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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心态崩塌（第1页）

17。心态崩塌

插图22：贾科莫·波隆·德·布基斯（GiaoBorlonedeBuschis），《死亡的胜利》（局部），1485年，克卢索内（e），瓦尔塞里亚纳学科讲堂

死亡的胜利

黑暗时代？彼特拉克的评价有其现实的理由，正是这些理由使忧郁而又充满厌世情绪的生活成了法国及其他地区文学的重要话题。温暖时期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或许是由于赤道附近的火山喷发，导致尘埃喷入大气，给太阳蒙上了阴影，地球上的气温也随之下降了。冰川融化后流入山谷。早在13世纪，瑞典和挪威的农场就已经被废弃，开荒的大火被扑灭了，定居运动逐渐平息下来。一次由挪威人和瑞典人组成的去格陵兰岛的探险之旅就发现了那里的村庄空无一人。食物也变得越来越稀少和昂贵。1315—1317年，饥荒一次又一次席卷着这片土地，欧洲的人口统计数据不断下降。

一种恶性循环机制无情地暴发了，它令工业化前的欧洲社会痛苦不堪、受尽折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田地产量所能允许的速度。如果没有战争或流行病强行带来新的平衡，后果只能是匮乏和死亡。向外迁移、森林砍伐或诸如轮式犁之类的技术创新虽能够推迟死亡的到来，却无法阻止其发生。在这一过程之后，生活稍微好转了一段时间，直到关键性的时刻再次出现，随即又带来死亡。被认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1766—1834）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140]，或许在那时就已经为人所知。在最古老的阿卡德史诗《阿特拉哈西斯》中，就描述了人口是如何扩散，国家又是如何“像野牛一样咆哮”，以致叨扰了众神的安息。解决办法在于控制生育和谋杀手段：瘟疫、干旱和洪水。这些是恩利尔神[141]对人类的惩罚。

恩利尔的三位凶手之一在14世纪40年代返回了欧洲。黑死病——这个名称就暗示它是一种大量出血的传染性疾病，其症状类似于埃博拉出血熱——从亚洲向西蔓延。根据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EmanuelLeRoyLadurie）的说法，微生物一统这个世界。1346年，它们到达了热那亚人位于克里米亚的基地卡法，当时蒙古人正在围攻这座城市。征服者采取了生物战手段，将散发着臭味、携带瘟疫病毒的尸体扔进城市。瘟疫是商船和战场上无形的乘客，它们以此入侵了意大利，在1347年又征服了墨西拿，继而征服了比萨和热那亚。同时，欧洲再次遭受了严重的饥荒。挨饿的人很容易成为瘟疫的猎物，但是不久之后，瘟疫的影响就不再那么显著，它们已经感染了可以感染的所有东西。它们渗透到英格兰，又潜入斯堪的纳维亚帝国。很快，它们造就的尸体大军就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在1348年也不幸感染了瘟疫，他在《死亡的胜利》中描绘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景象。“看见这整片土地尸横遍野，没有散文或是诗句可以对此进行描述：从印度和中国到摩洛哥和西班牙，那一大堆尸体已经经过许多时代，它们迟早将这个世界堆满；彼时，那些被人们形容为幸福的人，诸如教皇、统治者、皇帝，也都将**、悲惨和贫穷。”所发生的这一切被彼特拉克认为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行星会合所引发的结果，预示着世界的终结。

黑死病带来了悄无声息的恐惧。那些被感染的人先是注意到淋巴结肿胀，随后出现皮疹、头晕、发冷、剧烈疼痛等现象，一些患者还会吐血。患者的肺部一旦感染，当天就会死亡，有时三个感染者中仅有一个能存活下来。住在奥尔维耶托的一位编年史家简明地说：“今天早晨你还很健康，第二天就死了。”另一位又描述道：“女人躲开深爱的男人的拥抱，父亲避开儿子，兄弟躲开兄弟。”有些人独自一人垂死，没有圣餐，没有医生，没有神父敢冒险靠近他们，他们绝望的哭声从废弃的房屋中传出来。一切都匆匆了事，常常连哀号的妇女都没有，也没有钟声和葬礼，死者便被埋葬了。一位佛罗伦萨编年史家讽刺地说，他们将尸体铺在万人冢里，撒一点泥土，再铺上厚厚的另一层尸体，又在它们上面再盖上一些土——“就像在制作奶酪一样”。人们匆匆逃往乡下。在威尼斯，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至剩下的人都没法达到召开伟大的议会所需的法定人数。

流行病被认为是上帝对这个似乎偏离正轨的世界的一种惩罚。耶和华是否如《圣经》中记载的用洪水清洗世界那样，净化这个世界？律师加布里埃勒·德·穆西斯（GabrieledeMussis）了解到，在中国这个“世界开始的地方”，可怕的蛇和蟾蜍成群结队地向人们预示着这场灾难；印度同欧洲一样，那里先是出现了地震。游行，以及圣髑、忏悔和祈祷等神奇力量皆于事无补，卫生措施缺乏，更为缺乏的是医生。虔诚信徒血流成河的阴郁画面构成了中世纪相关时期的壁画，也包括犹太人大屠杀的场景。正如十字军东征爆发时那样，人们再次发现了有罪之人。债务人找到了借口以摆脱债权人。中世纪最著名的外科手册的作者盖伊·德·乔利亚克（GuydeChauliac）医师发现，犹太人被指责为世界的“毒药”，需要为这一系列的死亡负责。除此之外，一些可怜的残疾人，甚至某些地区的贵族也被驱逐出境。在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帝国——奇怪的是意大利并不在此列——犹太人被谋杀，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分发。这种恶意的狂热自古有之，仇恨犹太人的理由很早就已经存在。到13世纪下半叶，迫害变本加厉，受害者被扣上了谋杀儿童或是亵渎圣体的罪名。

宗教活动是一种仁慈地祷告上帝以阻止和净化大屠杀的方法。编年史家除此之外还报告了一些相反的反应。对死亡的恐惧伴随着对生命的渴望。乔瓦尼的兄弟马泰奥·维拉尼（MatteoVillani）报告说，幸存者如今成了丰裕的土地继承人，他们因此不知节制，沉迷于美酒佳肴。“他们喜欢筵席和宴会，及时行乐，享受山珍美味。”瘟疫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出于未知的原因，死亡人数中最多的是中年人。

瘟疫的影响深远。死者的钱财留给了幸存者，而这与战争又有所不同，战争会将人和财产一同毁灭。利息下降了，因为必须供养的人口比瘟疫盛行之前少了，所以粮食价格也降下来了，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可用于购买奢侈品。村庄废弃了——有时在林深寂静中的残垣断壁还在唤起对这些“荒村”的记忆——土地满目疮痍。劳动力没有了，这是这个世纪中叶的瘟疫大暴发之后，疫情进一步蔓延的结果。通过法律来控制工资上涨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人口数量的崩溃式下降也加剧了大庄园的瓦解。农民大都能获得有利的贷款条件，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地主的收入也因此而减少。乡间的士绅陷入困境，不得不大举外债并抵押他们的货物，一些人甚至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是富有的条顿骑士团，也一时囊中羞涩。不少领主甚至沦为了市民或者农民阶层的一员。为了获取新的资金来源，一些人采取了蛮横的手段，他们抢夺城堡的财产，并通过突袭路过的商人而索要赎金。许多人雇买兵力成为雇佣军领袖，伟大的军阀时代开启了。还有一些人则寻求谋得一份公务员或外交官的工作。

瘟疫受害者留下的财产，以及那些吸引贸易和手工艺品进入城内的资金帮助人们大兴土木，而无暇顾及当时的政治动**。市政厅和教堂被修建起来了。人们继续从那些大规模的死亡经验中得出相似的结论，深深烙印在集体记忆中。正如人们自己所听到的那个充斥着大量死亡的时代的讲述一样，有些人试图通过善行来缩短在炼狱的时间并获得幸福。其他人则专注于今生所在的尘世，把握当下的日子，将短暂的生命视作节日来度过。所有这些策略都对艺术大有裨益，无论是对建造教堂、捐赠祭坛还是兴建宏伟的宫殿，使艺术付诸实践所需的资金，至少已经通过因大规模死亡而带来的资本累积得以实现。例如，佛罗伦萨的奥桑米歇尔兄弟会，从过世的成员那里继承了35万弗罗林金币。其中8。6万金币用于投资修建教堂的神龛，即安德里亚·奥尔卡尼亚（Andreana）于1359年完成的由大理石、青金石、玻璃和黄金所制成的旷世之作。但是，由于缺乏纳税人，一些雄心勃勃的市政建筑团体陷入了停滞。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锡耶纳着手修建的大教堂项目草草结尾，而这座在今天广受赞叹的建筑不过是当时那座十字形大型建筑的翼部而已。

教堂的图像世界已经明显黯淡无光，尽管在1347—1350年这一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时期发生了可怕的事件，却没有画家将其付诸笔端、永恒留存，仅有编年史学家和书籍插图保留了些许记忆痕迹。比萨坎波桑托墓地的拱廊壁画展示的景象，与彼特拉克在世界末日画面中所呈现的“死亡的胜利”相同，但这些壁画在大规模死亡发生之前就出现了。它记录的是14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暴发的心态崩塌、气候变化、农业危机和人口过剩问题。而在14世纪末，特普尔的约翰以他的《来自波西米亚的阿克曼》喊出来：“所有国家的残酷破坏者们，危害全世界的迫害者们，所有残忍的杀人犯，你们，死亡，你们都被诅咒！”

全世界的分裂

死神无情地让疾病和饥饿在欧洲各地肆虐，其深远的后果是导致了金雀花王朝和瓦卢瓦王朝之间的一系列战争。瓦卢瓦王朝是自1328年之后一直统治法国的卡佩王朝的分支。尽管和平遭到破坏，但在1337—1453年持续发生的冲突却产生了“百年战争”这个概念。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已经提到的，英、法统治者既联合又分裂的扭曲关系：英伦岛上的统治者是法王在阿基坦地区的附庸，其领土却是安茹帝国的一部分。由于爱德华三世的法国亲戚查理四世去世后，没有儿子可作为继任者，于是爱德华三世提出要自己继任王位。这种冲突局势在第一次泛欧战争中达到**，苏格兰、佛兰德斯和卡斯蒂利亚成了战场。最终，英格兰大范围退回了其所在岛屿，而法国的轮廓线则与今天的法国轮廓线颇为接近。

大规模的战争是那个时代的可怕同伴。它造成了巨额的成本，从而增加了税收负担。在和平时期徒劳无益的雇佣兵，给人民带来了苦难，并引发了起义。其中包括“扎克雷农民起义”——当时贵族嘲笑他的农民为“呆扎克”（Jae，意指“乡巴佬”）——它构成了对古老精英阶层的最大威胁。这场起义夺取了巴黎、法兰西岛北部、皮卡第和香槟，甚至城市公民和一些官员也参加了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商人艾蒂安·马塞尔（étienneMarcel）从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想利用起义的势头来提高王室在抵抗贵族斗争中的地位，同时使其获得对各阶级的统治权。当时在法国首都的彼特拉克抱怨说：“现在，人们听不到辩论者的争辩，而听到战士的喧嚣；不再看到成堆的书籍，而是看到成堆的武器；墙上回响的不再是三段论和演讲声，而是守卫和攻城锤的撞击声。”在乡间，城堡危立在大火中。贵族被屠杀，他们的妻子被强奸。根据编年史家让·傅华萨（JeanFroissart）的说法，农民可以当着家人的面，用大火烧死一名骑士。王冠艰难地站稳了脚跟，马塞尔却付出了生命。

到处都是兵荒马乱。年鉴里记录着魅力超凡的领导者们的命运浮沉。1347年被罗马人提拔为人民领袖的科拉·迪·里恩佐（CòladiRienzo）最终还是沦为失败者。他的“先解放罗马，再解放意大利”的计划，与其对过往的向往相符。彼特拉克甚至愿意借李维之口来歌颂新罗马的荣耀。他笔下的英雄，一位小酒馆老板和洗衣妇的儿子，裹着古罗马的长袍，得意扬扬，夸耀自己为“圣灵的战士，严厉而温和，是城市的解放者，是意大利的狂热者，是世界的朋友，是崇高的领袖”。这其中结合了一种怪诞的复兴与约阿希姆的末日启示。此时，若想清算人民、罗马贵族、教皇和皇帝四者之间的恩怨关系，即便叫一个聪慧的人来也力所不能及。1354年，科拉被工匠杀死。多亏一位文字颇有乔托之风的匿名记录者，才使得科拉从所处的那个世纪中以异于常人的姿态站到了我们面前：脑袋前后摇晃，踮脚摇摆着。

法国仍然动**不安，起义还在不断爆发，德国亦然。在锡耶纳的编年史家多纳托·迪·内里（DonatodiNeri）看来，似乎全世界都在分裂。在温暖时期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就已经存在着权力斗争，但如今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民，这些“呆扎克”，比以前更加强大了。但这样的“人民”不仅是“悲惨的”（lesmisérables），也是苦难和穷困的。商人、骑士和贵族组成的中上阶层对罗马贵族的斗争感到厌倦，于是推举科拉上台。扎克雷起义的队伍里不仅有富裕的农民和城市工匠，甚至还有王室的官员。驱使人们参加起义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恶劣条件”——否则当今世界将有一半处于动**之中——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坚信自己正在遭受不公，或对失去一切感到恐惧，以及反过来，升迁和权力前景总是与统治者的软弱和失控相伴而来。

一旦没仗可打，雇佣军便会失业，他们四处横行，骚扰人民，被称作“扫**者”（routier）。黑死病以多种方式加剧了紧张局势：不仅带来了道德的崩溃，而且还造成了欧洲自上古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极大程度的人群分布转变。空了一半的城市对移民的吸引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例如，佛罗伦萨的人口数在1350年时已减少到3万左右，到14世纪末又回升至7万，商业资本和瘟疫受害者留下的钱财集聚于上层社会，移民则增加了城市下层阶级的人数。例如，纺织工人并没有从繁荣中受益，因为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摧毁了他们的市场：死者最终只需要一件衬衫，而不再需要其他衣物。贫苦的织布工没有权利和政治话语权，移民意味着争夺工作和工资。任何一点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是改善。当然，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推翻社会秩序。“行会革命”一词的出现指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城市中手工业者与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只不过是关于行会的几个理事席位，而且只是首次承认了工作的权利和荣誉。国家的国库空虚始终是造成骚乱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最昂贵的开销并非来自宫殿或节日——尽管它们高调惹眼——而是那些挥金如土的战争。1390年前后，雇佣军领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金钱相当于建筑工人所赚取工资的140倍。

英格兰之所以爆发农民起义，原因除了瘟疫，还有国家税收的压力，而百年战争的重担也被证明是造成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议会就批准了两项新的人头税，而第三项出台时已经令民众不堪重负。1381年6月，成千上万的农民、小工匠、贫穷的工人和包括较富有者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站出来反抗。叛乱从肯特和埃塞克斯蔓延到伦敦。抗议活动的诉求涉及最根本的东西：人们要求个人自由与平等。或许是英国人偷听到了佛兰德斯人的动静，因为根特的公民恰好也起义反抗了他们的领主。

同样，宗教也首次成为导火索。约翰·鲍尔（JohnBall）是具有改革意识的牛津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Wyclif，1330—1384）的追随者，他写出了轰动性的句子：“当亚当砍柴、夏娃织布之时，贵族在哪里？”在伦敦，革命者摧毁了有权有势且令人憎恶的约翰·冈特（JohnofGaunt，1340—1399）的宅邸。他们还对佛兰德斯商人进行了大屠杀，销毁各种文书，处决司法官员，甚至是法律系学生。他们以此打击精英所炫耀的财富，抵制令他们深恶痛绝的来自欧洲大陆的竞争，反对吞噬金钱的文牍国度及那些难以理解的书面法律权利。他们想要正义，而不是可被收买的律师。“首先，让我们杀了所有律师吧！”莎士比亚的一部皇家戏剧中的激进分子如此高喊道。

面对愤怒，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RichardⅡ，1377—1399年在位）屈服了。在盖有英格兰大公章的文件上，他宣布所有臣民“出于我们的特殊恩宠”获得自由，不受任何劳动的束缚，并赦免起义者。1381年6月15日，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场面之一：在史密斯菲尔德（现为伦敦的一个城区），叛军领导人之一的瓦特·泰勒（WatTyler）与理查对峙。泰勒甚至都没有弯一下膝盖——某位编年史家愤愤不平地观察着——用力地与这位涂抹过圣膏的人握手，并称他为兄弟。除了废除农奴制外，他还要求——这也是威克利夫所想要的——没收教会的财产。他们的对话迅速就结束了。泰勒被理查的人砍倒，并被立刻带至刑场斩首。在随后的几周内，国王很快成功地遏制了起义。据说，他派出了一个使节团，要求必须执行自己的诺言：“你们从前是农民，你们现在仍然是农民。你们要保持屈从，但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而是更加艰苦。”行刑人员有了工作，国王对约翰·鲍尔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残忍狂欢：他被绞死，然后剔骨和肢解。新兴国家在建立其权力基础时从来没有在开玩笑。像其他起义一样，英伦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开始的烈火还未真正熊熊燃烧，运动中的裂缝就出现了，最终都没有形成“第三股势力”。另外，国家的纵向组织总是能迅速而有力地做出反应。

当鲍尔的尸体在其死刑地点考文垂被撕成碎片时，国家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呼吁“自由”成为当时的流行口号。“对自由的渴望燃烧了，”一位圣丹尼斯的僧侣望着巴黎感叹道，“源源不断地渴望着新的！”在现代，那些被杀害、折磨、放逐的失败者，以民族神话的名义庆祝着复活。科拉·迪·里恩佐激发乔治·戈登·拜伦（GeordonByron）勋爵喊出了“里恩佐！最后的罗马人！”，他还刺激理查德·瓦格纳（Rier）创作了歌剧。艾蒂安·马塞尔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被推崇为先驱，巴黎地铁站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14世纪时权贵对于“呆扎克”和他的兄弟们的恐惧却深入骨髓，王公和城市领主全都为自己建造了有垛口的城堡。

纵向组织在城市的暴乱中不断强化，却又处处闪现着城市的力量。在西班牙，王权对钱币的渴望增加了“科尔特斯”（Cortes）——这是阿方索九世召集的“初始议会”的代名词——的影响力。对自由的渴望再次被烧钱的战争燃起。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和阿拉贡开战了，后者还必须为它的意大利冒险付出代价，而议会则必须帮忙筹集资金。直到第二个世纪，这件事的影响才逐渐缓和。1356年，布拉班特的各阶层在伯爵的权力由于世袭之争而被削弱时，成功获得了自由权利和对于战争或和平问题的发言权。

德意志帝国的一些城市常常是由行会领导的。由于自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行会要求获得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地区获得了霸主地位，甚至击败了丹麦国王，并与佛兰德斯、英格兰和葡萄牙进行贸易。名望、荣誉和地位对商人来说意义不大，他们想获得特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区。与丹麦保持和平使他们在波罗的海享有贸易自由。市民和领主之间的力量博弈继续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和西部进行。几乎所有的斗争都以城市的失败而告终。即使过了500年后回头去看，依然很难判断在帝国之中建立横向联盟到底有没有现实的可能。但是，其中一个城市联盟却维系了很长时间，并成为日后瑞士联邦的核心。其关键因素在于，与施瓦本同盟和莱茵同盟不同，瑞士同盟战胜了其领主：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后来是“大胆”查理（KarlderKühne）。而与之相反，西班牙城市联盟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政治影响力。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大多数城市既没有形成联盟，也没有能保障其城市公社独立的经济实力。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在中世纪后期很少受到佛兰德斯伯爵的管制，并在16世纪举行了4000多次联席会议，却最终还是落入了哈布斯堡的管辖之中。但军事上的失败并未削弱德意志的经济重要性及其大商人的力量。法兰克福跃升为贸易博览中心和货币中心。拉文斯堡贸易组织成立于14世纪末，意大利城市、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阿维尼翁、布鲁日和维也纳均设有其分支机构。纽伦堡的贸易范围覆盖了从喀尔巴阡山脉到列日和伦巴第地区。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即作为帝国与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转站，纽伦堡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在布拉格，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成功地在议会中赢得了影响力。他们押注负债累累的波西米亚国王约翰（1311—1346年在位），后者用诸如关税权和司法管辖权这样的特权来交换他们的金币。1338年，在国王的批准下，公民开始建造市政厅，70米高的塔楼为其日益增长的自治权画上了感叹号。

布拉格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