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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欧洲图景二 北欧东欧中欧和意大利（第1页）

36。欧洲图景二：北欧、东欧、中欧和意大利

插图54：阿德里亚恩·德·弗里斯，《鲁道夫二世》，1609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爱国者

1603年3月，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享年70岁，她留给苏格兰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个稳定的国家。这里的精英们可能已经觉得他们和苏格兰是同一个民族。对战西班牙的成功使人们能够庆祝战争胜利和新的繁荣，并坚信上帝的恩典覆盖一切，而且他们是被选中的子民。这简直是最荒唐最危险的想法之一，直到今天一些宗教和国家还抱有这种想法，无论是因为胜利，或者是帝国权力达到顶峰，甚至是因为压迫——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测试”。然而人们宣称，英格兰逐渐萌发的民族情绪就是英国经济增长背后起作用的“精神”，这种说法令人生疑，就如同有些人认为，在中世纪早期的侵袭之前岛上就已经出现了“共同的英国民族情感”。

关于信仰、自由和王位的战争在英格兰和法国造就了许多有共同经历的团体。在“祖国”（patria）这个词出现之前，这些团体就已经滋养了爱国主义。祖国可以指城市、“家乡”，甚至包括整个国家或王国，它的利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和道德价值。法王亨利四世曾在高等法院面前为他的宽容政策辩解，他的这一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在自己的党派中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不管是出于野心还是为了西班牙的利益，一直想发动战争，同时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想顺手牵羊，并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动机。“我们不应该区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我们都应该成为好的法国人。”他的结论如上。亨利的话表明，曾经那个王朝和爱国者的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欧洲逐渐变为一个各民族的欧洲。

欧洲大陆的人民用各自的特点互相辨认，渐渐出现了很多民族成见：“骄傲的西班牙人”“满嘴谎言的意大利人”“阴郁、爱酗酒的俄罗斯人”“德国猪”。作家试图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拉丁语经典，彼特拉克和其他意大利人的诗歌让其他人黯淡无光，他们想用自己的母语书写，从而与之抗衡。托马斯·伊利奥特把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经典著作译成英语：他承认想为自己的国家书写，因此用母语动笔。1532年，约翰·高尔（JohnGower）和乔叟的宏伟著作得以编辑出版，最终可能要归功于出版商的考量，但也表明，人们开始反思本土文学传统。在该世纪中叶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塞涅卡的悲剧被译成英文。在法国，克莱芒·马罗出版了《玫瑰传奇》的现代版本，并重新发行弗朗索瓦·维庸的诗歌。此外，米歇尔·德·龙萨（MicheldeRonsard，1524—1585）是马罗诗歌的崇拜者，以他为首的七星诗社致力于让法语诗歌达到古典诗歌和意大利诗歌的水准。法国人才刚刚开始想凝聚民族文化，内战就打响了，所以他们非常反对国家分崩离析。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举措。葡萄牙第一位考古学家是多明我会修士安德烈·德·雷森德（AndrédeResende，约1500—1573），他为祖国发掘悠久的历史，并拼出几块身份的碎片。路易·德·贾梅士（LuísdeCam?es，约1524—1580）的《葡国魂》成为民族史诗，类似葡萄牙的《埃涅阿斯纪》：为瓦斯科·达·伽马和其他伟大船长探索世界的航行谱写了一曲赞歌。“波兰的贺拉斯”扬·科哈诺夫斯基（JanKoowski，1530—1584）是龙萨的笔友，也熟知意大利典籍，他模仿薄伽丘风格创作了一些诗歌和故事，但用的是波兰语。在荷兰，与其对应的人物是亨德里克·斯皮赫尔（HendrickSpieghel，1549—1612），他认为自己是母语的捍卫者。直到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才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学者圈子，他们致力于推广德语——他们也反对三十年战争对祖国的分裂和破坏。

爱国情怀在意大利也正式萌发。乔尔乔·瓦萨里的《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平描写》（又名《艺苑名人传》）于1550年在佛罗伦萨首次出版，是艺术史上的一座纪念碑。这本传记的字里行间都在诉说意大利，更算是托斯卡纳自我意识的展现。这是个有天赋的民族，想象力闪亮、创造力无限，为世界开辟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时代，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作者深表自豪。佛兰德斯画家卡雷尔·范曼德（KarelvanMander，1548—1606）也以同样方式来描绘尼德兰的杰出大师。从扬·凡·艾克和胡伯特·凡·艾克两兄弟的传记开始，范曼德在1604年出版的《画家之书》中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他的许多同胞都在起居室里挂上刚刚抗争而来的新国家的地图。正如所论证的那样，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16世纪，一种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划界方式逐渐流行起来：用精细的线条来界定国家边境，定义国家的区域和形状。权利和特权相互交融，构成一块地区。故土的救星和英雄的古老族谱继续被书写，但信仰、王位和自由的战斗带来新的英雄。法国的亨利四世、英国的德雷克、威尼斯的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迪诺（Mariadino），以及为了保卫塞浦路斯而被土耳其人活活剥皮的人，这些英雄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人们在著名的教堂里安葬他们，或为他们竖立纪念碑。例如，尼德兰人将威廉·范·奥兰治安葬在代尔夫特的“新教堂”，用一首“威廉之歌”称颂他“忠于祖国直到死亡”，后来这首歌成为荷兰国歌。布拉加迪诺的墓位于威尼斯的圣乔瓦尼·保罗堂，亨利四世在圣丹尼斯安息。不是所有的伟人都在死后回归故土。人们在巴拿马附近某片海域为德雷克举行海葬，路易·德·贾梅士一生喜好冒险，后死于瘟疫，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一处乱坟岗。

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

瑞典的民族英雄是古斯塔夫·瓦萨（GustavWasa，1496—1560），他在短暂的战争后瓦解了卡尔马联盟，让他的国家摆脱了丹麦的统治。古斯塔夫死后虽然纷争不断，但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铁、铜、木材、沥青和焦油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材料让瑞典得以保持海上实力。出口到荷兰和英格兰的货物所带来的利润填补了新王朝的金库，外国企业家——尼德兰人、德国人和瓦隆人——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资本和信贷。

在内部，瓦萨王朝与教士、市民和农民合作，对贵族利益非常不利。相比较来说，瑞典的阶层之间有很高的流动性，国家也主动扩展教育体系，瑞典因此成为欧洲“先驱国家”的一员。跟所有邻居一样，它也想寻找古老的身份。别的地方追寻的身份有特洛伊人、条顿人或巴塔维亚人，瑞典认定的是曾经统治半个欧洲的哥特人。15世纪中叶，他们被发现是瑞典人的祖先。在这个午夜王国，对考古学的兴趣出现得比较晚。直到三十年战争期间，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Ⅱ。Adolf）才意识到这一点，并在随后任命魔法师、神秘主义者和符文研究员约翰内斯·布罗伊斯（JohannesBureus，1568—1652）为“王家古董商”，让他掌管所有的符文和废墟。事实证明，布罗伊斯是一位略显神秘的哥特主义的宣传员，他为瑞典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掩护。瑞典的主要目标是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成为“波罗的海之主”（dominiummarisBaltici）。在汉萨同盟失去实力后，它的障碍是丹麦和俄罗斯，以及波兰。

自1587年以来，波兰王冠一直在瓦萨家族之手，新上任的是齐格蒙特三世（SigismundⅢ，1587—1632年在位）。雅盖隆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在1572年去世，1573—1574年瓦卢瓦王朝的亨利也来横插一脚，后来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公斯特凡·巴托里（StephanBáthory，1576—1586年在位）当选为国王。他执掌了十年的王权之后，国王之位才轮到齐格蒙特三世。波罗的海的争霸让王朝纷争越来越激烈，但齐格蒙特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一直牢牢把持瑞典。教派斗争让局势更加紧张，因为出身波兰的瓦萨王朝与其瑞典分支不同，他们听命于罗马。

波兰-立陶宛仍然是一个大国。鉴于邻国俄罗斯的威胁，波兰-立陶宛贵族在雅盖隆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已经聚集起来，让这个古老的共主邦联（Personalunion）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真正的联盟”。这个王国规模庞大，在巴托里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成就，但也仅是将将掩盖这个贵族共和国内部的弱点。现在首都设在华沙，1526年一直在马佐夫舍统治波兰的皮亚斯特王朝绝嗣，华沙和整个波兰才并入共主邦联。

整个欧洲都被宗教战争折磨，而波兰-立陶宛直到巴托里统治前都是一个宽容之岛，是“没有火刑架的土地”。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路德和加尔文教派、穆斯林鞑靼人、犹太人、再洗礼宗、胡斯派的波西米亚兄弟和苏西尼派——他们拒绝天主教三位一体的教义——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互不干扰。在瓦卢瓦的亨利当选之前，贵族联盟制定了章程，他们从法国局势中吸取经验并让亨利承诺，在签署章程后必须维护宗教事务的和平。这是为了保持国家统一。瓦萨王朝统治时期，这片“异教徒的沼泽”干涸。一个天主教东正教联合教会成立——它遵从斯拉夫仪式，但承认教皇的统治地位——导致东正教内部出现裂隙，正好让罗马外交使团省了不少力。波兰发展成为旧信仰的堡垒，反对信仰新教的瑞典、推广东正教的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强势的波兰王室总理大臣扬·扎莫伊斯基（JanZamoyski，1542—1605）试图抵制宽容思想的侵蚀，却只是徒劳。他曾担任帕多瓦大学的校长，也是波兰文艺复兴的赞助人之一。一位意大利建筑师在扎莫希奇为他竖立了纪念碑，这是一座类似萨比奥内塔的理想城市。

人称“恐怖伊凡”的沙皇伊凡四世（IwanⅣ，1547—1584年在位）远在莫斯科，也是波罗的海权力游戏的一个参与者。他的外交政策最初针对的是南部和东部陷入动乱的鞑靼国家，成功征服了喀山汗国。鞑靼强大汗国的后续继任者，甚至包括西伯利亚的汗国，都不想冒险作战，而更愿意俯首称臣。1556年，阿斯特拉罕1被吞并，几年后，南面的切尔克斯汗国也归顺伊凡。

扩张势头正劲。16世纪初，瓦西里三世统治初期，莫斯科统治了约43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现在有540万平方千米——自然是地广人稀。扩张政策的动机很复杂。莫斯科控制了广大的经济区域，东正教会希望增加基督徒的数量。伊凡最初的成功也鼓励他前往西方试试自己的战争运气，他的目的地是立窝尼亚，这里曾经是条顿骑士团的领地。这里的港口城市利润丰厚，还可以开辟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里海的贸易路线。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反击沙皇，这次的扩张运动很快就陷入停滞状态。

失败、歉收和瘟疫都让人们开始祈祷。但伊凡到处设下圈套，用恐怖来稳固统治。真真假假的叛徒都被处决，即使是来自高等贵族圈子的人。沙皇宣布王国的一半土地都是他的“边远特辖区”（opria），并剥夺这些地区封建贵族的财产。沙皇身边有1500个骑兵担任近身侍卫，又被称为特辖军。狗的头盖骨从他们的马缰绳上垂下来，干树枝束缠绕着他们的鞭子，就像古罗马刀斧手的统治标志——这是俄罗斯文艺复兴的一个奇特时期。被划定为特辖区的地方整片整片被烧毁，平民在屠杀和驱逐中丧生。最后，沙皇下令洗劫诺夫哥罗德。2000多人受到折磨，他们被钉上柱子、被剥皮或肢解，以此威慑所有敌人。伊凡命令他手下身着黑衣的特辖军像修道院院长一样在修道院城堡中举行几个小时的弥撒，甚至要遵守僧侣的规则，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只有当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放火焚烧莫斯科时，伊凡才仓皇逃走。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支持，鞑靼人的进犯几乎不可能。沙皇阻挡了死神的镰刀，并开始对国内的恐怖分子实施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在1572年夏天，俄罗斯军队在奥卡河南部的莫洛迪击败了鞑靼人，莫斯科终于有了喘息之机。所幸古老的精英阶层已被消灭，特辖区强化了沙皇的力量。立窝尼亚战争于1583年结束，但沙皇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不过他在亚洲取得了骄人的成功。帖木儿的毁灭性的战争已经为沙皇奠定了基础。除了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外，这个“跛子”摧毁了中亚的重要商业城市，沉重打击了汗国的经济命脉。

在“整个宇宙的正统基督教之主”沙皇的领导下，俄罗斯国家向斯拉夫之外的世界扩张，征服说其他语言、崇拜陌生神祇的民族，越进了帝国的门槛。对于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并不是说沙皇可能确立了宏伟的计划，而是说他抓住机遇，权力使人渴望更大的权力。沙皇成为蒙古世界统治者的真正继承人。他的帝国继续向外延伸，走向乌拉尔以东的草原和森林，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然资源和森林果实。最热门的商品是毛皮，这是东方的真金。

征服西伯利亚的先锋来自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他们垄断盐业，家产日丰，成为一个大商人家族。伊凡四世授予他们贸易特权，为此他们雇用了一支私人军队，以500名哥萨克人为核心。在1582年的一次速战速决中，他们击败了西伯利亚汗国。后来西伯利亚反击，一开始节节胜利，甚至杀死了领导雇佣军的哥萨克酋长埃尔马克（Ermak）。俄罗斯人不得不撤退。但莫斯科现在主动出击，派出增援部队。占领这片广大区域的关键是在此地修建基地据点，并用木栅栏围起来，这样遇险时可以提供保护。草原仍然是双方苦苦争夺的重点。在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后，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定居，把最肥沃的土壤据为己有。克里米亚鞑靼人目前仍处于不败之地。他们在奥斯曼人的保护之下，沙皇没有与他们继续较量。双方都想要通过亚速和卡法（今天的费奥多西亚）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伊凡留下的是一个贫穷分裂的国家。许多农民被驱赶离乡，整个村庄都荒芜一片，国家缺乏税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又非常粗暴，那就是采取土地约束的方法，把人口和土地相绑定：原本非常自由的农民阶层又向农奴制迈进一大步，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沙皇死后，王位空悬。先前易怒的伊凡在一次争吵中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只有他那智力有缺陷且膝下无子的儿子费奥多尔（Fedor）尚在人世，后者于1598年去世。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咽气，全俄缙绅会议（ZemskijSobor）接受大主教的建议，宣布沙皇之位由省级贵族鲍里斯·戈东诺夫（Bodunow，1598—1605年在位）继任，他曾在费奥多尔一世手下担任摄政王。

新任沙皇对普希金戏剧和穆索尔斯基（Mussski）歌剧的热爱比他的政策更出名。同时，戈东诺夫的举措一开始并未遇挫。他击退了鞑靼人，并收回部分被瑞典占领的地区。但他遇到了一个久负盛名的巨大敌人：小冰期。伊凡四世就已经受其所困。它连续摧毁了两年的收成，数千人死亡，叛乱也随之而来。这场斗争是为了面包，也是为了反对农奴制。戈东诺夫生前，帝国就陷入“混乱时期”。虚假的沙皇也一一登场，瑞典和波兰又趁火打劫。1610年，波兰军队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历史上，这是外国势力第一次渗透到俄罗斯权力的核心。但现在危机把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聚拢在一起。教会忙着赐福，希望他们能战胜虎视眈眈的外国力量和天主教的入侵，解救莫斯科。缙绅会议又到了做决定的时候。1613年，他们选择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Ⅰ）成为新任沙皇，他是大地主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他的大主教父亲曾被波兰人逮捕和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