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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初的重生为秩序而挣扎（第2页）

寻迹罗马：一种理念的文艺复兴

查理大帝领导的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四分五裂的国家”。根据分析，东非政权和印度朱罗王朝的发展模式也非常适用于这个在欧洲中心不断扩张的帝国。在这些国家，其统治者只有在宫殿附近的区域内才具有实际的统治效力，对于那些遥远的地区则因为一些或多或少各自为政的权力形式而成为“仪式上的主权”。无论是查理的帝国，还是后续的朝代都没有跨越政治学家迈克尔·道尔（MichaelDoyle）所说的“奥古斯丁门槛”，即从帝国扩张到守护功业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周边地区也得以共享与帝国中心的成就。

将近一千年里，帝国皇冠都一直只与东部法兰克地区有关，“regonicum”（德意志帝国）的叫法也自然而然地与之相连。尽管被加冕的皇帝对他们欧洲的领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他们的编年史学家仍将他们列入了古代帝王和伟大的查理家族的辉煌谱系中。神学家和法学家为他们征服了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帝国。这一空中楼阁提供了更高一级的理由，不仅要用精神，还可以借助军队的力量来找寻意大利。他们的皇权中心位于罗马，对某些人来说，罗马仍然是“世界的统领和所有城邦的主人”。这个说法来自奥托大帝的孙子奥托三世（OttoⅢ，983—1002年在位）。也许没有哪个中世纪的统治者会像这个年轻的皇帝那样从承载帝国的罗马理念中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尽管他和前任皇帝一样将皇权的影响力带到了北方和东方。

在罗马，大片的废墟让人想起被摧毁的伟大帝国。关于古罗马斗兽场，有人认为它将一直屹立到世界尽头。除此之外，这个曾经的超级城市并无什么吸引力。一些农民、神职人员、商人和工匠住进了教堂和残破的宫殿。只有朝圣者们还带来了一些生气和金钱。周围地区也都不安宁。它们由疟疾和为了土地与权力而纷争不断的贵族家族所统治。在罗马，甚至那圣天使城堡的老城墙，曾经的哈德良皇帝陵墓，都被用作抵御要塞。没人能实现和平，尤其是教皇，甚至是那些出身于权力争夺的氏族之一的教父也没能做到。他们中许多人都以暴力的方式在历史上谢幕，其中一个就是教皇福尔摩苏斯（Formusus）：公元897年，尽管他已经死去，他的对手却依旧对他已经腐臭的尸体进行审判。当然，消息的来源或许是有偏差的，但显示出罗马教皇的声誉已低至谷底。教皇若望十一世（JohannesⅪ）似乎是另一个教皇塞尔吉乌三世（SergiusⅢ）的私生子。教皇若望十二世（JohannesⅫ，955—963年在位）甚至还没有等到18岁就已当选，据说他是睡在一名有夫之妇的怀中时幸福地死去的。

在奥托三世短暂的统治期间，据说他待在江河日下的罗马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中世纪皇帝都要多。他甚至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了普法尔茨行宫。“我们的就是罗马人的帝国！”他的国师欧里亚克的热贝尔（GerbertvonAurillac，约950—1003）大声欢呼。公元999年，奥托将他擢升为教皇。热贝尔称自己为西尔维斯特二世，同他先前的教皇同名，后者曾为君士坦丁施洗礼。这是一套程序。皇帝似乎是在热贝尔的劝谏下决定“重建罗马帝国”：对教会进行了净化和改革，包括罗马教皇制度在内，但它仍然在计划中被保留下来。奥托于1002年去世，享年不到22岁，就死于罗马城以北。由于局势的不确定，热贝尔不得不迅速离开他的城市。他对于“金色的罗马”（aureaRoma）的满腔热情与古代人文主义的浪漫并无任何关系。他的效仿对象是君士坦丁和查理大帝的基督教帝国，而不是恺撒帝国。

德意志帝国前往罗马的大军还要继续前进半个世纪。这些“世界统治者”中的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打到圣彼得大教堂，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进行加冕，例如在拉特兰大教堂。那些指责皇帝应把更多精力投入东方殖民地，而非在意大利四处游**的人，都忽视了像中世纪加冕典礼这样的仪式的神奇力量，忽视了前帝国首都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意义，并且也忘记了掠夺高级文明向来就要比扫平森林、收服野蛮人和建立国家更具吸引力。毕竟，意大利参与了蓬勃发展的地中海经济，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它又与穆斯林世界的经济联系起来。丝绸、象牙、熏香和香料将意大利港口城市作为中间站。在那些日子里，大城市——即使在已经江河日下的罗马城也有数以万计的居民——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包括转销贡品的生意。任何人要是期望在欧洲从政，都必须尝试控制意大利，或者至少要阻止对手这样做。然而，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德意志人都失败了。他们的军队通常寡不敌众，他们的敌人意大利城市贵族却资源丰富。但是，如果没有德意志对意大利的政策——其效果具有破坏性——那么“伟大的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将不复存在。

当奥托的子民为罗马而战时，阿拔斯王朝在拜占庭的权力开始衰落，拜占庭人由此得以反攻。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kephorosPhokas，912—969年在位）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占领区。不久，帝国的旗帜再次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升起。在几次战役中，保加利亚人被击败。直到1025年巴西尔二世（BasileiosⅡ）逝世时，拜占庭的影响力已经从意大利南部的据点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凡湖。西西里暂时仍在穆斯林手中。同时，拜占庭的信仰和文化超越了军队为其而战的疆域，渗透到东方的城市、草原和森林之中。

树林里的基督：东方和北方国家的建立与基督教化

人们普遍推测，用斯拉夫语交流的民族起源于多瑙河以北的不同地区。在这里和更遥远的北方，国家的胚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渐渐生长起来。来自瑞典中部的“Saphirne”毛皮温暖了受冻的罗马女性。中世纪早期，阿拉伯的银币甚至在斯拉夫人乡村的午夜月光下闪闪发光。那里的人民朝拜着可以喷射闪电的多头神灵，他们惧怕巨魔和吸血鬼。成千上万的城墙和城堡提供了庇护的场所，其中一些发展成为城市。越来越多的名字从阴霾中发出光亮：一张在公元9世纪出现的清单精细地列出了多瑙河沿岸部落及其领地，里面包含从丹麦边界上的奥博德里特人（Nortabtrezi），到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可萨人的一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堡——它们倾向于处于犹太教的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在各邦与草原之间，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的定居区域，那里的文化受到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和腾格里信仰的影响。他们一直存续到蒙古人统治时期，而可萨人和摩拉维亚人的王国却没有幸存到10世纪。

拜占庭的历史学家称北方为“民族的怀抱”（SchoβderV?lker）。在欧洲东部人们遇见了来自北方的“瓦兰吉人”。他们的芬兰邻居称呼他们为“罗斯人”（Rus），这可能源自挪威语中的“ropsmen”（意为“划船的人”）。他们最初被视为强盗，之后被招募为雇佣兵：那些高大勇猛的男人，他们将自己构建为战士和农民的守护神，崇拜一种不断发展、斗争又陷落的宗教。他们还建立了稳固的定居点，会前往拜占庭和巴格达贩卖皮毛、刀剑和奴隶。不久之后，人们就以罗斯人的名字去命名那些他们进行狩猎、交易和统治的地区。随着斯拉夫人、芬努格人和其他族人混居于此，他们渐渐成了俄罗斯民族，比较有争议的是在被称为“俄罗斯城市之母”的基辅的建立过程中，他们所占的比例。

基辅公国起初是一个个对立的小团体的联合体，在留里克家族的统治下开始形成。留里克家族是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王朝。国家的形成就意味着人们要按时规律地缴纳贡品：毛皮、琥珀或奴隶。基督教信仰也一如往常起到了统一作用。洗礼标志着公国开始进入欧洲权力体系：这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WladimirⅠ，980—1015年在位）带来的除那数千名瓦兰吉人之外的彩礼，从那时起，这些瓦兰吉人就组成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保镖和精锐部队。巴西尔二世将自己的妹妹安娜献给弗拉米基尔做妻子。随着弗拉基米尔的皈依，以及在第聂伯河举办的盛大的洗礼仪式之后，“拜占庭联邦”（Byzantineoh）的基石便落地了。

“智者”雅罗斯拉夫（JaroslawderWeise，1036—1054年在位）创立了一所神学学校，并将东斯拉夫的习俗规范总结成法律书籍《罗斯法典》，书中的某些术语和结构显示其受到了拜占庭的影响，这表明与邻近的高雅文化接触是大有裨益的。雅罗斯拉夫的继承者进一步扩充了这一法典。血腥复仇和世仇敌对的权利在古老的版本中仍然被接受，却在扩充的版本中被明文禁止，这不可不谓之为一种文明的进步。统治是通过效忠来实现的，统治者及其子民都向对方负有一定义务。由贵族精英组成的波雅尔会议只是昙花一现地赢得了影响力，且还不是在俄罗斯各个公国都有。

东欧的基督教化给因缺乏书面文字而产生的黯淡带来了救赎。拜占庭传教士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36]首先是为礼拜仪式服务。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后来使用了从保加利亚引进的西里尔字母，而自11世纪以来，古老教会的斯拉夫语发展成为一种神圣且具有文学性的语言。俄罗斯依然与古希腊-拉丁文化隔绝。即使几个世纪后，莫斯科依然缺乏开展文艺复兴的土壤，也包括创新的潜力。基督教化的副作用是奴隶的招募范围缩小了，因为基督教规定禁止将基督徒卖给穆斯林。这也是凭此获利的基督教商人和王公们并不总是全心全意地推进传教的原因之一。此外，非洲的穆斯林统治者出于与之相反的前瞻而规定：伊斯兰教也禁止奴役自己的宗教兄弟。但对他们而言，能够得到奴隶战利品比传播先知的话语更为重要。

在波西米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那里，统治的建立与基督教化也相互纠缠在一起。前者先是由普雷米利斯王朝领导，紧跟着是罗马，再者则是拜占庭。野蛮的匈牙利人也找到了进入西方的途径。在经历了奥格斯堡的惨痛教训和对抗拜占庭的失利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平静的务农生活所带来的优势，并定居下来。他们的大公阿尔帕德·盖萨（ArpadeGéza）接受了洗礼。在公元1000年的圣诞节，斯蒂芬一世（StephanⅠ）（后来他像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一样被封圣）从教皇手中接过了王冠，加冕为王。

在波兰的土地上，罗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获胜。“勇敢者”波列斯瓦夫·克罗伯里（Boles?awChrobry，992—1025年在位）先是与帝国站在一边，之后在必要时又会反抗它，并借助异教徒的后备军，最终扩大了他的王朝，即皮雅斯特王朝的影响力。有一段时间他还统治过摩拉维亚人。他又攻打了波西米亚和基辅——据传说，其加冕宝剑上的刻痕证实了这一点，他应该就是用的这把剑砍向了基辅的金门——但都以失败告终。克罗伯里，这位“博洛尼亚”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也得到教皇的祝福，在去世前不久荣升为国王。

公元990—1050年，在挪威（也可能在丹麦），城市和王权的出现与基督教化的进程也相吻合。初期一切还笼罩着一层童话般的面纱，在这一表象下面，表面看起来基督教化、实则好战的社会轮廓显现出来。在古老的北欧萨迦[37]中，被肢解、撕咬、折磨的尸体成堆，血流成河。法玛·埃里克（FamaErik）是当时的勇士之一，他的绰号是“血斧”，这可能表明了一种当时盛行的政治风格，即荣誉和勇敢被视作核心价值。一旦倒下了，勇士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女武神（Walküre）的陪同下被送入英灵殿（Walhall）。实际上，丹麦领土的统一者“蓝牙王”哈拉尔（HaraldBlauzahn，940—986年在位）最初是活跃于诺曼底的北欧海盗领袖，统治了大部分的挪威地区数年。在其位于日德兰半岛耶灵的王室宅邸中，有一块符文石碑，他自己让丹麦人皈依基督教。但与北部其他地区一样，在这里接受十字架需要征得重大集会和民众的认可。

在获得几次大战的胜利后，斯汶·加贝尔巴特（Sve，986—1014年在位）将英格兰的王冠带入了丹麦人中。掠夺之旅——自公元980年起，北方人又恢复了他们前往英格兰的旅途——变为了出征。通过与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斯·克罗伯里的姐姐斯维托斯拉娃（?wi?tos?awa）结婚，他被欧洲的皇室贵族接纳。丹麦帝国被斯汶的儿子克努特大帝（KnutderGro?e）迅速收入囊中，其疆域包括不列颠群岛、挪威和瑞典的部分地区，但这不过是一段插曲。英格兰王冠的最终获得者是“忏悔者”爱德华（EduardderBekenner），他的父亲是威塞克斯人，母亲是诺曼人。瑞典，更确切地说是位于其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哥特兰和斯韦兰，被无路可走的森林所隔开，这里是斯韦尔人和高特人的统治地区，终像挪威一样，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从公元930年开始，维京人所定居的冰岛每年都要召开用来进行类似民主决策的“阿尔廷大会”：夏至时分，那些自由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会在冰岛最大的湖泊辛格瓦德拉湖广阔的熔岩田中集会，讨论他们的事务。公元1000年的一次集会上，他们决定受洗。他们做此选择是为了扫盲，也为了与拉丁欧洲及其文化建立联系。12—13世纪中叶，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卡托的引用文字，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的残篇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甚至在格陵兰已经有了主教当职。库藏的海象、独角鲸头骨和巨大的牛棚都让人不禁想到他拥有的财富。

结盟联姻和随之而来的礼物交换所编织的日益密集的关系网，使欧洲诸侯联合起来，也有益于形成稳定增长的交流空间。例如，奥托大帝将他的妹妹哈德维格（Hadwig）嫁给了西法兰克公爵大于格（Hugro?e），他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娶了英格兰公主，第二次婚姻则娶了意大利国王的遗孀。他让儿子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联姻将韦塞克斯与诺曼底联系起来，并暂时地将斯堪的纳维亚各州联合起来，巩固了他们与英格兰的联盟。瑞典国王奥拉夫·沙茨科尼格（OlafSig）将他的女儿英格丽德（Ingered）嫁给了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就像日后一样，帝国通过联姻形成，又最终在灾难性的继承争夺战中解体。

一门超级语言的复苏

它已经变得僵硬，濒临死亡与被遗忘，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自己的休养地，干涸成羊皮纸上的墨迹，并未被讨论的气息搅动。大多时候是修辞学和语法学推动口语发展。人们用通俗的拉丁语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大量的变体。它们是浪漫语言的树苗，逐渐茁壮生长，散发出自己的全部光芒，而与此同时，日耳曼语的习语在后来的德意志王国地区盛行：例如古老的撒克逊语、阿勒曼尼语或巴伐利亚语，这些听起来很古老的语言，是德语的前身。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几乎不了解传统拉丁语，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更是如此。威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发现拉丁语的知识近乎消亡，以至几乎没有人可以用它来开展神职事务，或将拉丁语的信件翻译成英语。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促进本地语言的写作。然而，在1066年之后，拉丁语却成为不列颠岛上神职人员和宫廷的语言。

欧洲的复调语言是由东方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还有南方的阿拉伯人共同完成的，当然也不要忘记受过希伯来语教育的犹太抄写员们的贡献。诺夫哥罗德、巴格达和拜占庭之间的商人交流起来常常非常费劲。讲话时需要手舞足蹈，必要时干脆充耳不闻。伏尔加河上游的尤拉人只是简单地将货物堆积在一处后便先离开，直到买家将等值物放至此处并离开后，这些尤拉人才又返回来收取收益。非洲的黄金贸易通常也是如此操作的。

拉丁语处境艰难，而其他语言的发展环境良好，这背后有好几个原因。长期以来，政治道路显得尤其重要。几千年后，欧洲的语言景观仍然能清晰呈现这一点。拉丁语追随罗马军团成为欧洲的语言，也因罗马军团的撤退而失去了其统治性的地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它一度成为希腊东部的官方语言，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律典籍也用拉丁语撰写。但后来，他的继任者却不得不用希腊语来评论这些法典，因为拜占庭丢失了西方，也遗忘了它的语言。只有来自强者的暴力才能强迫人们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友谊以及强烈的贸易兴趣和职业追求都确保了新的伟大语言的建立。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语法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deNebrija，1444—1522）——广泛使用的拉丁文语法词典和拉丁文-卡斯蒂利亚语词典的作者——提出了语言与国家的关联。他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卡斯蒂利亚语一直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伴侣，“它们一起诞生，共同成长并繁荣昌盛”。实际上，卡斯特拉诺语最初是通俗拉丁语的变种之一，在卡斯蒂利亚崛起之后晋升为世界性语言西班牙语。每一种被广泛应用的伟大语言，一定曾是胜利者的语言。拉丁语就是其中之一。它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幸存下来，并发展成为中世纪受教育的民众中的一种超级媒介。这一事实是文艺复兴和欧洲“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

到了10世纪，对经典作品的研读热情日益高涨。因此，在弗留利的贝伦加逐渐衰弱的统治期内，掀起了受维吉尔、尤维纳利斯和拉丁语版《伊利亚特》影响的赞美诗热潮，甚至还涉及了哲学主题。博沃二世（BovoⅡ）开启了这一时期。公元900—916年，他担任了科维修道院的院长，是波爱修斯著作的鉴赏家，甚至还能说流利的希腊语。圣加仑的修士——条顿人诺特克尔三世（NotkerⅢ，约950—1022）将波爱修斯用拉丁语翻译的两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了德语。在一个由农民、猎人和战士组成的社会中，他围绕表达、抽象、逻辑学，为获取古代的文化遗产而不遗余力，试图将这种文化传达给埋首于修道院的阿勒曼尼人。《鲁奥德利布》是一部由匿名诗人用拉丁语写成的骑士史诗，推测写于11世纪中叶的巴伐利亚，其中透露出对普林尼和维吉尔具有一定的了解。班贝格本笃会的弗鲁托尔夫（Frutolf）从奥古斯丁那里得到了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知识。

语言多样性通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分歧。如今，世界上7000多种语言中有许多都散布于赤道周围的温暖地区，而欧洲地区的语言只有不到100种。地理原因在这些差异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居民数远少于瑞士，却分布有1000多种语言和方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生活在层峦叠嶂、交通不便的新几内亚，还有部分人居于新几内亚的无数小岛上。在这里，与其他很多地方的情况一样，地理条件使沟通更加困难，而沟通是语言统一的基本前提。这阻碍了本可能平息巴比伦地区混乱的大规模的国家组建。对于科学技术进步而言，书写和言说的分裂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其使得交流和讨论几乎不可能。语言多样性过大的地区向来都不是创新的区域。克里奥尔语和混杂语言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无法用文字描绘解释复杂的问题。

拉丁欧洲还有另一个非凡的区位优势，但直到几个世纪后才体现出来：它毗邻穆斯林的高度文明地区，那里管理着丰富的知识遗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已着手解锁古希腊的宝藏。他们还打通了通往东亚的桥梁。蓬勃发展的经济是他们能解锁这些成就的先决条件，其实力可能远超拉丁欧洲许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