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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初的重生为秩序而挣扎（第1页）

7。最初的重生，为秩序而挣扎

插图7：《泰伦提乌斯的作者肖像》（位于一面圆形铜盾上）

出自：泰伦提乌斯，《喜剧》，科维，公元825年，梵蒂冈，梵蒂冈藏书馆

法兰克王国的凤凰：加洛林文艺复兴

罗马，圣彼得，公元800年12月25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尽管它流传至今只剩下零碎的内容，部分说法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事件发生的场所是公元329年落成的由君士坦丁修建的方形大教堂。古希腊罗马的柱子支撑着这座建筑；教堂的十字形翼部给了它十字架的轮廓。在马赛克铺设的后殿前，一座穹顶保护着神坛，神坛存放着圣徒彼得的遗骨。除了教皇利奥三世之外还会有许多百姓、神职人员和豪绅聚集在此一起参加圣诞节弥撒。国王查理也出席了，他是一位高大的绅士，微胖，胡须被修剪成法兰克的风格。在这一庄严的场合，他穿了一件金丝编织的斗篷。他谦卑地跪在使徒神坛前，做完祷告，准备站起来。此刻，教皇把皇冠戴在他满头白发上。“所有的罗马人民高呼：伟大崇高的查理，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被上帝以生命和胜利加冕！”赞美诗在整个空间回**。正如一则源自法兰克的消息所描绘的那样，利奥三世以“古老的加冕礼形式”跪拜新皇。

查理能登上皇位是因为业已争取到的地位，也有赖于有利的历史时刻。正如利奥曾经向前任丕平寻求支持一样，这位饱受贵族折磨的教皇如今又向法兰克求助，并如愿以偿。新皇帝与其支持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很明确：在加冕前，查理曾是一场罗马城争端的仲裁者，甚至能强迫教皇宣誓以洗清其罪行。公元800年的冬至前后，在那个罗马时刻，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因为反对拜占庭的巴塞勒斯，即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的至高权力，一个西方帝国诞生了。查理跻身罗马恺撒之列。他声称会对整个基督教界提供保护支持，认为自己被召唤来传播上帝的教诲，并捍卫上帝的荣耀。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曾在一则评述中提到，皇帝在加冕典礼上感到不高兴，许多研究者对此大做文章。不愉快可能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教皇给这位法兰克人加冕，在他跪下之时就毫无防备地给他戴上皇冠，以至他还没来得及听人民对其称颂。利奥的插手违背了“封帝”的习俗。随着拉丁帝国的诞生，人们再次提出了以下问题：世俗的权力应被赋予多少，以及教会层面又该给予多少？

罗马帝国是所有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预言，似乎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得到应验。欧洲重新恢复了上帝所确保的秩序。在历经穆斯林和保加利亚人的攻击之后，拜占庭的领土缩至小亚细亚，即首都周边的一些地区及意大利南部的属地。罗马不得不被永久放弃，西西里岛落入穆斯林手中。查理一统威尼斯的尝试也因此受挫。迫于情势，拜占庭承认了他的帝国，即便那已是在逾十年之后。“罗马之王”（rexRomanorum）作为统治者的头衔得到认可。

查理给人留下的是其作为一个强势的统治者的记忆：一方面强大而凶残，一方面狡猾又虔诚。作为“大帝”和“欧洲之父”——他的同时代人早已用这个称号称呼他——他之所以能肩负如此盛名，不仅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在民众中大力推行教育和推进学术及艺术发展，他本人也能阅读并掌握了拉丁语。可惜他对写作却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努力寻求知识。在意大利，伦巴第最后一位国王狄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的宫廷里居住着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神职人员，他必定也耳濡目染了那里孕育的浓厚的书香文化和法律艺术氛围。狄西德里乌斯被罢黜后，那里的神职人员又易主出现在查理的周围。查理还吸引了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学者来到他的宫廷。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昆（Alkuin）在约克郡的一所由比德的学生创立的教会学校任教，被查理邀请到宫廷里担任教师；还有爱尔兰人邓加尔（Dungal）、西哥特人奥尔良的狄奥多夫（TheodulfvonOrléans）和美因河-法兰克人艾因哈德。艾因哈德为查理所写的传记受到了苏埃托尼乌斯所作的皇帝传记的影响。

当然，这个圈子最主要的事务都是围绕上帝：关于《圣经》的解释及正确的礼拜仪式。查理的神学家们致力于标准化，以及“净化”《圣经》文本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对经典的传承也颇有兴趣，并且远远超出墨洛温宫廷里对于古代历史的阅读。人们研究普林尼，阅读《埃涅阿斯纪》，钻研撒路斯提乌斯和恺撒的《高卢战记》，附带还研究一些计算问题。这样的传承展现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圈子，其间还交替穿插着文雅或粗俗的玩笑。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圈子一样，人们崇拜缪斯女神，又常以古代名人打趣。例如，广受赞扬的修道院院长安吉尔伯特（A）被称为“荷马”，而阿尔昆则称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贺拉斯”。他用伟大诗人的绰号诸如“Flaccus”“Schlappohr”[33]为诗作署名。

虔诚的教徒仍得警惕来自异教徒的威胁。其中一位便是主教埃尔旺根的埃尔曼里克（ErmenriEllwangen），他出于对异教经典的热爱而饱受维吉尔精神的困扰。奥尔良的狄奥多夫将异教经文中所包含的真理与其“错误的外壳”进行了甄别。甚至一直对古代世界持开放态度的阿尔昆也曾因修士们让一位游吟诗人在用餐时演唱了异教的歌曲而不满，并表示：“英格尔德（Ingeld）——可能是北阿尔巴尼亚部落的首领——与基督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这住所太狭小了：一山不容二虎。天上的国王不愿与堕落的异教徒，也就是名义上的国王为伍，因为永生的国王在天堂统治，留下异教徒在地狱哀叹。”对于那些伟大的罗马诗人，阿尔昆则并不那么严苛，尽管他曾经指责“维吉尔的言论不过是大肆胡扯”，并批评过一位热爱维吉尔的学生，还因为另一位学生悄悄读了维吉尔的作品而让其当众忏悔。但他一直都在主张，不要忽视世俗科学。

而那些关涉时间本质或虚无之类的复杂哲学问题则都在讨论范围之列。七艺的古老体系得到维护，并且像异教的教育一样，被纳入基督教的教义。宫廷圈子知晓荷马和西塞罗，钻研语法和修辞学，追问宇宙的规律。《无序字典》——也许是查理大帝本人支持修订的字典——以字母顺序汇总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除此之外，他请的作者们还收录了伊西多尔的《词源学》。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

几乎所有我们了解的关于古代拉丁文学的知识都得以幸存，因为抄写者的队伍延续到了查理的时代。正如阿尔昆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里敦促他的教友那样，抄书要比喝酒有益得多。彼时，书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一种新的文字：加洛林小写体，它是由古希腊罗马晚期“较新的罗马斜体”进一步发展而来。一些人文主义者会认为它们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所用的字体，因而推崇它们。为了造福后世，抄写员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羊皮纸。尽管羊皮纸的价格昂贵——单单一本羊皮纸所做的弥撒书就可能相当于一座南蒂罗尔的葡萄园的价值——并且这对于因此被屠杀的羊群来说也是不幸的，但羊皮纸比很快就腐坏的莎草纸明显更持久耐用。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有赖于此，羊皮纸的另一个优势得到了传承——大部分时候，人们都没有丢弃已经写过的羊皮纸，而是刮掉一些不再感兴趣的文字内容，然后重新在这种昂贵的皮纸上书写，如此便可重复利用三四次，甚至更多。在以这种方式而产生的“再利用羊皮纸”上面，那些被刮除的字母依然可以被解读。许多古代文献以这种方式逃脱了被遗忘的命运。

加洛林王朝的图书画师们用袖珍画装饰了抄本，它们保留了古代绘画技艺和绘画风格，对于现代画家都依然可供参考：以透视构图描绘景观，通过阴影描绘显出人物身姿。即使是大幅画作，古典的风格也凸显在纸上。例如，奥尔良的狄奥多夫在他位于弗勒里（Fleury）附近的私人别墅中就以自由艺术的呈现来装饰。此外，幸存下来的还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制度，包括经济生活的社会形式和实践（例如奴隶制），以及市场体系或金融管理的某些特征。人们沿用罗马的土地测算方式，使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语言来描述人际关系和秩序形式。人们也向拜占庭学习，不仅是希腊的术语，还有它的论战。一群或许也是以奥尔良的狄奥多夫为中心的学者，就圣像问题起草了包含丰富神学知识的文件，《加洛林书》[34]将支持圣像的拜占庭人批判为偶像崇拜者。幸运的是，还没有人能以此左右欧洲的艺术。

君士坦丁的罗马时期所显示出的古罗马风格有其独特性。拉特兰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克教堂提供了样式。此外，亚琛大教堂的结构又让人联想起拉文纳的圣维塔莱，以及它们所模仿的拜占庭风格。一些由“紫色”斑岩修筑的石柱，是拜占庭统治者的标志——它们有可能是来自狄奥多里克那位于拉文纳的破旧不堪的宫殿——支撑着它们的拱廊。查理从罗马带来了战利品，它们像帝国的遗物一样，装饰了他在亚琛的宫殿及其附属的教堂。正是这些躺在无边林深寂静中的石头的细语，将新帝王推举成为世界的皇帝，如同巴塞勒斯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恺撒。

对于查理周围的文化是否真的可以称为“文艺复兴”的问题，如果用“是”来作答，可以从建筑物和文献中找到论据。狄奥多夫为了庆祝查理的统治，努力绘制了一幅名为“新春天”的画作。诗人莫多因（Modoin，约770—840843）模仿维吉尔和卡尔普尔尼乌斯（ius）的田园诗集创作了《田园诗》（Egloga），其中，他让一个年轻人高呼：“我们的时代再次回到了古老的习俗。金色的罗马焕然一新，重生于世间。”当阿尔昆认为在法兰克王国出现了新的雅典时，他会感同身受地将之归功于基督，其智慧远胜于所有的学院。这一切都被无限地夸大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查理和他的人民在文艺复兴的起源中的确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古老的传统并没有受到任何批判性质的修正，况且它实在太新、太浩大了。收集、复制和掌握的时间也耗时太久。然而，多亏了拉丁文、羊皮纸和修士们的热情，古代文学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希腊人和罗马人精神帝国的广阔领域仍在等待被征服：几乎包含所有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腊物理学家、医师和自然哲学家，以及西塞罗和奥维德的著作。但至少征服的战役已经打响了。

“欧洲”的实体世界正在日益扩大，它的视野抵达了巴尔干，触及了阿拉伯文化。人们还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哈伦·拉希德送给法兰克统治者的镀金水钟。但是，这样的礼物就像哈里发赠予查理动物园的阿拔斯大象一样，表明了新的文化关系——或许基于要一起对抗西班牙倭马亚和拜占庭的共同利益吧。对穆斯林来说，两位一路行至遥远的亚琛的大使并算不得特别重要，关于他们的出身鲜有提及。

欧洲国家蓝图

查理于公元814年1月28日去世后，他的尸体被安放在从意大利搬运来的晚期罗马石棺中。但古老的精神绝对没有消逝。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WalahfridStrabo，808809—849）是博登湖辖区内的赖兴瑙岛修道院的一名修士，他作为奥罗修斯（Orosius）的《历史》的熟知者而闻名，而奥罗修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恺撒、李维、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等古代作家。他传播了具有古典风格、歌颂友谊或自然美景的诗歌。他写的《小花园》（G?rt）是一首有关植物学的论教育诗，旨在将园丁的经验加入关于古代的阅读中。它让和风吹拂，神灵显现：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农神萨图努斯、太阳神阿波罗或“解忧者”酒神巴克斯。富尔达修道院在当地学院院长及之后的大修道院院长拉巴努斯·毛鲁斯（HrabanusMaurus，约780—856）的主持下，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中心。拉巴努斯的图书馆是收藏古代作家的仓库，与其他加洛林王朝的修道院一样，它也证实了对搜集人文主义手稿的人而言，这里极具价值。拉巴努斯本人并不尽信书本知识，通过指导天体观测，他还写了一些科学史。

此外，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还为经院哲学做好了铺垫：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形式，一方面朝向过去的伟大权威，但另一方面却渗透了批判性的检验——例如通过争辩——通过教学传播了知识。爱尔兰人约翰内斯·爱留根纳（Jena），这位公元9世纪的日耳曼学者，成为它的先驱。约翰内斯评论了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并复兴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赋予上帝形态的观点：在上帝的创造中展现着悬而未决的“一体”（Eine），一种兼有运动中的静态和静止中的运动的存在。约翰内斯将哲学与启示分开。他扑灭了被认为是永恒闪烁的火海的地狱之火，用内在的，即罪人的心理痛苦取而代之。他让自己保有自由意志，并以此获得尊严。他也因此与思想家奥尔拜斯的戈特沙尔克（GottsOrbais，约803—867869）背道而驰，后者基于奥古斯丁晚期的思想，从人类的宿命到救赎或谴责，并从中得出了骇人听闻的结论：如此一来，那么基督就没有拯救全人类。如果从一开始，人类的好坏就已被决定，那他还需要教堂吗？这位激进的思想家不得不为自己的顽固思想付出代价，他在修道院里被监禁了20年之久。

费里耶尔修道院的院长塞尔瓦图斯·卢普斯（ServatusLupus，约805—861后）四处搜集手稿，他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这位也许可以算作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一直致力于找到完整的文本，比较所有变体版本。他向圣加仑修道院院长索要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作品，向一位改善了马克罗比乌斯的文稿的抄写员表达了感谢，对波爱修斯的作品进行评述，以及寻迹苏埃托尼乌斯。他的触角一直延伸到约克及其主教座堂图书馆。这些书籍的宝贵价值使他无法向历史学家、大主教兰斯的辛克马尔（HinkmarvonReims，800810—882）寄送哪怕一本抄本。它太大了，大到无法藏在卡袍或袋子里，要是托付于人，又有可能激起盗窃者的贪婪。

实际上，那些时期的确是危险的。在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udwigderFromme，814—840年在位）的统治下，帝国的荣耀就已经消逝殆尽了。加洛林宫的权力斗争使路易的皇权摇摇欲坠。即使在他死后，查理的宫廷依然上演着手足相争。《凡尔登条约》[35]所带来的帝国分裂在公元843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为很久之后帝国土地上的民族主义国家指示了方向。同年签订的《尅莱尼斯条约》更是为其地界原则画出了轮廓。它也许是最早的主权条约，是西法兰克国王与贵族和神职人员之间达成的协议，通过确定国王“忠诚地”参与政府权力而赋予其法律效力。继承的博弈游戏仅此一次使法兰克王国在短时间内团结到一起。与此同时，帝国已沦为泡影。诺曼人以及后来的匈牙利人相继进入欧洲大陆脆弱的中心地带。此外，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也遭受到撒克逊人的侵袭。通常这都与战利品有关，再无其他原因。然而，欧洲的国家还是幸存下来了。

最终，诺曼人被证实为能力卓越的国家建造大师。在不列颠岛上，只有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derGro?e，871—899年在位）领导威塞克斯王国，抵挡住了丹麦维京人的“庞大军队”。然而，通过消灭竞争对手，丹麦人在不经意间为南英格兰王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阿尔弗雷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在威塞克斯的继任者们成功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法兰克北部长期处于诺曼人的统治下，公元911年，“糊涂”查理（KarlderEinf?ltige）又将鲁昂附近区域给予他们。作为回报，他们跟随领袖罗洛（Rollo）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侵袭有时会推进新朝代的崛起。毕竟边境地区的豪绅巨富们是通过抵御外敌而建立功名的。在东法兰克王国，源自撒克逊的鲁道夫（Liudolfinger）家族壮大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奥托大帝（Ottro?e，936—973年在位），他于公元955年在奥格斯堡附近击败了马扎尔人。公元962年，当奥托在罗马称帝并接受圣膏涂抹时，“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徽章又重新与真正的权力联结在了一起。演讲、仪式与骑士的权力——他及其继任者们的统治时期内书写的衰落也许已经暗示了——似乎再一次超越了官僚机构相互依赖的力量。

在西部，罗贝尔家族势力凸显。加洛林王朝权力最后的阴影直到“强人”罗贝尔（RobertderTapfere）的后裔雨果·卡佩（HugoCapet）公爵于公元987年当选为国王才彻底消失。其家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帝国长达九个世纪，法国由此而来。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都可以赞颂这位勇士抗击了布列塔尼人和诺曼人，他因此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缔造者。随着东方帝国发展成为选举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混合体，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统治者成功地扩大了以君主制统治为基础的王权领地。在16世纪，“王家庄园”和“法国”成为相互可换用的概念。西方国王背弃了继承原则：最后出生的儿子只能得到封地，旁系如无子嗣，其封地又重回王室名下。然而，当时君主制下的伯爵和公爵的影响力在这里与奥托国王在东方帝国一样有限。

中世纪欧洲文化常被划分为阿拉伯、拜占庭和拉丁三种文化。但是，这一划分不仅忽视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比例，也忽视了文化渗透的多样性早已不仅是边境地区的特征。在这片由路德维希的儿子和继承人之一的洛泰尔（Lothar，840—855年在位）统治的中部法兰克王国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交流频繁的地区，这里的经济和文化日新月异，当然也少不了血腥的战争。勃艮第公国拥有着闪耀于中世纪晚期的璀璨文化，像布尔日、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这样的商业大都市，以及瑞士联邦。海上贸易、阿尔卑斯山上的贸易通道以及莱茵河和波河等河流都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它们自身的强势和来自强大邻国的嫉妒——它们彼此不允许相互掠夺战利品——都赋予了它们高度的自主权。

在意大利，加洛林王朝最后的血统随着公元924年无能的皇帝弗留利的贝伦加尔（BerengarvonFriaul）被谋杀而彻底终结。法兰克在西班牙的势力也消失了。从它的北部出发，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基督教统治者踏上了收复这一半岛的长征。他们与富有的莱昂一起赢得了统治权，并借此为自己王权命名。以后，卡斯蒂利亚开始分裂出来，并越发强大，最终强大到足以战胜利奥。于是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得以开篇。在东部的潘普洛纳附近，一个小贵族（后来的纳瓦拉国王）将自己从加洛林王朝手中解放出来，并向阿拉伯人宣战。潘普洛纳王国的一位统治者与毗邻的阿拉贡王国（原为加洛林王朝边地的边戍侯国）联姻，将其王国带向了强盛。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的联合，500年后产生了一个最初只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继而统治了大半个世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