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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宗教改革（第2页）

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点燃了火苗。即使在1523年和1524年爆发的第一次骚乱中，呼声已经清晰可闻，人们想要在布道时听见未经篡改的上帝之语。1525年1月，德国西南部孤立的起义已经变成一场广泛的运动，最终席卷了成千上万人。3月，农民起义者在帝国直辖市梅明根起草了《十二条款》，该文本涵盖了他们的诉求。他们首先希望由整个教区自由选举牧师，布道中讲述“未经人类补充”的纯正福音，并要求废除农奴制——毕竟基督拯救了所有人，“牧羊人和最高阶级的人都一样”。另外，《十二条款》并不想完全推翻当前局势。“我们想要自由，并不代表我们不想要权威的监管”，作者强调过这一点，这与穆尔纳预言的凶兆不符。他们关注的只是公正和公平，以及停止滥用权力。他们想废除非法征税和徭役，并可以重新使用森林和共有地——这些资源在违反旧风俗的情况下都被领主没收了。他们也要求自由狩猎和捕鱼，并要求法律程序不可因为优待和专横跋扈而偏离。决定这些要求是否有合法性——听起来像路德的口吻——只需遵循《圣经》中的文字。

《十二条款》指明了今后起义的方向，起义关乎上帝的荣誉、上帝的权力、上帝的言语：这些是让起义合法的口号。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抗个别领主，整个村庄和地区都投身其中。在很短时间内，起义覆盖了上施瓦本和阿尔萨斯地区，蔓延到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它波及弗兰肯和普法尔茨，一直渗透到德国中部，进入路德的大本营。1525年4月，图林根陷入混乱。在帝国南部挣扎度日的闵采尔匆匆赶回家乡并宣战：“向前，向前，趁火正旺……向前，向前，吾辈正逢时！上帝引领我们，跟上，跟上！”修道院被冲击，城堡被摧毁，而另一些地区则幸免于难，如巴伐利亚、德国北部和几乎整个东部。

参加起义的除了农民，还有矿工和一些像闵采尔这样的神职人员。许多城市之所以会改旗易帜屈从于革命只是迫于农民压倒性的人数。作为真真切切的帝国贵族，符腾堡的乌尔里希（Ulriberg）加入农民义军有其特殊理由：因为他先前试图强行占领皇家城市罗伊特林根，所以1519年施瓦本同盟的一支军队将他从自己的公国驱逐出去。农民军似乎对他有些用处，他们可以与瑞士雇佣兵一道助他从哈布斯堡手中重新夺回自己的领地。

在大多数地区，革命只是几个月的插曲。农民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术上缺乏经验，武力装备又不足，内部还经常意见不一。到了夏天，施瓦本同盟和贵族的军队已经肃清了大多数的叛乱武装，屠杀了大批义军。符腾堡的乌尔里希的冒险在3月就宣告失败，德国中部的农民战争于1525年5月15日以弗兰肯豪森战役而告终。这场人民战争的威胁让路德的追随者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vonHessen）和路德的反对者萨克森的格奥尔格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军队对农民武装力量造成沉重打击。闵采尔被俘获，在遭受酷刑后被斩首。他是否真的全心全意认同共产主义般的早期基督教原则“一切皆共有”，或者是折磨让他这样呐喊，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同情劳苦百姓大众，不与汉萨权贵为伍”的人。他的想法不是共产主义的先期萌芽，而是来自神秘主义和末世情结。

路德最初呼吁双方和平谈判。当图林根被革命席卷时，他还是冷静地与闵采尔保持距离，如他自己所写，闵采尔是“撒谎的魔鬼”和“世界的吞并者”。现在他撰文反对“掠夺成性、杀人如麻的农民帮派”，并呼吁人们把叛乱分子用刀刺死、用棍打死、用绳勒死。他很清楚，他的宗教改革只能与世界保持协调，且依靠萨克森的势力其才得以幸存。闵采尔的想法隐秘地传递下去，尤其是在再洗礼派。在茨维考的前奏之后，再洗礼派运动于1524年前后在茨温利所在的苏黎世发端。他们以《圣经》的名义拒绝给婴儿施洗，人们应该在自愿、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是否皈依基督。他们很快就与卡尔施塔特搭上了线，后者已经在维滕贝格表达了对给婴儿施洗的反对。虽然再洗礼派是和平的，他们仍然遭到无情的迫害，甚至出现了第一批被执行死刑的信徒。

农民战争提醒着人们德国历史的渺茫机会。有一段时间，它开启了不可思议的前景：虽然革命事业在军事上几乎已经完全失败，但在海尔布隆召开了农民议会，人们希望起草一部新的帝国宪法。为宪法提供了框架的是曾担任德国南部某伯爵的大臣的文德尔·希普勒（WendelHipler），他的政治经验丰富；另外一位是美因茨选侯国的公职人员弗里德里希·威甘特（Friedridt）。根据他们二位的计划，除了农民之外，学者和市民与皇帝、王侯和贵族都应该共同参与到帝国转型当中。可惜一切都是一纸空文，蒂罗尔农民领袖米夏埃尔·盖伊斯迈尔（MichaelGaismair）的计划也有同样遭遇。他规划的国家秩序已经预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废除教会的世俗权力。盖伊斯迈尔认为在更远的未来会出现农民和矿工的共和国。1526年，施瓦本同盟终结了这一场民主的遐想。盖伊斯迈尔在多年逃亡后途经帕多瓦，一群搬运工为了获得赏金将他刺死。

据说这场起义有7万多名牺牲者，胜者从叛乱村庄收取了大笔罚金，把叛乱头目割舌剜眼，但农民的血并没有完全白流。在一些地区，不公平的税金被取消，徭役被废除，一些农民联盟成为受认可的农民代表公会。战争的经历仍然深深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单单是贫苦大众可能会重新起义，就让国家和领主不敢施以太多高压。事实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动**的锁链从未停止摆动。路德的宗教改革取得了广泛的根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际政治的发展，查理五世的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影响了德国为净化和改革而进行的斗争。

罗马的混乱和夜莺的歌喉

1520年6月，加莱附近的“金衣会”，此时路德正在维滕贝格校对关于“善行”的布道书。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针对他的驱逐圣谕已经颁发，而在加莱的阿德尔和吉尼斯之间则是辉煌的景象。在广阔的天空下，法国和英格兰的年轻国王于此地会面，弗朗索瓦一世（FranzⅠ，1515—1547年在位）和亨利八世（HeinrichⅧ，1509—1547年在位）。他们身后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只用木椽和彩绘帆布搭起一座外墙；城堡前面是一座小型的红酒喷泉。帐篷挤得满满的，像一整座金丝绒搭建的城市，为一万名宾客提供住宿。6月7—24日，在观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之后，两位君主最终会晤，马上比武、丰盛宴会、假面舞会和祈祷仪式令人应接不暇。

除了皇帝查理，这两位君主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宗教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与弗朗索瓦一样，符合人们对文艺复兴王侯的设想：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者，艺术的资助人，所有女人的恋人。他们二人的肖像在画家的画中也有相应展示：小汉斯·霍尔拜因笔下的英王亨利两腿叉开，手肘挑衅似的叉在腰间（附图21）；让·克卢埃和弗朗索瓦·克卢埃给法王画的是四分之三侧像，他身着闪闪发光的丝绸，面带微笑。然而，统治者之间的协议就跟“金衣会”的假宫殿一样稍纵即逝。这个庆典并不是美好友谊的开始，而是出于权力的要求。在自己的岛上，亨利不得不警惕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向来对英格兰的王冠充满敌意，而他们历来与法国交好。而不列颠的统治者仍然拥有法国国王称号，提醒人们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去，也意味着不间断的挑衅。亨利先于弗朗索瓦投靠皇帝查理，毕竟他们之间已经有共同的商业利益，哈布斯堡治下的尼德兰有压倒性的纺织业，是英国羊毛出口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尽管计划宏大，他们并未达成更加重要的军事合作。

查理皇帝与弗朗索瓦国王之间有久远又深刻的对立。查理在加提纳拉拥有各种合法头衔——如西班牙国王、皇帝、哈布斯堡君主——让他拥有法国南部的一半地区，包括勃艮第、米兰、热那亚和阿斯蒂。1525年，在胶着的几场战争后，查理的军队在帕维亚成功击败法国军队，并俘虏弗朗索瓦国王。弗朗索瓦把他的骑士荣誉排在了国家利益之后：在获释后，他并未遵守被囚时立下的誓言，继续率军作战。他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雷芒七世、米兰大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起组成干邑同盟，现在连亨利八世也加入其中。国际政治再次遵循通常规则：一方权力太大，这次是哈布斯堡，导致对手纷纷结盟。帕维亚胜利的影响就在于此。1526年，皇帝查理与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成婚。一年后，这对夫妇迎来一个儿子，他就是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的继承人腓力二世。

有些人在“罗马之劫”中看到了对文艺复兴之都的末日审判，罗马就像是一座巴别塔，在混乱中有花魁争奇斗艳，还有远离一切神学的缤纷庆典和人文主义讨论。一位目击者认为这次事件是“路德风暴”。许多人都想知道，现在末日真的要来了吗？况且奥斯曼人正威胁着东方，曾经在马加什一世的统治下兴盛起来的匈牙利的文艺复兴文化被彻底摒弃。

哈布斯堡一边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并在意大利北部作战；另一边不得不承认无法阻挡宗教改革在德国步步推进。虽然有一批人很快组成方阵反对路德和他的事业，但宗教改革也已经深入许多坚固的城堡，尤其是维滕贝格和萨克森公国。有时民众暴乱夺得决定权，有时邦国阶层（Landst?nde）抓住主动权。重要的是修道院的态度，它决定了领主的选票或市民团体的态度。理事会机构大多数时候是被驱动的力量而非驱动力。宗教改革在某些地区——例如巴伐利亚，哈布斯堡治下的某些地区或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并没有得到推行，但它不仅渗透进了萨克森、黑森和其他领地，近三分之二的帝国直辖市也纷纷响应。即使在德国以外，它也经常先赢得市民阶级的支持。在波兰，宗教改革征服了那些德国人居多的城市；在挪威，一个没有大学和印刷厂的国家，它在商业城市卑尔根站稳脚跟，在这里它也得到了强盛的德国商人公会的支援。

很早就决定支持路德的纽伦堡工匠们如今是何态度，从汉斯·萨克斯的一首长诗中可以看出。他让“维滕贝格的夜莺”，即路德，在阳光灿烂的清晨歌唱吊嗓，然后与天主教教士激烈辩论。在一些地方，天主教作为少数派而幸免于难，如奥格斯堡，反宗教改革的哈布斯堡的金钱盟友富格尔家族仍旧坚守古老信仰，并以此捍卫他们源源不断的进账。1525年，随着普鲁士条顿骑士团转变为世袭公国，首次出现了不隶属于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国家，其公爵有义务效忠波兰国王，并改信路德宗。

克雷芒七世期望的回报是查理支持佛罗伦萨回归美第奇家族之手，西班牙雇佣军再一次进军托斯卡纳。尽管人们任命米开朗琪罗监督佛罗伦萨的防御工事，但并没有起到作用。1530年8月12日，佛罗伦萨陷落。它的新主人是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de'Medici），美第奇家族的教皇让他成为家族的第一位公爵，但七年之后就被谋杀；凶手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称自己是共和国自由的捍卫者。但是，这个用药丸装饰徽章的家族别无选择。来自较年轻家族支系的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oⅡ。de'Medici，1537—1574年在位），深谙政治手段且有军事天赋，成为新任公爵。教皇和皇帝都赐予他大公头衔。狂热的佛罗伦萨终于决定把纵向联姻作为补救措施，教皇将他的侄女凯瑟琳·德·美第奇（Katharinade'Medici，1519—1589）嫁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儿子，未来的亨利二世，以此为自己赢得政治上的活动空间。这个曾经的银行家家族一直都能够让欧洲高等贵族满意。

分裂与再分裂：维滕贝格，苏黎世，明斯特

当皇帝查理于1530年6月中旬抵达奥格斯堡时，佛罗伦萨的围攻仍在进行中，帝国议会也被照会此事。除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之外，宗教再次成为协商重点。新教阶层向皇帝递交了忏悔书，从中首先能看出，他们的观点和罗马教义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文件的第二部分则是关于差异，但当时是否有任何相互理解的真正前景，非常值得怀疑。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带来惊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或者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或者相反，他们愿与皇帝结盟，但皇帝必须给予他们同样的报答。

反之，他们也一直认为路德运动已经自行瓦解。在维滕贝格和苏黎世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教条差异，争议的原因是对圣餐的不同观点。路德宗认为，根据基督之言，面包和酒实际上就是享用他的血肉，而茨温利熟读柏拉图教义，物质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他把圣餐仅仅看作象征性地表达忏悔。他们唯一一致的是拒绝天主教理念，即圣体可以神奇地转变为另一种物质。路德和茨温利等人都参加了马尔堡的一次宗教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因此，除了路德宗的“告白书”，帝国议会上还出现了茨温利个人的信仰声明以及林道、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斯特拉斯堡等帝国直辖市的宗教自白。皇帝和帝国议会大多数人都重新转向《沃尔姆斯敕令》的严苛处理方式，并将证词视为异端邪说。现在，帝国已经注意到了这群新教徒，令他们处在威胁中。连皇帝也希望一次宗教会议就能带来和睦相处，可惜希望渺茫。但是在当时和后来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追求的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通常不会在教条问题上领会妥协的艺术。在圣餐的争论中终于涉及一个千年问题：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为了保护他们认为的真理，神学家们自己也置宗教改革的统一性于不顾。

在德国，走瑞士路子的时机还不成熟。战争的第一步意味着新教王侯和城市结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其政治目的是阻挡哈布斯堡的霸权，从而捍卫自己已经取得的宗教改革成果。由于皇帝需要帝国出手相助，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并希望让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成为继承人，所以并没想对路德宗动武。但很明显的是，强权政治和信仰问题正在成为一个难解之结。

在许多方面，路德的维滕贝格的规定都为教会的具体构架树立了榜样。在新教地区，旧的祈祷方式让位于圣体圣事的魔法剧，在庆祝活动中沿袭拉丁式的规定和言谈方式，虽然也有祈祷和唱诗，但重点是以德语布道。与路德最初的意图不同，国家和城市市政府在所有宗教事务，特别是在神职人员的授职仪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取代了教会的地位。主教不再出席等级会议。新引入的“公共钱柜”——铁质柜子——装满了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的收益，这些钱被用来支付牧师的薪水、支援教区的开支，并用来救济穷人——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筹集的资金一般都进了当权者的腰包。

宗教改革覆盖了中小学和大学，影响了家庭与婚姻生活。很快，新教的意象世界、赞美诗和宗教建筑等新的文化环境出现了，这些都是因为礼拜仪式的变化和对布道的重视。德语版《圣经》的书写准则以及路德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之前就撰写的两份教理问答都激发了人们阅读的兴趣，从而鼓励人们识字。宗教改革还与纸张、眼镜和凸版印刷相互作用。非文盲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新教国家。

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意味着欧洲出现了现代化和宗教的多元化，连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路德都为之震惊。游**的牧师穿越德国和欧洲，继续推广改革思想。有些人，比如路德本人，大肆渲染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并要求转变。先知们一个个站出来，描述他们看到的幻象。他们想要更彻底地进行净化，比国家同盟和路德宗或茨温利派还要彻底。一位特别著名的“绝对派的梦想家”是来自施瓦本的皮衣工人梅尔基奥尔·霍夫曼（Melann），他曾在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德国北部和尼德兰工作。他最初是路德的信众，后来发展成一个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他宣扬上帝国度的到来，根据《启示录》，它会在末日之前来临，他和之前的闵采尔一样宣讲与无神论者的最后一战。信仰路德宗的斯特拉斯堡议会将他收监，但他的想法得到很多人的追捧。

插图48：某贵族女性的纪念雕像，约1290年，15341535年在再洗礼派占领期间被毁坏，明斯特，圣保罗大教堂，圣坛回廊

在明斯特，这出荒唐的闹剧持续了一年多。1535年6月，这座城市因叛徒被攻陷。为了恫吓百姓，遭受审问、饱受折磨的反叛分子的尸体被放置在铁笼中，直至腐烂。直到今天，高高挂在教堂塔楼上的笼子仍然警醒世人，统治的欲望如果和宗教的非理性结合起来会有什么后果。尽管再洗礼派声名狼藉，遭到罗马的信徒和新教徒的纷纷谴责，但还是在地下偷偷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梅尔基奥尔·霍夫曼在斯特拉斯堡的地牢中饿得奄奄一息，直到1543年咽气。

在结束明斯特闹剧的部队中就有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指挥下的特遣队。在捍卫社会秩序面前，宗教差异也可暂且搁置，就像他们在农民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早期的现代国家在明斯特城墙下也取得了胜利。在前一年，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在黑森的菲利普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雇佣兵的帮助下成功夺回了他的公国，至关重要的是战胜哈布斯堡派来的总督及其占领军，符腾堡发展成为路德宗的堡垒。

无论是明斯特战争，还是10年前的农民战争，皇帝和帝国都没有插手。这场信仰和权力的争端中，胜利者是主权邦领，无论是支持路德的还是反对路德的邦领都扩大了它们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力。当菲利普的骑兵在符腾堡**，以及明斯特再洗礼派的锡安山崩塌时，查理五世远离欧洲所有的纠缠，正身处遥远的北非。他率领强大的军队扑向突尼斯，在阿拉贡的费尔南多时代，这里就已经是西班牙虎视眈眈的目标。1535年7月，帝国军队攻破城墙。这次成功被大肆宣扬，举行了胜利大游行，传单满天飞，扬·弗米尔（JanVermeyen）还为此创作了珍贵的系列挂毯，今天仍在马德里和维也纳备受赞赏。突尼斯的奥斯曼统治者是一名海军上将，曾经的海盗巴巴罗萨·海雷丁（ad-DinBarbarossa），他是一个睿智的战略家，很快又去侵袭西边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城市，眼见大军到来就及时撤退。几年后，帝国又对巴巴罗萨·海雷丁的大本营阿尔及尔采取军事行动，却惨遭失败。北非的征战就像博洛尼亚的皇帝加冕一样，是中世纪帝国历史的终结场景：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后一次在进攻“异教徒”的行动中御驾亲征。

对于宗教改革的历史而言，比明斯特事件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边缘发生的事。自1527年韦斯特罗斯帝国议会以来，瑞典一直走在路德宗的道路上，丹麦——路德的知己约翰内斯·布根哈根（JohannesBugenhagen）一直在此地推进改革——和挪威紧随其后。这两个国家的“最高主教”自1537年由丹麦国王担任，他利用占有的教会财富巩固他的权力。在匈牙利看来，这还不是奥斯曼式的政教合一，但这种做法是引路德为经、据维滕贝格为典。

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因为想要离婚便发起改革。一方面，亨利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arinavón）未能诞下男性子嗣；而出生的孩子中，只有后来的女王玛丽长大成人。另一方面，国王垂涎于凯瑟琳的女侍官安妮·博林（AnneBoleyn），而安妮要求先结婚再圆房。只有教皇才能解除现有的婚约，但谈判进展不顺。迄今为止无所不能的大法官沃尔西枢机主教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国王将会谈的失败归咎于他，幸好他很及时地自然死亡，使他免于被送上绞刑架。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well，约1485—1540）这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大臣，在他的建议下，亨利试图向教皇施加压力。即使这会导致两人关系破裂，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1532年，神职人员被迫批准一项文件，即教会颁布法令必须获得国王的首肯。此外，下议院起草了一项法案，要夺走教皇在英国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圣职首年收入”——这是神职人员在任职第一年的薪俸。如果罗马不让步，国王就威胁要执行此项法律。然而，克雷芒七世仍然不为所动，结果教廷失去了一个王国。1533年1月，亨利无视罗马而娶了安妮·博林，她已经有孕在身，说明她接受了国王的求爱。

国王的后续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为了避免任何异议，议会通过了克伦威尔起草的《限制申述法令》。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形成了一个传统，英国的法律判决不受外国上级势力的管辖，正是这一法令有效地阻止了教廷的命令。在新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mer，1489—1556）的主持下，教会法庭宣布亨利与西班牙人的婚姻完全无效，而与安妮·博林的婚约是正当的。9月7日，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名正言顺地呱呱坠地，有一天她会戴上英格兰的王冠。她的继承权——在亨利长女、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之前——有《继承法》可依。随着新女人和新生儿进入亨利的生活，整部法律未能持续其效力，但它的核心内容是，“罗马任命的主教和圣座本人”绝对不应该干涉王位继承权。

直到1534年，反罗马法典才在《至尊法案》之后变得无以撼动。《至尊法案》虽然短小，但它使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并授权他可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教义。这样，亨利成为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所期待的那样：集教皇和国王于一身。因为另一项法案，反对这项新法规可以被判处最严重的罪行——叛国罪。因为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前大法官，同时也是《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被送上断头台。他曾经身体力行地以国家利益为名反对异教徒，亲手判处六名异教徒火刑，现在却成了这种同样无情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牺牲品。

克伦威尔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建筑师。他是普特尼一个手工艺人的儿子，对许多人来说，他是英国民族的缔造者之一，“议会中的国王”就宣示着英国的主权。这位学识渊博的律师通过行政改革赢得了名声。克伦威尔的前任创立了“枢密院”，现在这个国王最核心的顾问圈子里也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身影。贵族仍然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军队中。通过无数次对下等阶层的提拔，亨利拥有了与旧贵族抗衡的力量。

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通过法律且以法权为武器赢得了胜利。1529—1536年的这次横向合作在英伦岛的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前从未有哪一场横向合作可与之相提并论，国王和议会通力协作，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清扫教会”相对顺利地取得了成功，因为驱逐教皇势力符合议会多数派的意愿。英伦岛上的宗教改革从未发展成德国式的好战的民众运动，但由于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争议，英国城市中的动**看起来比其他所有地方都更加频繁。再洗礼派和罗拉德派的组织在英格兰改革期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个王国也与路德宗相去甚远。就教条和学说而言，亨利仍然保守，路德宗和归尔甫派都受他迫害。例如，他甚至下令放逐神学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Tyndale），后者曾在维滕贝格把《圣经》译成英文，却被监禁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城堡，后被处死。在改革党领袖克伦威尔垮台后，罗马神学又短暂地站稳脚跟。1543年，老百姓甚至被禁止读《圣经》。国王对《圣经》经文释义的灵活多变心知肚明，也非常清楚，如果社会抗议和宗教信念混合起来，就是危险的爆炸物。这个道理不仅教育了德国，也教育了英国农民起义者。

亨利受过神学教育，他赞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剧作家。他也喜欢作曲，他的歌曲《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在伊丽莎白时代风靡酒吧，今天仍然可以听到。他通过法律谋杀上帝的恩典，又患有躁狂症，但他还是拥有阴郁的名声。他从安妮·博林那里也没有盼来期待已久的男性子嗣，于是就把她送上了断头台，他后来的爱人凯瑟琳·霍华德（eHoward）也有相同的命运：因为被指控与别的男人幽会，她不得不赴一场与刽子手的约会。亨利与德意志公主克莱沃的安妮（AnnavonKleve）离婚，因为安妮对他来说太难看了。在缔结婚约时，他只在宫廷画家小霍尔拜因的一幅画里见过他未来的夫人，这幅画明显非常讨人喜欢。克伦威尔促成这次联姻，希望借此与安妮在莱茵河下游的强大家族建立联盟，他于1540年失去了职位，也掉了脑袋。此前，亨利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JaneSeymour）生下了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她不是死在斧子底下，而是在分娩时身亡。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王后凯瑟琳·帕尔（eParr）交了好运，亨利于1547年离开人世。这个蓝胡子[27]国王费尽心思，想让他的王国有一个正当继承人；玫瑰战争的记忆仍然鲜活。单是因为这个，他的行为就可以通过国家利益至上得到解释。

在外交方面，都铎王朝的国王心知他与哈布斯堡和法国势如水火，令他纠结的是选择在英伦岛上完全隔绝，还是发展有利可图的同盟。1542年，哈布斯堡和法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亨利这次选择站在皇帝的一侧，他的筹码是查理必须承认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此外，他的统治也喜忧参半。苏格兰人在索维莫斯战役中惨败，但又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威尔士进一步融入了王国；爱尔兰在恩威并施之下，基本上处于英国掌控之中。亨利现在称自己为爱尔兰“国王”，不仅仅是“领主”。尽管有大规模的军队部署，但法国北部的战役只是让他短期占领了布洛涅。再加上另一场针对苏格兰的战争，一共花费了超过200万英镑，大约是王室年收入的10倍。亨利曾经梦想与法国国王结盟，共同成就“伟大事业”，这时也失去了所有可能。

直到亨利去世，王冠和议会之间的权重一直都未平衡，宗派问题似乎也悬而未决。继任者爱德华六世（EduardⅥ，1547—1555年在位）是一个9岁的孩子，在严格的新教环境中长大。大主教克兰麦周围拥簇的改革者现在终于有几年时间可以大展拳脚，反对新秩序的起义则仍然没有任何机会。然而，罗马的拥护者对玛丽·都铎（MaryTudor，1553—1558年在位）翘首以盼，希望在英格兰迎来一位未来的天主教女王，而且又能得到西班牙的庇护力量，这支庇护军似乎已经准备对这个异端岛国进行十字军北征了。1550年，英格兰与法国达成和解。作为补偿，布洛涅回到瓦卢瓦王朝之手。现在，与苏格兰人进行清算的道路也铺平了。

弱化的改革

文艺复兴全盛期及晚期正值繁荣的顶峰，而对教条和教会争论不休的竞技场却远离这一切。路德论纲诞生的同一年，贡扎加的廷臣马里奥·伊里科拉（MarioEquicola）出版了一本对女性进行赞美的书。朱利奥·罗马诺在曼图亚建造的得特宫和朱利亚诺·达·桑加罗在罗马修建的梵蒂冈宫渐渐成形。在威尼斯，提香作为新星正在缓缓升空。1517年，他正在为弗拉里教堂的主祭坛绘制《圣母升天》。同年，拉斐尔完成了在梵蒂冈宫殿的工作，安德烈·德尔·萨托（Ao，1486—1530）在佛罗伦萨为他的《在鸟身女妖宝座上的圣母》（又称《阿庇埃圣母》）签上了大名。1521年，米兰建筑师塞萨尔·切萨里亚诺（Cesareo）出版了内附大量插图的维特鲁威的著作。1525年——德国的农民军队刚刚被屠杀时——他在威尼斯出版了《论爱情的本质》，其中不仅涉及古代作家，还把目光投向了普罗旺斯民谣歌手那些温柔的爱情诗。

意大利既不是异教所，也不是圣地。即使当时意大利文学生活的中心明星阿雷蒂诺，一个狂放不羁的、商业化的作家，在书中除了描写**生活中的愉悦体位，还要穿插一些圣母玛利亚和圣凯瑟琳（KatharinavonAlexandrien）的爱情逸事。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刺激了宗教的文艺复兴，然而，它似乎也让一些诗人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例如，阿里奥斯托在《疯狂的罗兰》的最后一版中增加了五首虔诚又严肃的歌咏，而这部书其他多处都是毫无道德可言的娱乐。

意大利的贵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与教廷联系最为紧密——这是因为通过裙带关系、受俸神职或者司库大臣分发给他们的金钱，他们没有任何兴趣要将教廷变成一个虔诚的、苦行僧式的修道院。当深受“现代虔诚派”影响的荷兰人哈德良六世（HadrianⅥ，1522—1523年在位）试图严厉打击买卖圣职和裙带关系，也不过是命人宣读了对教皇罪过的忏悔书，为他喝彩的人寥寥无几。罗马人聚集在帕斯奎诺雕像——罗马市中心一尊古老的躯干雕像——前表达对这位北方来的嘟嘟囔囔的教皇的愤怒，人们平日里也会在这里粘贴字条，经常挑衅式地对政治事件评头论足。人们只忍受了他一年的教诲，之后他就被召唤到上帝的怀抱，意大利终于可以喘息。在地方宗教会议和教团内部，改革热情不减，其中包括新成立的教团修会，即所谓的德亚底安修会。

彼得罗·本博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教廷与文化的衷心结盟，几乎有些可怕。在费拉拉和乌尔比诺工作多年后，我们发现他为教廷服务，并且还拥有很多受俸神职。为了从虔诚的哈德良教皇那里挽留这些俸禄，他很快就承诺遵守修会誓约。尽管如此，他仍然和一个女人藕断丝连。这个女人虽然与另一个人结婚，却给本博生了三个孩子。作为作家，他也硕果累累，他创作十四行诗、书写优雅的信件和威尼斯历史，讲述了1487—1513年的故事。他喜爱古典和神圣之物，把圣母玛利亚比作“闪闪发光的仙女”。尽管他的生活不是完全遵循神圣的规定，1539年他还是被提升为枢机主教。这样一位教会高层对神学问题兴趣不大，对路德完全没有兴趣，这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