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14 第一次复兴（第2页）

迁入未知知识领域的仍然只是少数人。这位神学大师激发出的批判、好奇的精神向自然界和宇宙等其他领域渗透。作为首个观察到太阳黑子的欧洲人，伍斯特的约翰（Johannvoer）在1128年出版的编年史中画图记录。他的同胞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vonBath）随大学搬迁前往萨勒诺，然后穿越西西里岛到达小亚细亚。阿德拉德从阿拉伯科学中获取知识，翻译数学和天文学著作，撰写关于科学的对话，涵盖了植物学和气象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阿德拉德才将神视为万物起因。他在自然界中寻找因果关系，并以观察为依据。其他学者也和他一样，他们研读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对波爱修斯、马克罗比乌斯和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爱得手不释卷。他们追问这个世界可能的起源，想要阐明什么是灵魂，感觉如何起作用。塞涅卡和西塞罗推崇的斯多葛派的伦理和基督教的道德教义共同成为对抗混乱生活的工具，与基督教物理学并行的还有斯多葛派物理学。与“圣父”或天堂至高无上的主宰者相比，柏拉图的神性概念要崇高得多，他的身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信徒。

不过，基督教中也出现了与伊本·罕百勒和安萨里的观点类似的倾向。“僧侣的职责是祷告，不是探究，”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曾发出这样的警告，“使徒们教过什么？可没有教人去读柏拉图，去纠正亚里士多德的谬论。”圣伯纳德反对将理性凌驾于信仰之上，厌恶一切对创新的追寻：“创新是轻率的母亲、迷信的妹妹、鲁莽的女儿！”阿贝拉尔对精神力量的完全信赖让这位“上帝的看门狗”大为震怒。他还援引同时代的弗莱辛的奥托的话，谴责神学家普瓦捷的吉尔伯特（GilbertvonPoitiers），批评后者“过分依赖于人的理性”。圣伯纳德的朋友威廉·冯·蒂埃里联合其他一些人，共同抨击自然哲学家威廉·冯·康克斯（Wilhelmvonches，约1080—约1154）。康克斯在沙特尔大教堂的教会学校任教，撰写了一部百科全书，介绍他本人所处时代的世界和宗教知识。康克斯通过自然科学来思考上帝，激怒了众人。这位饱受攻击的学者对此做出回应，如同一篇启蒙运动的宣言。他说，批评他的人都是蒙昧主义者，这些人都保持一种农民般的虔诚，不愿去探寻缘由。“但我们要说的是，人们必须在万事万物中寻找缘由。”除了即将到来的理性主义，有异教倾向的典籍也引发人们质疑传统。在本笃会修士霍诺留·冯·奥坦（HonoriusvonAutun，约1080—1137）看来，赫克托耳的战斗、柏拉图的对话、维吉尔的诗歌或奥维德的灵魂救赎歌曲统统都没用，他讽刺说，这些文本的作者应该“和其他类似作家一起被送到残酷的冥王手下，在巴比伦的土牢地狱中”孤立无援、备受煎熬！此前，圣埃梅拉姆的奥特洛在阅读卢坎之后就感受到怪兽的折磨，自此对奥维德和维吉尔敬而远之。

法学以罗马法的理性为指引，而与古籍密切关联的哲学在与神学的对峙中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它或许曾经为神学服务，或许一次次与神学并肩为伍。越来越多的对话被开启。巴黎圣吉纳维夫修道院院长图尔奈的斯蒂芬（StephanvonTournai）对这种变化大加批评，多样性的代价引发困惑。他认为，“人们公开的辩论损害了已经神化的结构，损害了神性的奥秘”，他特别提到这场话语革命的一个中心点，即1200年前后的巴黎：“那么多的博学之士，却有那么多的困惑；那么多礼堂，却有那么多丑闻；那么多公共场所，却有那么多的渎神之举。”不久之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也表露了担忧，巴黎的老师们将神学女皇降格为哲学的女仆。

宗教与另一边的哲学和科学之间仍然没有清晰的界限。直到近代，僧侣、枢机主教，甚至教皇都在世俗和异教的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格拉蒂安、阿佐和其他同行曾经整理法学典籍，现在人们也开始汇编神学知识，并撰写大量实用知识。在这些语录中，涉及某些主题时还会援引教会神父的文章。其中，彼得·伦巴第（PeterLombardus，10951100—1160）的汇编传播得最为广泛。[108]这套典籍几乎没有受到哲学的影响，神学教育和考试资料一直以此为参考，甚至年轻的乔尔丹诺·布鲁诺也有过焦头烂额的经历。

雅典基因逐渐展现出全部的影响，几乎可令世界改变。没有哪个一神教像基督教一样对哲学保持开放，这都要归功于保罗和奥古斯丁。与阿拉伯人还有希腊人的交流并不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而是要归功于一些旅行者，比如欧里亚克的热贝尔、巴斯的阿德拉德或“非洲人”君士坦丁。“废人”赫尔曼（HermannderLahme，1013—1054）据传生活在赖兴瑙修道院中，他被绑在担架上，几乎无法开口说话，但他是最早借助阿拉伯文献观测宇宙的人之一。他被看作象限知识的传播者，并且撰写了一本星盘结构指南。

交流在迟疑中开始，随后迅速扩大。交流的场地异常开阔，长期以来，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多多少少能够和平共处，比萨也一样，这座城市一直与拜占庭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丰富的启发，从插图装帧到法学。这些中间人包括威尼斯的雅各布（JakobusvonVenedig），他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第一位译者，另外还有比萨的勃艮第奥（BurgundiovonPisa）。1136年，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担任外交官，把盖伦、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都译成拉丁语，还翻译了教父大马士革的圣约翰（JohnvonDamascus）的《正统信仰阐详》（Ekdosis）——这是一部天主教教义的合集。

翻译的热潮不仅在托莱多高涨，科尔多瓦是下一座翻译之城，即便1236年被卡斯蒂利亚军队接管，翻译之风依旧不衰。希腊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知识的运送者也抵达商业大都市巴塞罗那。在此工作过且颇为高产的蒂沃利·冯·柏拉图（PlatonvonTivoli），他也曾到过塞戈维亚，后来又前往塞维利亚和法国南部。

一张虔诚的千花地毯

在拉丁欧洲的许多城市，大教堂都已经竣工。艺术史学家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试图证明这些建筑是按照精确逻辑建造的，和经院派哲学遵循同样的“惯例”。尽管这一观点着实令人兴奋，并因此造就了一个文化上的超我，但是，这种话语体系太过丰富，忽略了那个“哥特式”的分母。当时的时代景象除了崇高的知识风潮和理性思潮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虔信、神秘主义和圣母崇拜——圣母是信徒在上帝面前最强大的“辩护人”——以及朝圣和圣物崇拜。但是，欧洲的宗教史终究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净化的尝试通常都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书籍和活人都被投入火海、付之一炬。旧式教团如西西弗斯般周而复始，人们成立新的修会，以此来阻止腐朽和世俗化。

西多会[111]修士聚集在第戎（Dijon）附近的森林中，在“恐怖”与“荒芜的孤寂”中尝试恢复纯正的本笃会教规。埃布罗河（Ebro）和易北河（Elbe）之间、从英格兰南部到意大利北部的500多座修道院都加入了这场欧洲的教化运动。修士们按照教规祈祷和工作，他们为温暖时期的开垦工作贡献了很大力量。西多会朴实的哥特式建筑与同样节俭的礼拜仪式相呼应，是另一种抵抗形式：反对的是克吕尼修道院，它已经富贵逼人、权势遮天，早就罪孽深重。不过，西多会在经济上也非常成功，以至日益泛滥的市场生产活动渐渐掩盖了它的理想。圣伯纳德尸骨未寒，他所信奉的唯物主义就遭到抨击。

人们的宗教向往处处可见，而且人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实现它，时常摆脱了罗马权威的影响。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拉丁欧洲在思想上也开始觉醒——无论神学还是哲学；“征服世界”的想法初现雏形。随着12世纪文艺复兴的来临，声势浩大的崇古尚古潮流逐渐显现出它的身影。所有这些都是对动**时局的另一种回应。这些起源都保留了精神道路上蜿蜒崎岖的痕迹。持异端邪说的人层出不穷，而游走于这片土地的云游传教士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许多特殊的圣徒，比如丰特夫罗修道院创始人阿尔贝赛勒的罗贝尔（RobertvonArbrissel，约1045—1116）。此人身着破烂的连帽大衣，**着双腿，蓄着长长的胡须，看起来就像施洗约翰转世。

与教会相对而立的是鲍格米勒派，他们在拜占庭势力范围内开展了最重要的异端活动。这些人反对一切外在事物、圣像、圣人崇拜和神迹信仰、圣体圣事和洗礼，还认为上帝有两个儿子，即善良的耶稣和邪恶的路西法。令东正教深恶痛绝的是，他们把整个此岸的世界视为魔鬼的产物。这场运动10世纪始于保加利亚，一路蔓延至西欧，后来在那里衍生出了清洁派运动，这些人同样持二元观点却自成一派。“清洁派”这个词意为“纯洁之人”，希腊语是“katharoi”。清洁派信徒非常严肃地开展净化工程，甚至为其设立教会组织。清洁派成为异端的化身。“异端”（Ketzer）一词可能就来源于意大利语中指代清洁派的“gazzari”一词。英诺森三世召集了讨伐清洁派的十字军。这场血腥的阿尔比战争以其要塞之一的阿尔比命名，对于法国的王冠来说是大有益处，随着清洁派惨遭屠戮，与清洁派结盟的奥克西塔尼的贵族们也被剥夺了权力。中世纪晚期，“纯洁之人”最后的痕迹也湮灭于历史长河中。

12世纪下半叶，伦巴第地区的城市中开始出现一些身着粗布衣衫的人，他们被称为“乌米利亚蒂”（Umiliati），意思是“谦恭之人”。这些人将宗教信仰融入生活，也会向他人传教。其中的许多人与家人同住，有些人则过着修道士的生活，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些教士组织。罗马负责引导他们虔诚的热情通向规范有序的教团生活。13世纪出现的贝居安修会[114]是他们的姊妹团体：虔诚的信男信女如同修女和修士一样生活，身处贫穷、贞洁和谦卑之中，但没有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在修道院内。这些信徒主要分布在荷兰和莱茵河畔的城市中，他们一度受到爱戴，备受尊重，然后收到禁令后又被容忍。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却共同生活，他们购入成片的房屋，或者在热闹的城镇边缘划出一片封闭的飞地。为维持生计，他们会纺纱或织布，也会照顾病患和穷人。他们的无欲无求为富有的教会树立了一面明镜。他们也使瓦勒度教派变得面目可憎。据称，瓦勒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里昂的商人，他在12世纪末放弃了俗世财富，全心投入布道事业。瓦勒度派是中世纪所有异端组织中唯一留存至今的。

最早一批方济各会修士可能根本都没有教规和内部等级，当然也就没有教义了。创始人方济各·伯纳多内（Franardone）1182年前后出生在翁布里亚的小镇阿西西，他的一生反映了温暖时期典型的生活。当时的世界既富裕又贫穷，很是庞大，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位英雄要不断抵挡**。方济各一开始家庭富足，生活无忧。他学了一些拉丁语，法语也略通：他的父亲给他规划了远途商人的工作，这些对他的职业生涯有帮助。据传，上帝的召唤令这位年轻人迷途知返。他隐退到故乡附近的一个石窟中，孑然一身，在忏悔和祈祷中度日，最终完全生活在贫苦中，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一心关爱他人。他自己写道，上帝曾启示他，让他按照福音书的方式生活。他找到了志同道合之人，他们聚集在博俊古拉堂，这座小教堂半已荒废，隐于一片冬青栎林中，巴洛克时期人们扩建了一座宏伟的教堂[115]将它环绕。教会一开始并不支持方济各会，仅仅是容许它的存在，但方济各会在几年间迅速壮大，很快就有数千信众。甚至女人们也追随方济各会，她们的领袖是嘉勒（Chiara），一位出身名门奥雷杜乔（Offreduccio）的贵族小姐。这个修会后来演变为嘉勒修女会（Klarissenorden）[116]，很快发展出数百个修道院。

方济各本人曾加入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将他的教旨带到埃及。他试图让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卡米尔（al-Kamil）皈依十字架，自然未能如愿。到13世纪末，方济各会已经扩张为1600多个修道院。他们将福音一路传至北京。[117]方济各会——也被称为“小兄弟会”（OrdoFratrumMinorum）[118]——很快就与多明我会那些“神圣传教士”产生了竞争关系。两者都重视教育，教育对于传教和异端争论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组织研究人员，并积极寻求在大学中求学和任教。随着城市日益发展，底层阶级不断壮大，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越发活跃，修士们的布道在这些民众之中引发了强烈共鸣。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救赎恰好匹配了对虔诚的旺盛的市场需求。时至今日，方济各会宏伟教堂的屋脊仍然耸立在欧洲许多旧城的迷宫中，在这些穹顶之下，曾有振聋发聩的训诫之声和救赎人心的抚慰之语。

然而，方济各会修士还是逃不出一切宗教改革者的命运。他们单纯吗？这些小兄弟可是培养了欧洲最精明的一批人；在1500年前后，他们在整个欧洲运营近百所学校。他们贫穷吗？各种基金会足以让修会赚得盆满钵满。方济各会资产实际上归罗马教廷所有，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杜撰，只对形式主义者有用。为了纪念“波韦雷洛”（Poverello，即圣方济各），阿西西的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已经足以宣告，一切追求纯洁的行动都永远失败了：通往翁布里亚神奇之城佩鲁贾的路上，每隔几千米就矗立着一座教堂。方济各想成为穷人中最穷的，1226年他在光秃秃的地上撒手人寰，他的确被安葬在贫民墓地。但是，为了在他的陵墓上方精准地建造一座教堂，人们斥巨资修建了基座。教会等级制让三重冕熠熠生辉，它迅速瓦解了方济各关于贫穷的极端戒律，这是出于对其自身福祉的考虑，也是基于现实的认知，毕竟修士也是人。对此的争论经久不衰。一个世纪后，基督没有资产的说法甚至被一位教皇斥为异端：不然他这位基督的代理人有什么正当理由聚敛财富呢？谁胆敢提出异议，就等着被送上火刑架吧。方济各会一直有各种推陈出新的尝试，以期重新找回创始人曾示范过的纯洁，最后从内部分裂。一些虔诚信徒遵照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的理想生活模式，却没有加入任何修会，他们仅仅对自己实施净化工程。这个想象出来的“第三会”[119]中有一些成员后来称圣，其中就包括图林根侯爵路德维希（Ludwigven）的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

方济各已经被尊为意大利乃至整个世界最伟大的圣徒之一，直到今天依然备受崇敬，既是楷模又饱受责难。一些人视他为文艺复兴的奠基人，人性和主体性运动的开拓者。他的《太阳颂》以古意大利语流传于世，他对情感宗教的运用驾轻就熟。这首赞美诗歌颂造物和生命，触动人心、语言质朴。方济各感谢他“至高、全能、仁善的上主”（altissimu，oe，bonSignore），因为主创造了太阳兄弟、月亮姊妹和众星辰、风兄弟、水姊妹、火兄弟，主“因慈母般的大地姊妹而受到赞颂：因为她养育并引导我们，为我们生产五谷，奉上缤纷花朵和各类草药……”实际上，人们不难从中找到文艺复兴艺术的脉络，既描绘世俗享乐，又没有忘记上帝。尽管如此，方济各似乎更像是一个用古老而又令人信服的回复来看待当前世界新兴事物的人。

“教皇只能通过言语来统治”，同时代的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奎道尔（Joha）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罗马教皇违背这一原则，已经无人听他号令。教廷变成了一个双重意义上的世界强国，渐渐丧失了清白（i），英诺森三世（InocioⅢ），这位最强大的教皇中的一位，就是以此来为自己命名的。教廷提出的高要求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13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皇权与神权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升级为一场笼罩着末世氛围的战争。这一次事关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一片土地：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的复兴

在切法卢和蒙雷阿莱两地的主教座堂中，在巴勒莫的宫廷礼拜堂中，拜占庭艺术家们都曾用耀眼的金箔拼出马赛克，这些图案直到今天仍然诉说着这座岛屿曾经的繁荣，虽然昔日荣光早已消逝一空。如果想知道这片欧洲的最南端地区已经受到多少欧洲的影响，只要看看诺曼王朝那些教堂的壁画就会了然，甚至能找到亚瑟王和圣托马斯·贝克特的身影。西西里的国王从先前的统治者那里学习拜占庭和阿拉伯的执政管理艺术，并在这远古的碑铭中刻上自己的签名。在卡尔比兹王朝的历任埃米尔治下，巴勒莫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大型首府之一，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国王罗杰二世（RogerⅡ）出身于欧特维尔家族，集西西里的巴塞勒斯和基督教的哈里发于一身，手握统领大权，成群的妻妾和太监簇拥着他。这位统治者同时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立法者，他招揽学者到他的宫廷，为他们解决温饱、提供薪酬，此外他还资助了萨勒诺医学院。皈依基督教的突尼斯学者、“非洲人”君士坦丁就曾在萨勒诺和蒙特卡西诺驻留。他不仅翻译了阿拉伯的医典，还把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语录译成拉丁文。君士坦丁可谓“东西方大师”，毕竟他是在凯鲁万求学的。萨勒诺能够成为重要的医生培养基地，君士坦丁功不可没。

随着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登基，这位来自布汶的逐利者将意大利南部擢升为除安达卢西亚之外最重要的古代思想重镇。他命人制作的艺术品、他模仿曾经的皇帝金币铸造的“奥古斯塔”币、他颁布的诏令，无不显示出他的倾向，即他在向恺撒时代的传统靠拢。在卡普阿附近一座桥的桥门上，他以奥古斯都的形象出现，他是“活法律”，也是法律的主人。他制定的《梅尔菲宪章》涵盖了罗马、诺曼、拜占庭和伦巴第的法律条例。法律应该驱除口口相传的传统，推举国王权力为先，此外还要保障国库收入。只要不触及王室特权，法律也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且反对弊端满满的武力自卫，以此捍卫了国家对强权的垄断。最高主管机构是宫廷法院。自查士丁尼的法典以来，这是第一部全面的国家法律，本次编纂的委托人借此跻身于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之列。

这位西西里人几乎没有引发穆斯林的关注，尽管他们听说过很多类似性格的博学的统治者，但在同时代的欧洲人眼里，腓特烈二世绝不是冷门人物。不同派系的人或者将他誉为“世界奇才”，或者将他妖魔化成末世的巨龙。他集赞助人、恐怖统治者和官僚国家的缔造者等众多身份于一身。他做过的事还包括雇用犹太学者，学习阿拉伯和希腊科学知识，并推广细腻的爱情歌曲——这是“甜美新风格”（doluovo）最早的见证——还把自己的儿子送进监狱。他自己也被敌人斥为异教徒，而他追捕异端分子时毫不留情，《梅尔菲宪章》里就有针对异端的严苛规定。

腓特烈将迈克尔·司各脱（MichaelScotus，约1175—1236）视为传播希腊、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的理想人选。这位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他的绰号由此得名——在托莱多学习阿拉伯语，然后前往博洛尼亚，可能还在罗马驻留，此后便在皇帝的宫廷谋生。司各脱的《导论》包含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医学、占星术、气象学和计算学。司各脱因为此书声名远播，但也因此被但丁安置到烹煮术士的第八层地狱中，这个位子可不怎么舒适。司各脱可能在西西里岛翻译了一些伊本·鲁施德关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伊本·西那对亚里士多德有关动物的著作进行了改写，司各脱也把它们翻译成拉丁语，腓特烈参考这些译文写出了著名的“驯鹰之书”：《论擎鹰狩猎的科学》。这部作品也借鉴了阿拉伯语的文献，很快就拓展出一门全新的鸟类科学。但皇帝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作为驯鹰者的经历，他甚至将这些置于“学者之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上，这样的批判在当时的拉丁欧洲尚属罕见。

只要腓特烈同时戴着帝国皇冠与西西里王冠，而且反对教皇拥有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他与罗马的冲突就不可能平息。不过，腓特烈和他的祖父巴巴罗萨一样，都不能让伦巴第的城池俯首称臣。1237年的科特努奥瓦大捷几无效用；十年后，帕尔马的军队攻陷了他的设防营地。这支军队击溃了帝国军，赢得了丰厚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印玺、皇冠、国家宝藏和——对爱书之人腓特烈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损失——珍贵的图书馆。

腓特烈在最后的岁月中四处征战，他不再只是反对罗马教皇，而是反对全体神职人员，讨伐这些独断又堕落的人。他在诏令《那些幸福》（Illosfelices）中恳求一个纯粹的理想型原始教会的降临，这个教会的神父追随基督，像使徒那样过着贫穷而谦卑的生活。腓特烈生命的最后十年，双方一直在进行激烈的宣传战。从蒙古席卷而来的风暴更加剧了人们对末世的认定。腓特烈被废除的教籍始终无法恢复。1245年，他被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革出教会，并于1250年殡天，既非胜者也非败者。他的儿子曼弗雷德（Manfred）戴上了西西里的王冠。

哲学的力量和上帝的万能

另一位以立法者的身份声名远扬的君主是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他也是萨拉曼卡大学的创始人。他委托编订的《七编法》（SietePartidas）囊括了550条法令，是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欧洲最全面的法典。《七编法》的基本原则是“世界上所有法律都是为保障自由”，因此制定了关于奴隶的条文。这位人称“智者”的国王将宫廷打造为新兴的卡斯蒂利亚民族文学的主导中心。阿方索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命人编纂的书中还包含一部西班牙编年史。他命人修订的《阿方索星表》改进了一位穆斯林天文学家编制的《托莱多星表》。16世纪40年代，这套星表还被重印，仍然对计算行星位置大有帮助。阿方索的宫廷也翻译了很多阿拉伯语著作，例如汇编了魔法和占星术知识的《魔法宝石》（Lapidario）和《占星魔法宝典》（Picatrix）。

多明我会的两个修士兄弟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精神的传承者：阿威罗伊主义的先驱大阿尔伯特（AlbertderGroβe，1200—约1280）和他的门徒托马斯·阿奎那。两人都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阿尔伯特出生在施瓦本小镇上，在帕多瓦上大学，在科隆组织了多明我会的“研习”活动，为之后最重要的德国大学之一奠定了基石。他在雷根斯堡做过几年主教，并曾在索邦大学任教。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都深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著述和穆斯林学者对亚氏的评注，并添加了自己的阐释。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信仰和知识是两回事。自古代末期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饱受基督教和穆斯林学者的抨击。亚氏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不是如《圣经·旧约·创世记》中所言是被创造的。在阿尔伯特看来，此事尚无定论，他绝不赞成用单薄的文本阐释取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神学应该都可以通往同一个真理。不过，阿尔伯特在研究世俗科学时，还要抵挡来自其他多明我会兄弟的攻击。他曾嘲笑道：“他们像一群愚蠢的动物，对不了解的东西肆意亵渎。”阿尔伯特既是神学家又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因此获得了“全能学者”（doiversalis）的荣誉称号，他的兴趣涵盖了从石头到星星的广袤领域，对下个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穆斯林文化中，宗教仍然大权在握，人们想在《古兰经》之外讨论科学根本不可能；而在拉丁欧洲，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就连关于德国城镇的单纯的编年史都渗入了“古代”的痕迹。例如，一位史学家在记录自己家乡施特拉斯堡与主教的激战时就援引了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a），从中引用了一段关于自由之战的振奋人心的呼吁。古代精神在博洛尼亚和那些医学院中畅行无阻。在1255年的神学高地巴黎，当艺术学院欲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纳入课程计划时，激烈的论战爆发了。修士们应该追求纯洁和禁欲主义，而不是捣鼓科学和大学课程。一边是宗教的世界观，一边是哲学的、科学的世界观，二者之间处处相克。也有很多人反对逻辑和科学的泛滥，强烈要求信仰占上风。亚里士多德狂热的支持者们也遇到了坚定的反对者。

培根认为，精神“不能扰乱”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上帝可以随时出手干预。培根研究符号学，梦想造出飞行器或潜艇，同时也是炼金术的先驱。他认为，占星术可能是击退蒙古人的关键科学。他探索磁力，并将火药基本材料的混合比例公之于众。他还写出“贤者之石”的制作指南，并提供了延缓衰老的秘方——其中包括一些稀有物，比如埃塞俄比亚飞龙的肉。培根对阿尔哈曾和格罗斯泰斯特的光学都非常熟悉；他被视为欧洲光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似乎真的实验过镜头、聚焦镜和一种针孔相机。培根当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不过当时典型的末日情绪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他绝不是中世纪的浮士德博士，但他的许多观点都非常新颖。最终，他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代价，在修道院中被幽禁逾10年之久。

等级严明的教会组织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反驳一切背道而驰的观点，让自己的学说成为普世标准。1277年，巴黎主教艾蒂安·坦佩尔（étieempier）公开谴责219项“可鄙的谬论”，如他所闻，这些学说竟在大学中流传甚广；可能是教皇若望二十一世（Johannes）授意此事。据说，有一些学者——可能说的是阿威罗伊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支持者——断言，神学家的论断仅仅是基于寓言，从中收获不到任何知识，掌握世间智慧的只有哲学家。不过，这种论调首先瞄准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托勒密的天体论，就如他们所言，天体在3。6万年后将重新回到某一位置，因此也会产生相同效果。这样一来，历史也肯定会循环往复，审判日不会到来，也就没有末日审判。

唐皮耶关注的核心点是捍卫上帝的全能，这项权力不受任何事物包括自然法则的限制。例如，有些人认为上帝不能创造多个世界，上帝无法沿直线移动天体（这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定律，即天空中的一切都必须以环形轨道运行），坦佩尔对此表示反对。倘若人们承认这种可能性，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真空的空间：因为世界之主微微移动世界，必定会留下一个空白之处……世界永恒的假设自然也要被推翻了。坦佩尔的判断可能适用于某些神学家的观点，比如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vonBrabant）曾辩称，世界之始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因为这事关上帝的自由意志。

尽管关于宇宙与虚无的讨论曾于1277年在巴黎受到威胁，但它得以幸存，因为它总能找到安全之所。我们从罗杰·培根多舛的命运便可见一斑。他受到排挤，被禁止写作，且如前文所述最终被捕。1265年，当他的资助人、枢机主教盖伊·勒·格罗斯·德福尔克（GuyleGrosdeFoulque）以克雷芒四世（sⅣ）之名登上圣彼得宝座时，他似乎曾有过光明远大的前程。教皇赐予他进行研究所需的一切自由。但克雷芒在执掌教皇之位三年后就溘然离世，培根的自由也转瞬即逝。不过这段历史依然让人想到，激进的思考在四分五裂的欧洲总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时机。一位亲科学派教皇的加冕或者一位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那样的王位继承人就已经足以为避难之人敞开大门。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彼得·约翰尼斯·奥利维（PetrusJohannisOlivi，12471248—1296）这样令人不适的思想者也不必再缄默不言。他曾说过，确定性只能从内在经验中获得。他坚定拥护方济各会秉持的贫困理想，这足以令人生疑，而且他认为抵挡基督之敌的末日大战即将来临。他先是在修会内部受到审判，之后又恢复原职。教皇尼古拉三世（NikolausⅢ）对他赞许有加，马丁四世（MartinⅣ）却又对他提起诉讼。最终结果是，奥利维被允许在佛罗伦萨和蒙彼利埃宣传自己的学说，但不准在巴黎宣传。他位于纳博讷的墓地已成为一个朝圣之地。但离世20年后，他的著作被付之一炬。

另一位离经叛道者的著述也遭遇了相同命运。这位学者是出生于马略卡岛的拉蒙·柳利（RamonLull，12321235—1316），中世纪平信徒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在有生之年，这位“傻瓜拉蒙”[121]——他自己也常以此自嘲——创作出超过250种字体的浩瀚作品。在自传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位富有的俗世人夫和宫廷抒情诗人转而皈依天主[122]，此后他的足迹远及巴黎、蒙彼利埃、耶路撒冷和突尼斯。柳利用阿拉伯语、加泰罗尼亚语和拉丁语写作，他的神学论著很少援引他人，研究过逻辑学、占星术和医学，也与阿威罗伊及其追随者展开论战。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可以证明的，他希望借助理性的依据使犹太人和穆斯林皈依，为此，他倡导开办教授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语言学校。他想要通过《伟大的与最后的艺术》（Groβeu）一书构建一门以数学运行的普适科学——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他希望把最普遍的概念和谓项自动组合起来，以此来得到观点判断并发现真相。他为之打造了一项思维装置，类似一台逻辑计算机。他用字母来代替不同的概念，把字母排列在一个可旋转的同心圆盘上，人们拨动圆盘就能一直得到新的见解。

宗教与俗世分离的前奏带领我们深入中世纪的过往。因为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普世的神圣皇权与同样普世的神圣教廷两败俱伤。从罗马启程的历次十字军征讨在灾难中结束，甚至针对异端的血腥战争也未能让世界回归平衡。既然上帝容许这一切发生，似乎只有一种解释，人们不过是在目睹世界末日的最后几下抽搐。然而，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这种论点渐渐失去效力，因为世界虽然错综复杂却没有崩溃。人们应该重新寻找一个定位。一些人坚信理性与经验，另一些人寄希望于旧式教会的进一步改革，还有一些人则探求新的信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