编年史虽然认为这场战役无足轻重，但同时期一位居住在科尔多瓦的基督徒记录道，“欧洲人”给予了安拉的儿子们还击。这或许是欧洲人第一次被赋予一个身份认同，已经显示出与作为“他者”的非基督教徒的穆斯林们的对峙。

经过血腥的冲突后不久，公元750年，因继任者争夺而衰落的倭马亚王朝被推翻。哈里发的皇冠被胜利的阿拔斯家族收入囊中。先知的血流淌在其成员的血管中，使其具有合法性。有了哈希姆·伊本·阿卜杜勒·马纳夫（HashimibnAbdManaf），阿拔斯王朝就可以宣称一位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是自己的祖先。倭马亚的一个分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长久以来未受中央影响的遥远的西部——仍处于阿拔斯的哈里发的统治之下。这里目前只有“绿色西班牙”，即位于西北地区未来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对先知的战士进行了抵抗。

阿拔斯王朝的规模阻止了它长期的集权化。伊斯兰内部的分裂是与宗教分歧和政治权力矛盾相结合的结果。分裂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政治权力局面，是因为它削弱了整个伊斯兰的普世主义。早期的穆斯林帝国从未获得过与中华帝国或罗马帝国相同的内在凝聚力，它只是在规模上一时超过了这些帝国。阿拔斯王朝维持了哈里发帝国五个世纪之久，但它留下的影响却急剧减小。它的统治通常只是松散的宗主权，是通过联合当地掌权者和部落首领的执政而实现的。哈里发能够收获权力与辉煌的基础是国家土地，随着征服的增加，其领土范围也在扩大，虽然可以确保国家权力的垄断，其资源却不足。

在怛罗斯会议召开之前，帝国内部的权重已经向东转移。来自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的远东贸易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在最后的倭马亚时代，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公元762年，第二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布·加法尔·阿尔·曼苏尔（AbuDschafaral-Mansur）将其住所从叙利亚（当时倭马亚政权的前中心），搬到了一个新建立的城市。他称之为“和平之城”，即后来的巴格达。

这名字却名不副实。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ar-Rashid，786—809年在位）在《一千零一夜》中出现过，他的儿子们就爆发了争夺哈里发宝座的斗争。在纷争不断的巴格达，一位同时期的人写道：“看看巴格达吧！悲惨的麻雀在那里筑巢它们没有巢穴……看看它被围困了，过来看看吧满腹屈辱，它骄傲的男人们被围困了。”王座上的胜利者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只能费力地保住哈里发之位。他的继任者穆阿台绥姆（al-Mutasim）宁愿将其宫廷迁至巴格达以北100千米的萨马拉。这里建起了豪华的住宅和城市，50多年来，统治者一直驻留于此地，直到巴格达恢复昔日的辉煌。

在此期间，行政官、军官或大富商却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朝。他们通常以酋长、伊玛目、苏丹甚至马赫迪自居来施行统治，哈里发的头衔反而不再神圣。在东方，波斯文化得到了发展。它保留了前伊斯兰传统，融合了新进的阿拉伯文学，并赋予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独立的建筑样式。在公元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岛落入西部的阿格拉布王朝——这是一个从阿拔斯王朝分离出来的王朝——手中，然后他们统治了马格里布的东部。叛逃者称其在凯鲁万附近聚居的城市为“阿巴西亚”（al-Abbasiya）。与拉丁欧洲毗邻的地区，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和北非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政权同时崛起。后者的名字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在其家族的谱系中也有所记录。他们是转向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教徒之一——此教派认为第六伊玛目的儿子伊斯玛仪才是真正的伊玛目。他们的帝国从马格里布延伸到埃及，再到叙利亚和也门。他们于公元969年建立了被称为“胜利之都”的开罗，将其作为一个新的聚居城市。他们从阿格拉布王朝手中赢得了西西里岛，在该岛上几乎一直统治到1053年。当他们自己的酋长从卡尔比滕氏族脱离出来独立之时，他们又一次失去了西西里岛。

拜占庭的没落，法兰克的崛起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纳（HenriPirenne，1862—1935）认为古代与中世纪断裂的标志并不是“民族迁徙”，而应该是阿拉伯人征服时代的到来，但这个观点如今遭到了驳斥。伊斯兰扩张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对拉丁欧洲的西部而言，绝不像皮伦纳认为的那样严重。并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如皮伦纳所认为的那样，是伊斯兰的扩张造成了公元7世纪地中海贸易的衰落。皮伦纳的论点是“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大帝”，他指出地中海经济和文化统一遭到破坏是欧洲政治中心向北转移的原因。然而，新的对手的确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因频繁的皇位纷争和权力斗争而分崩离析的拜占庭帝国。无论如何，它不能阻止西方自治国家的形成。

当穆斯林们在星期五祈祷并向他们的哈里发祝福时，罗马人则在每一次教皇的弥撒上为巴塞勒斯祈祷。即使新当选的教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巴塞勒斯的确认，但他的影响力却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壮阔的拜占庭文化还在散发光芒，存继于希腊修士居住的一些修道院中。希腊商人主导了贸易，希腊的圣徒成为教堂的赞助人。但是有迹象表明，东罗马的文化影响力已经日渐式微。甚至自公元6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以来，东罗马的钱币模型都显白。像执政官这样的古罗马头衔取代了拜占庭的头衔，拉特兰宫被扩建为富丽堂皇的住所。附近可容纳1万名信徒的方形大教堂应该是基督教世界所有教会的“统领和母亲”。拉丁语也打败了希腊语而成为广泛使用的礼拜语言。此外，还出现了与拜占庭风俗背道而驰的仪式。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日渐疏远也体现在教条纷争中，它们一如既往地围绕着基督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展开争论：相较于《圣经》禁令，圣像在基督教崇拜中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皇帝利奥三世（LeoⅢ）似乎在公元726年就已禁止使用圣像。但是，该禁令在罗马并未得到执行。教皇格里高利曾提出支持圣像的观点。圣像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使不太会阅读的人也能够了解救赎的故事并记住它。此外，圣像可以促进人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恭敬。这种观点在基督教界广为流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圣像之争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升级为权力斗争，并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支持圣像的修士和族长的胜利而告终。这也是东罗马帝国在与宗教神职人员的对抗中所遭受的为数不多的失败之一。东方因此仍然是可以使用圣像的国家。

这一慷慨的举动似乎是“君士坦丁的捐赠礼”的序幕，它是足足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纸证书，声称君士坦丁大帝在麻风病得到了奇迹般的治愈后，出于感谢，将皇室徽章授予教皇西尔维斯特（Silvester）和他的继任者们。他还赠予拉特兰宫对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和西部的所有行省和城市”完全不亚于整个西部的统治权。这最厚颜无耻的伪造，也是中世纪最臭名昭著的伪造，竟与真实法律行为一起为教皇国提供了法律基础。

其他的一些战役，其中包括并吞阿基坦公国，则加强了加洛林王朝的地位。在丕平的战役之后，伦巴第残余的政权被丕平的儿子，即继任者查理（Karl，768—814年在位）摧毁，只有贝内文托幸存下来。查理粉碎了阿瓦人的统治；一支拜占庭的入侵军在卡拉布里亚被歼灭。经过30年的战争后，异教徒撒克逊人被战胜了。当法兰克人推倒撒克逊人神圣的“支撑一切”的伊尔明柱（Irminsul），以此拉开战争序幕之时，他们的神却袖手旁观。成千上万的人被查理大帝处决或重新安置。他的战士后面还跟着传教士。在西方，加洛林人的影响仅仅止于大西洋沿岸。在对抗科尔多瓦酋长的战争中，查理通过西班牙边戍侯国，即一系列县城巩固了他的帝国。其中的巴塞罗那和阿拉贡〔当时称为“贾卡”（Jaca）〕隐藏着未来耀眼的锋芒。

从阿瓦尔帝国的残垣断壁中，发展出摩拉维亚和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的可汗克鲁姆（Krum）甚至曾试图夺取东罗马。在赢得一场战役后，他用掉落的拜占庭巴塞勒斯的头颅喝酒。随着克鲁姆在公元814年去世，皇帝利奥五世（LeoⅤ，813—820年在位）为拜占庭赢得了胜利，重新拯救了东罗马。同时，随着保加利亚国家政权的诞生，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国。在该世纪的下半叶，“保加利亚”成为基督教国家。西蒙大帝（Symero?e）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半个希腊人”，他在公元893—927年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他命人将神学著作翻译成斯拉夫尼克语。其中还混入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关于人类解剖学奇迹的些许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