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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宗教改革（第3页）

除此之外，还有压制。因此，许多人伪装他们的宗教倾向，他们被称为“尼哥底母”[28]。有些人被迫逃离。1525年出生于翁布里亚的彼得罗·比扎里（PietroBizzarri）想要通过历史学家的身份保命，却被英国国王当作间谍。他曾在热那亚、萨克森、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海牙等地露面。1586年后，他销声匿迹。有些人不得不为他们“异端”的观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罗马教廷掌印官皮耶罗·卡内塞奇（Pieroesecchi）。当他1567年在罗马登上火刑架时，据说他穿着纯白的衬衫，戴着白手套，如同一场宗教热情对民间人文主义的处决。

卡内塞奇在那不勒斯加入了一群固执任性之人中，他们簇拥在胡安·德·巴尔德斯（JuandeValdés，1490—1541）身边。这个卡斯蒂利亚人受他的故乡西班牙的一场思想运动的影响，在那里被称为“光照派”（Alumbrados）[29]运动。早在中世纪晚期，我们就已经遇到过类似这种“光照派”的虔诚组织。人们希望过着充满爱的谦卑生活，勤奋地阅读《圣经》，和神秘主义者约翰内斯·陶勒尔一样在自己内心寻求上帝。伊拉斯谟和路德神学的思想带来心灵的亲和力，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有关。由于改革进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更加严酷——约有130名“光照派”成员被处死——巴尔德斯本人也避居到依旧宁静的总督辖区那不勒斯。

因为他的孪生兄弟阿方索（AlfonsodeValdés）是查理五世的亲信，巴尔德斯本人受到严密保护，而他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与比扎里一样，不得不在半个欧洲大陆辗转逃亡。他们当中包括前嘉布遣会将军贝尔纳迪诺·奥齐诺（BernardinoOo，1487—1564）和遵循奥古斯丁学说的修士彼得·马蒂尔·菲密格理（Pietrli，1499—1562），后者也在教团担任高级职位，两人后来都参与了宗教改革。菲密格理在苏黎世找到了停留之地，而奥齐诺在那里也引发了反感，不得不向摩拉维亚的奥斯特里茨行进，结果在途中死于瘟疫。最后，受巴尔德斯圈子的灵性影响的还有16世纪最著名的女性之一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a，1492—1547）——根据保罗·吉维奥（PaoloGiovio）的描述，也可以判定她为当时最美丽的女性之一。她的诗歌深受柏拉图启发，在当时就受到赞扬。米开朗琪罗的一些十四行诗可能就受到她的影响，所以才有虔诚、痛悔的基调。

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西班牙则走了自己的路。对伊拉斯谟，甚至柏拉图、菲奇诺或皮科·米兰多拉的研读都是危及生命的事。伊比利亚国家固若磐石的天主教传统深受征服者文化、早期的宗教改革——以西斯内罗斯为代表——和深深的虔诚的滋养，这种虔诚是基于神秘体验和对基督之爱。阿维拉的圣特雷莎（Teresavonávila，1515—1582）可谓一例，显然她的虔诚甚至能够让她产生性体验。

西班牙天主教的杰出代表是出身于巴斯克贵族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vonLoyola，1491—1556）。1521年，法国、西班牙战争的一段插曲发生在潘普洛纳围城，依纳爵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长期卧病在床，让他面临生活危机。这个士兵把骑士小说放到一边，开始阅读《金色传奇》和西斯内罗斯的《精神生活练习》等著作。启蒙终于让他虔诚地悔悟，这些书引导他去耶路撒冷朝圣，最终专注于神学研究。依纳爵成为路德的天主教兄弟，他的虔诚可能与他的同胞巴尔德斯有着相似的精神前提。不管怎样，他有时被怀疑是一个“光照派”，可能是路德的追随者。

像改革者一样，依纳爵渴望纯洁。他用自己的罪折磨自己，并寻求仁慈的上帝。和路德看法相同，虔诚对他来说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剖析自我的过程。他的《精操》一书让人想起中世纪晚期的圣像组图，其通过启发性的场景，将耶稣的生活呈现出来，以便帮助人们谦卑而怜爱地模仿这种生活。它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把一切自我的东西都上升为上帝的旨意。与路德不同，这个巴斯克人在一开始转向内心时找到的是满足。在依纳爵看来，这种转向并不属于对“纸基督”的批判或当局机构的缺陷，相反，这个终生跛脚的矮小圣人建立的修会后来发展成为一股最强大的力量，窘迫的教会也被迫让位。

法国也保持着天主教传统。索邦从一开始就谴责路德学说，改革派的一名追随者甚至被送上火刑架。但是宫廷让整件事情不断推进，整个国家处处都有亲改革派的圈子。一起被称为“海报事件”的丑闻让局势愈演愈烈。1534年10月18日清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民吃惊地看到一则宣言，即反对滥用教皇弥撒。这是一次前所未见的对公共领域的征服，弗朗索瓦一世也感到头顶的王冠岌岌可危。25名嫌犯被处决，从这时开始，王室颁布一系列敕令禁止新教活动。信仰哪一种宗教成为关乎性命的大事。审讯异教徒的法庭——人们称为“火焰法庭”，提到它就瑟瑟发抖——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新教徒离开了这个国家。例如，克莱芒·马罗就发现自己不再受玛格丽特王后的庇护。他不得不逃离，在费拉拉（他遇见拉伯雷的地方）、威尼斯和日内瓦寻找避难所。1544年，这位当时最重要的法国抒情诗人在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的都灵去世。

皮卡第人约翰·加尔文（Johannes，1509—1564）也有类似的逃亡经历——从玛格丽特的宫廷逃往费拉拉。他的父亲在努瓦永的大主教手下为座堂教士咨议会担任高级官员，让他有条件接受完整的法律教育，也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约翰很早就对改革思想着迷，甚至因为其异端立场而差点被捕。1533年底，他不得不从巴黎蜿蜒而出，这里是字面意义的蜿蜒：密探把大门敲得砰砰作响，而他在住所里把布接成一条绳子蜿蜒爬下。他放弃了一直以来维持生计的在努瓦永的受俸神职，在“海报事件”后彻底背弃法国。1535年，他出没于巴塞尔，一年后，他的《基督教要义》出版，这本书很快使他声名鹊起。直到他去世前，他一再修订，让这本书成为一部不朽之作。一开始只有6个章节，最后却有80多章。他的神学教父包括奥古斯丁和邓斯·司各脱，尤其是“基督最出众的使徒”路德和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马丁·布塞尔（MartinBucer，1491—1551）。加尔文蔑视神学的吹毛求疵是出于人文主义的想法，主要探究的是赐予人恩典和亲近的上帝之子基督与超越一切理解范围的上帝形象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传教士，加尔文必须用简洁明了的句子和日常话题来说服众人。

加尔文神学的核心是宿命论。从出生到生活或死亡，人都是被预先设定的，他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为什么一个堕入地狱，另一个成为天选的上帝之子，对他来说是一个谜；在他看来，似乎就连这个问题都不该被提出来。他和路德一样，觉得要指引人们找到纯粹的信仰。但和他的一些追随者不同，他不认为生活的成功或失败能让人们推断上帝的审判。

即便把人降格为等候上帝判决的芸芸万物，他也不认为这是被动的存在。相反，他要求与罪恶持续斗争，并呼吁慈善、友爱和热心来赞美主，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食物和饮品都应该为此服务。至于获取利息，他又与路德观点一致，倡导人们共同遵循西塞罗的公平原则。就圣礼来说，他认为只应该包含洗礼和圣餐。

加尔文把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从日内瓦扩散出去，这座商业城市自1536年以来一直支持宗教改革。1541年，他在此处定居。他是一名富有魅力的传教士，被看作“新教的萨沃纳罗拉”，成为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他没有在日内瓦湖畔建立拜占庭式的神权统治，而是打造了一个追求虔诚和纯洁的共和国。上层当局必须为教会和神圣使命服务，并且不能辜负教区信任，要监督人们的生活是否合乎道义。教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教会监理会，最初由城市的牧师和12名普通信徒组成，即理事会选出的“长老”。根据加尔文教义，世俗权力在教会中没有任何影响力。如果上层当局无视上帝诫命，那么基督徒有权利抵制这种当局。这不是呼吁革命，相反，实行抵抗运动的人应当是被选出的人民代表，“较小的当局”。这一学说为未来反对渎神君主的庄严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件稀罕事，追求纯洁和建设道德国家的思想在民主思想，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加尔文认为贵族和民主元素的结合堪称完美，这是日内瓦宪法的雏形。从神学上看，加尔文主义建立在普遍圣职的理念之上。

凭借他的思想，这个法学家的冷酷理性开始为纯洁的理想服务。像路德一样，加尔文把职责和工作神圣化，如同生活中的一切，它们也是对上帝的服务。甚至连他自己非常欣赏的音乐艺术，如果仅仅为了消遣，也不允许被演奏。寺庙变得贫瘠，被剥去了所有世俗的金色光泽。加尔文甚至想要比路德更严格地根据《圣经》建立新世界。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通过呼吁“内心世界的禁欲”为特定的资本主义强制性道德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文中指出加尔文教徒的身份与资本主义思维倾向的相近之处，论文最准确的一个核心观点可能在于，改革的所有变体形式以及天主教会的反击运动通过相互竞争，共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纪律化。不是加尔文主义，而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基督教促进了拉丁欧洲“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欧洲相对开放的竞争团体都有强大的构造力量，团体内出现的思想空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抵制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升级同样也为思想创造了空间。加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功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他的学说可以抵挡随着即将到来的现代一起出现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它们甚至能够让全能的上帝重新有所动作。加尔文的上帝甚至比柏拉图的抽象概念更加伟大，但他也把个人命运看在眼内。由于这种矛盾性，加尔文主义也成为一种现代宗教。加尔文的神学转折点到底是从他的哪些个人经历和创伤中获得了动力——母亲的早逝，还是与努瓦永座堂咨议会的小小冲突而拒绝以基督教仪式为父亲下葬？——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显然，加尔文一生都是一个流亡者。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神学才如此直率生硬：这是对生活的回答，就像所有宗教一样。

加尔文曾经徒劳地想要赢得弗朗索瓦一世并让他成为支持改革的另一位“‘英明者’腓特烈”，《基督教要义》就是献给这位国王的。然而，在法国仍然是天主教独大。国王的名望不是源于战争，而是他对艺术和科学的扶持：他资助列奥纳多，建造香波堡和枫丹白露宫，这是出自一队出色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之手。他设立图书馆、赞助“三语学院”，即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后来发展成为法兰西学院；除了拉伯雷和依纳爵·罗耀拉，加尔文也是这所学院的知名校友。所有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枫丹白露“终极之所”的游行和节庆标志着国王的绝对权力。当时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活动不过是毒品，用适当的方式让人们顺从。

在四场对抗皇帝的陆地和地中海战争之后，政治版图的变化却微不足道。自12世纪起，法国国王就拥有“基督教全境之王”的荣誉称号，弗朗索瓦继承先祖头衔，就连与奥斯曼人立约，他也无所畏惧。1544年，克雷皮和平谈判为他和查理五世两位统治者之间——如前文所说，与哈布斯堡结盟的亨利八世也在场见证——的决斗画上了休止符，弗朗索瓦把他对意大利的野心远远抛下。为此，皇帝放弃了对勃艮第西部的野心。然而据载，法国王太子在签署和约后说，一旦他即位为王，他并不打算容忍和约中的损失。

查理五世可不只是想成为在各方之间斡旋调停的主持人，他的野心不止于此。如果皇帝的权力不足以保护真正的宗教，那皇权还有什么价值？把政治和信仰分割开去，这不属于他的价值观。1524年，一个城市议会会议就提出类似提案，要求保证皇帝在世俗事务中的话语权，但如果涉及神之言语、救赎和良知，就不是皇权所能及了。查理不仅把路德宗看作宗教上的敌人，也将其看作国家的公敌。毫无疑问，当他现在计划对新教徒发动战争时，他深信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行动。他的目标是迫使异教徒现身宗教会议，让他们促成教会改革、重新统一信仰。根据《克雷皮和约》的一个秘密的补充协议，弗朗索瓦一世有义务支持这一行动。

保罗对教会亟须改革的形势自然心知肚明，如往常一样，净化从修道院开始。教皇也让一些公开支持改革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外交手段高明的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i，1483—1542）主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为“改善教会”提供建议，但只起草了一份总共12页的文件，四开大的纸张，仅此而已。与此同时，罗马的策略已经转向其他方向：巩固自己的教条并消灭异教徒。只需稍稍改变，以便一切都保持不变。那不勒斯枢机主教季安·皮埃德罗·卡拉法（GiamPietroCarafa）、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建立了负责传播教义、保护传统的信理部，这一举措，让人们感到风向有变。1542年，信理部作为最高审讯机构被设立，对“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的整个世界负责，也包括德国。一件一流的艺术作品也预示着教会的宗教性越发严苛：米开朗琪罗恰好在西斯廷教堂完成了《最后的审判》。这幅世间剧的委托人还是克雷芒七世这位经历“罗马之劫”的教皇。它提醒人们，世间一切所作所为都要面临最后的审判。

与此同时，维滕贝格上空阴云不散。查理五世成功阻挠弗朗索瓦一世，赢得教皇的支持并召开宗教会议。这是巨大的胜利却又有些微不足道，因为新教的王侯根本不打算把他们的神学家送到特里安。皇帝的特使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oledo）是普通教徒，但参会者寥寥无几反而让他一言九鼎，以至人们嘲笑特里安宗教会议是“托莱多理事会”。路德宗信徒对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期待，他们30年来为之奋斗的一切都遭到拒绝。

皇帝决定诉诸武力。由于经济、传统和局势的限制，查理此次动武才智惊人、策略丰富。在第一颗炮弹落地之前，他已经从外交上赢得了蓄势待发的施马尔卡尔登战役的胜利。事实上，1547年4月下旬，当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军队在易北河畔的米尔贝格尔面对皇帝的人马缴械投降时，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Friedrich）沦为阶下囚；阿尔伯廷支系的萨克森领主莫里茨勉强可与查理谈判。作为奖赏，他接替身陷囹圄的堂兄成为新任选帝侯。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依旧于9月召开，将宣布这场胜利的合法性。八个月来，这个施瓦本的城市成为事件的中心，甚至提香都从威尼斯远道而来。在他笔下，查理高坐骏马之上、右手紧握圣枪，一副天主教勇士的模样。自中世纪中叶以来，没有哪个皇帝像他一样让帝国拥有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位西班牙编年史家把他的皇帝主子捧到恺撒的地位，并假传皇帝之语：“这就是罗马人经常提起却很少亲见的易北河！”战斗开始前的清晨，雾气消散，驻扎河对岸的敌人也终于看清了面前的急流。

在帝国议会上，皇帝既专横又傲慢。帝国直辖市乌尔姆一直是宗教自由的先锋战士，也派使者前来，而这位使者在默不作声的皇帝面前站了整整半小时，垂下眼睑，不敢抬头。皇帝计划的不只是一场保守的革命，他想把帝国按照联邦组织起来，让它更接近于真正的君主制。在宗教理事会的帮助下，新教徒应该变得明智，同时教会也会被革新。

同时，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查理展现出组建外交网络和赢得战争的实力，但他还未懂得如何适度利用这场胜利。新的帝国联邦应该也覆盖了奥地利、尼德兰和意大利等地，可能造成这些地区的复天主教化，而且让联邦成员国承受新的税收负担，并丧失了所有政治独立性。由西班牙人来统治德国，即使对皇帝的盟友来说，这也是一场噩梦。帝国的计划遭到了广泛拒绝。联邦计划只有少许遗留。此外，新教徒也对帝国给予的让步表示不满。作为宗教会议决议前的过渡方案，帝国议会允许牧师结婚、普通教众可分享圣杯，但下令恢复罗马的“古老仪式”并肯定了教皇和主教的权威。

查理的第一个具体措施并不顺利，近30个叛乱的帝国直辖市不得不开展深刻的宪法改革。同业公会团——帝国议会鄙夷地称他们是“公牛和暴民”——由贵族当局所取代。在很多地方，教堂和修道院都必须返还给原来的占有人。1550年后续的奥格斯堡议会上，查理筹划让他的儿子腓力继承皇位和财产，这回如临大敌的不仅仅是路德宗的新教教徒。腓力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西班牙人，比他的父亲更虔诚。德国王侯之间盛传，查理的目的是破坏自由选举原则，把帝国变成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让外国人腓力来当皇帝。查理的弟弟斐迪南一世忠心耿耿，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能够得到继承权，但哈布斯堡的形势走向了坏的一面。尽管有停火协议，科西嘉战争再次在地中海爆发。在匈牙利，奥斯曼帝国攻陷了蒂米什瓦拉。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冕的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利用帝国议员的不满情绪有所动作。1552年，他与一些新教徒权贵和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HeinrichⅡ，1547—1559年在位）结盟——弗朗索瓦一世于1547年驾崩——冒险起义反对皇帝。尽管法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改革派的教徒送上火刑架，但并不妨碍这次结盟。正如香波堡的秘密和约所宣称的那样，此次事关“德意志民族的祖国父亲”的古老自由，要将其从“野蛮”的西班牙奴隶制中拯救出来。查理显然大为震惊，此时他刚刚巡游到因斯布鲁克，不得不仓皇逃离。这位两个世界的统治者饱受痛风折磨，被塞进轿子里运往克恩顿，作为人质被捕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领袖纷纷获得自由。在皇帝未到场的情况下，叛变者于1552年在帕绍与斐迪南一世会盟，同意对不同的皈依教派相互容忍，直到在帝国议会上达成最终和解，这是他们虔诚的愿望。但查理并没有坦然接受失败，他再一次调动了可用的力量并对法国采取行动。然而，他甚至没有成功夺回梅斯——这个帝国直辖市在香波堡条约中被交于法王亨利之手。

在权力鼎盛时期，查理的军队在不同地点开展行动，总人数达到15万人。这个数字昭示着奥斯曼帝国以西最重要的军事部署，但要同时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法国人和新教徒发动战争，这个规模还远远不够。皇帝为统一和净化而发动的战争在现实中失败了。查理在帕绍议会上不再露面，1555年议会再次在奥格斯堡举行。在神圣罗马帝国，他的继任者是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在西边则是西班牙的腓力。早先所有的计划都泡了汤，哈布斯堡家族被分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支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路德的遗产，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

1548年5月中旬——西班牙威名远播的步兵在当时刚刚占领维滕贝格——皇帝查理步入城中的城堡教堂，并来到路德墓前。狂热者敦促皇帝，既然路德活着的时候没遭到惩罚，那么至少要把这个异教徒挖坟焚尸——第五届拉特兰宗教会议要求在死后进行这种古老的惩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皇帝回绝了这个请求，他对这个伟大的命中宿敌的些许尊重是否起到一丝作用？无论如何，新教徒的圣人之墓得以保全。

这位昔日勇敢的僧侣在晚年渐渐僵化，活成了自己的纪念碑。佩服年轻的路德很容易——比老年路德容易：他后来教唆人们反对农民起义，写下反犹论著。在1543年出版的小册子《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中，路德用奥古斯丁学说为“犀利的怜悯”辩护，这是一份令人失望的文件。在早期文章里，他还曾表露希望，认为尽管犹太人至今一直被腐败的教皇恐吓、诽谤，但通过理性的辩论他们终将皈依。而现在，他呼吁人们摧毁犹太人的家园，烧掉犹太会堂，夺走他们的经书，禁止拉比布道，违令者将被体罚甚至处死。他号召人们把犹太人驱逐出境，这在实践中大获成功，被波及的犹太人痛苦不已。像之前的艾克一样，路德把犹太人与一个庞大的阴谋联系起来，认为他们准备伤害基督徒并谋杀基督教王侯。多亏了他的权威，这种胡言乱语产生了深远又广泛的影响，远超其他犹太人的反对者。因此，路德在反犹主义出现之前扮演了一个尤其灾难性的角色。如果谁说他的反犹主义是与当时的背景相符，想以此减轻他的罪责，那么你一定不能忽略，文艺复兴也带来了皮科·米兰多拉和罗伊希林这样的人物，后者的伟大名句“犹太人和我一样都属于我们的主上帝”，肯定不可能从路德口中听到。

因着西西弗斯般的经历，现被尊为新教教皇的路德博士和早年间的马丁已经有了明显区别。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满怀**所开辟的宗教改革在谋杀和战争中日趋衰落，深陷在内部分裂和分裂后的再分裂中。他处处都感觉到撒旦的阴谋，有时候还以为自己在和撒旦搏斗。自改革的全新觉醒以来，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路德曾坚信上帝之言有战无不克的力量，而此时却屡屡碰壁——对犹太人没有效果，对教皇和皇帝肯定也不起作用，必须得借助暴力进行最后的战斗。

路德的内心充满矛盾对立，这一形象的轮廓自农民战争以来已经很明显。在对贵族的诉求中，他还曾辩称，人们应该用经文战胜异教徒而不是火。现在，1529年施派尔帝国议会认定对再洗礼者执行死刑是合法的行为，他没有提出异议。他的奥格斯堡供述在噩兆般的第十六条中严厉诅咒再洗礼教徒，在现代版本中则经常对这一条刻意删减。路德在半个天主教世界中被认为是异教徒，现在他自己与迫害者同流合污，一切激进的、无法控制的东西都威胁到他与国家的联盟。

与所有的困难时期一样，人们一直在伟大教派的边缘寻求通往上帝之路，有时候甚至背离伟大教派。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追寻神秘虔敬的希腊或俄罗斯的静修士，以及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运动或南亚的印度教虔诚派运动都曾踏上这条路。后者以这种方式反对婆罗门，欧洲改革派以这种方式反对罗马神父，再洗礼派以这种方式反对改革派，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他们都渴望接近上帝，或仅仅是为了进入世界彼岸的无以言表的状态。

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寻找神圣的灵魂深渊和陶勒尔、闵采尔都提到的宁静，他们的继承人包括16世纪的灵性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Franck，1499—15421543）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提倡摆脱一切教条的自由宗教，认为宗教是在圣灵普照下的光芒中寻求自我。宗派间关于异端的争执和辩论被他称为“鸽粪”，异端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偏离多数人尊崇的东西。不管是谁，只要真诚地寻求上帝，并且不要求“掌控他的头脑”，无论他是天主教徒、路德宗、再洗礼派、奥斯曼土耳其人或犹太人，他都是一个“亲爱的兄弟”。人民的智者，赫尔墨斯、摩西、柏拉图和其他人，可能说的都是同一个神。当时，天主教一方也持同样的观点。1540年，克里特岛上基萨莫斯的主教奥古斯丁·斯图科（AgostinoSteuco，14961497—1548）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长青哲学》一书，他后来跻身于特伦托的理事会长老之列。这本书也对一个古老的论点进行研究，即神谕、《启示录》和哲学著作中透露出的所有智慧都是唯一的天主教真理的变体。

在塞巴斯蒂安·弗兰克的思想中，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宗教完全契合，同时从宗教的统治权中解脱出来。弗兰克曾经说过，“我对众人来说不过是一个人”。和他一样，西里西亚贵族卡斯帕·冯·施文克菲尔德（Sckfeld，14891490—1561）与他的追随者也关注对上帝的个人经验，而不是神学家的“纸上基督”。对于施文克菲尔德和后一代的约翰内斯·阿恩特（Joha）来说，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净化国家和社会，而是自我内在的净化，并为追随基督而努力。当人们质疑宗教官员作为救赎的中间人的垄断地位时，他们不以为意，这一点都不奇怪。跟西班牙的那些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实践者一样，施文克菲尔德派和其他偏离正确路线的人，如博学家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Postel，1510—1581）和德国最原始的神秘主义思想家兼鞋匠雅各布·边谟（JakobB?hme，1575—1624）都遭到迫害，被逼屈服。

这样遭受嘲讽的路德留下了一种神学，它位于崇尚仪式的天主教和神秘主义者的心灵宗教之间。跟随他的人都被引向《圣经》和布道，这些人比追随古老信仰的兄弟姐妹更直接地接近上帝。无须圣徒引导，好的经典没有效力，甚至祈祷也没有用。如果雷暴逼近，那么游行和天气祈福都没用，古老信仰中负责对付恶劣天气的紧急援助人圣维特也没用。人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上帝的恩典，而是发现自己要投入永久圣战，如穆斯林可能会提及的那种——这一概念也意味着在内心中与善和真正的信仰进行斗争。意志自由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送上祭坛，成为令人恐惧的必然性、神圣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牺牲品。

可以想象，路德所描述的人之形象与大多数人文主义者相去甚远。这引发了此前的改革派与伊拉斯谟的激烈争论。1524年，在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个尼德兰人发表了他的《论自由意志》。更确切地说，关于在许多可能性之间的自由“选择”。这是两个世界的对决。一个和平派的事件评注人与一位一呼百应的先知唇枪舌剑，这位先知可是把自己看作上帝在末世斗争中的工具。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需要的是尘世的仆人，而非文人。路德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坚信自己的解释非常可靠，伊拉斯谟对这种自信表露出苏格拉底式的怀疑，他熟知释经的边界和局限。伊拉斯谟为宽容辩护，因为他敏锐地看到，宽容可以替代骚乱与战争。剥夺人类的意志自由，那么人将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块黏土。更有可能的是，人借助上帝的恩典——也不会——无所不能了，这样上帝所有的作品可能也都是好的。如果上帝从一开始就任意惩罚他自己创造的生物，那他可能是个残酷的暴君，因为原罪对整个人类动怒，而路德把原罪无限夸大。假如功劳不被奖赏、罪责不被惩罚，那么最后的审判究竟有什么意义？再者，假设一切善的背后只是上帝，那他不也是所有恶的缘由？推断可能是，人类的罪到底在哪里呢？

路德撰写了《论意志的捆绑》予以反击，他将伊拉斯谟那极富修辞手法的论证比作“金银碗中的垃圾或粪便”。如何走出神义论[30]问题的迷宫，他的对策是拒绝理性，这个“魔鬼的妖姬”——起码不能在理性难以掌控时拥抱她。他承诺一切矛盾在末日荣耀的照射下都会迎刃而解。像许多试图揭开“上帝”之谜的人一样，路德也利用理性，用言辞机敏的释经来创立自己的神学。但是，一旦在理性的帮助下也无法再解决矛盾，同样的理性就可能是撒旦的妓女。伊拉斯谟也看出，路德为保持他巨大的悖论，需要借助更多的悖论。他援引洛伦佐·瓦拉的话指出，被造物没有资格评判造物主的决定。因此，伊拉斯谟在论证的更早期阶段就回归到信仰上，比路德更早。

伊拉斯谟和路德之间冲突不断，可能会引出这样的推论，一方面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也一样。事实并非如此，这两种思潮都想为同一个神学挑战寻找答案。人们不禁要问，假如不是因为在路德之前人文主义者为了反对一切权威而发动了论战，那么路德的计划有可能成功吗？许多改革派接受了人文教育。然而，他们与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兴趣首先在于语言学。“回到源头！”（Adfontes！）——他们一个接一个把这句话写在旗帜上。谁想要通过上帝的言语建立自己的神学，最后都必须尽可能精确地了解主到底说了什么。例如，洛伦佐·瓦拉对《圣经》的考证就是改革派在进行语言学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路德在翻译《圣经》时也借助于伊拉斯谟翻译的《圣经·新约》。

墨兰顿倡导的教育改革旨在将人文主义的教育学和教育与宗教改革的原则结合起来。文理高中的设立——1526年在墨兰顿大力推动下设立于纽伦堡，1531年在奥格斯堡，1538年在斯特拉斯堡——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课程包括从数学到拉丁语、希腊语、修辞学、辩证法和罗马文学的各项科目。在这个过程中，古希腊罗马时期丰富的异教传统被融入基督教世界观，先前已经存在的观念有时候也发生了独特的变化。柏拉图是半个基督徒，维吉尔成为天主教徒。奥维德的诗歌，确实算不上清教徒式的，也史无前例地被纳入基督教思想。丢勒的看法尤其代表了受过人文教育的艺术家的观点。“艺术庞大、沉重而又美好，我们怀着伟大的敬意，希望能用艺术来赞美上帝。”他这样写道。人们可以把古代衡量阿波罗的标准用在基督身上，因为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维纳斯是玛利亚的原型，同样赫拉克勒斯与参孙很相配。在1500年的自画像中，丢勒在一幅严格测量的正面像中把自己描画成基督一样的造物主。还没过30年，氛围就发生了变化。伊拉斯谟的非宗教狂热原本毫不令人生疑，但他在《西塞罗主义》一书中转而抨击罗马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异教的宽松处理方式。他认为这其中暗含着信仰的世俗化，同时也嘲弄人文主义者的努力，讽刺他们想要符合“圣西塞罗”的风格理想。就这样，伊拉斯谟在文学领域为个性化递上了一根长矛。模仿古老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自己独特的东西。

路德能提出的最严厉的指责之一就是称某人是“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者，这样的标签被贴在伊拉斯谟和教皇、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意大利枢机主教身上，甚至只要是意大利人都不能幸免。但这个维滕贝格人对伊壁鸠鲁学说可能并不十分了解，虽然他在青年时代的教育中有所接触。对他来说，艺术和博学如果想要合法存在，必须——像音乐一样——保护人们免受邪恶的侵害，帮助传播上帝的话语或有利于上帝的统治。他的自然科学世界观受到了《圣经》经文钢铁般的禁锢，太多的好奇心和理智的自由会让人们远离重要的初衷，他对此无比确信。

那么伊拉斯谟呢？他一直是罗马教会的子民。1536年，他被安葬在新教的巴塞尔大教堂，这也象征着他在两条阵线之间的处境。事态灾难性的进展更多印证了这位持怀疑论的人道主义者更正确，而不是那位完全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改革者。然而，最后路德的音调也变得更柔和。“不要试图探究这本神圣的《埃涅阿斯纪》，你应该躬身弯腰，敬拜它的踪迹。”他在一篇布道中如是写道。这是流传下来的路德最后一张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