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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南风 文艺复兴征服欧洲（第2页）

与波西米亚不同，人文主义研究在德意志土地上越来越坚定地渗入大学生活，尽管还要面对多方阻力。大师还是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大学会练习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和十四行诗，诵读薄伽丘的诗，以及研究菲奇诺。个体的相遇推动了交流，比如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Reu）和勒菲弗·戴塔普勒就在意大利的旅途中遇见了菲奇诺和米兰多拉。这次会面分别在这两位德意志人和法国人的作品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约翰·科利特和威廉·格罗辛（WilliamGro）等英国知识分子也赴意大利研习希腊语并把知识带回英伦岛。医生托马斯·林纳克尔（ThomasLinacre，约1460—1524）在佛罗伦萨师从批判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的波利齐亚诺，与乔瓦尼·德·美第奇同窗。林纳克尔把盖伦的著作和据说是普罗克洛斯所著的《天体论》翻译成拉丁语。

像他这样的古代医学知识渊博的医生，或者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迷宫中闲庭信步的律师，都有很大机会能在宫廷谋一个职位。他们可以担任教育者、顾问和外交官，既能治愈贵族的凡人之躯，又可为国家的不死之身配上罗马律法。他们为国家撰写传记，从而给予国家一个身份：马里亚诺·斯库诺（MarianoSiculo）笔下的阿拉贡王国，乌尔比诺人波利多尔·维尔吉里奥（Pilio）笔下的英格兰；扬·德乌戈什用李维的口吻诉说“闻名于世的波兰王国”的历史，保罗·埃米利奥（PaoloEmilio）和罗伯特·加甘（Ruin）写下了法国的历史；克劳德·德·塞瑟尔（ClaudedeSeyssel，约1450—1520）在他效忠路易十二的那段职业生涯高峰期里，出版了《法国君主制度》，这是一本集行政手册、政治理论和贵族行为规范于一体的混杂之书。每个国家都想让各自的辉煌历史和古老帝国的名家史论沾亲带故，整个欧洲共享这个古帝国的遗产。

“哦，时代！哦，道德！”：神圣帝国的人文主义

康拉德·策尔蒂斯那个从未完工的描绘德意志的项目——《日耳曼图史》，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开展的。作者希望从古老的精神中重建他的家园。在他最著名的颂歌中，他敦促阿波罗离开意大利，如同他曾经离开希腊一样，阿波罗应该带着七弦琴迁居德意志。这样，德意志人粗野的言论和一切黑暗都将消散。策尔蒂斯于1459年生于法兰克，父亲是个酿酒师，他的一生都在游历学习。他曾在科隆和海德堡学习，在多所大学任教，在意大利从帕多瓦漫游到罗马，探访过克拉科夫和布达。他遇到过一些当时的大人物和最高明的大师。他拜访过菲奇诺和波姆波尼奥·莱图，他在威尼斯寻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并赢得两位皇帝的青睐。腓特烈三世在纽伦堡的皇家城堡中将他加冕为桂冠诗人，马克西米利安传召他去维也纳担任教授。1508年康拉德·策尔蒂斯去世后，他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享有一块碑文，这足以证明，一位受过人文教育的学者此时在北方也会受到重用。

在当时的德意志，策尔蒂斯是最重要的古代思想和诗歌的传授者。他编纂了塞涅卡的悲剧、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阿普列乌斯的《论世界》，也曾研究过希腊语语法。他的颂歌、挽歌和讽刺诗都流露出对柏拉图和其他经典作家的深入了解。此外，他还试图复兴古代的音乐和戏剧，为丢勒和其他画家设计作品的主题顺序。策尔蒂斯还是个不知疲倦的游说家。海德堡、维也纳和克拉科夫共同成立的“宗教会社”——一个组织松散的协会——也可以追溯到他身上。他编纂甘德谢姆的赫罗斯维塔的作品集，并为纽伦堡编史，这些都让人意识到，爱国主义在德意志也逐渐开始觉醒。他受贺拉斯启发而创作的同名诗作《世纪之歌》，处处可见由数字符号和占星学所产生的联想：反对虔诚信徒宣扬的世界末日的情绪，欢庆圣洁的1500年，赞美上帝和功勋之人。全诗在对一个不可想象的上帝的祈求中达到**。诗中，他称赞他的资助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黄金时代的统治者。

在这一时期，策尔蒂斯的同胞也有了自己的考古发现。终于，人们在日耳曼尼亚的土地靠近罗马界墙的这一侧找到了丰富的帝国遗迹遗物，从帝国的传统中看到的是家园。热衷于考古的最早一批人包括奥格斯堡书记员康拉德·波伊廷格（radPeutinger，1465—1547）博士。他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手下的法学家和顾问，曾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接受教育，他收集古董，复制并出版铭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一份罗马帝国晚期交通地图的中世纪副本，策尔蒂斯在一个修道院图书馆中偶然将其寻得并捐赠给了这位奥格斯堡的书记员，所以这本长达6米多的地图册被称为《波伊廷格地图》。

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和城市医生哈特曼·舍德尔（1440—1514）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的铭文集。他的城市在当时也已经是北部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带之一。纽伦堡最著名的市民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阿尔贝蒂和菲奇诺给他的美学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南方艺术的接触对丢勒的绘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506—1519年，彼得·维舍尔（PeterVischer）和他的几个儿子在纽伦堡的圣塞巴尔德大教堂修建了塞巴尔德（Sebaldusv）家族墓园，为世人展示了文艺复兴在北方的独特变体。与此同时，晚期哥特式雕塑再次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纽伦堡有维特·施托斯，在附近的美因-法兰克地区有提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Riemenseider）。

科学界似乎也借了这一股东风。“哦，这是什么时代，这是多么博学！活着真令人快乐！”1518年，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腾给纽伦堡贵族和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irckheimer）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感叹号肯定不是反映这位骑士个人的心理状态，当时他贫困交加，梅毒缠身，但他记录道，人文主义在当时的德意志也已经发展成宏大的潮流。它在宫廷、城市和大学都占据重要一席：海德堡、维也纳和埃尔福特脱颖而出。在1484年出版的论文《如何开展一项研究》里，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向北方地区展示了第一个系统性的教育计划，此后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层出不穷。阿格里科拉对道德哲学、神学和修辞学等特意提出指导建议，与之相反，自然科学则不入他的法眼。阿格里科拉忠诚地追随“现代虔诚派”（Devotiomoderna）宗教改革运动，自然科学的用处对他而言似乎很受局限。策尔蒂斯则持不同意见。1501年，他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学院”，教授诗学、修辞学以及与数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即几何、建筑和天文学。毕业生应该都成为桂冠加冕的诗人。

随着宗教会社的集结，一个“人文主义联合社”也在城市之间兴起，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销声匿迹。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中心人物身边——奥格斯堡的波伊廷格、纽伦堡的策尔蒂斯和皮尔克海默。他们聚到一起，高谈阔论，同享美食，演出话剧。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人们相互书写高雅的信件，促成学术论文和文学文本的出版。像意大利人一样，德意志人也颇有怀古之意。他们粗犷的名字也被拉丁语涂抹遮盖：“亨特”改称为“卡尼修斯”，“克拉亨贝尔格”改称为“格拉古斯·皮耶芮乌斯”，策尔蒂斯的本名是比克尔。除了策尔蒂斯所写的富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史书，还有两个阿尔萨斯人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各布·温菲林（JakobWimpfeling）和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Rhenanus）。他们为“至高自由”和祖先的军事才干高唱颂歌。

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找到了读者。1536年《奥德赛》的一版译本在扉页的木版画上概括了欧洲两千年的文化：荷马，“所有诗人的父亲”，把他的诗人灵感传递给伟大的罗马人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插图44）。而威斯特伐利亚画家卢德格尔·汤姆·林将维吉尔画成一名戴着眼镜的学者（插图41）。希腊人把他们的文学理念传播到欧洲，罗马人将其继续推进，现在它到达北方，甚至工匠们也不会对古老的精神无动于衷。例如，温菲林的同乡约尔克·维克拉姆（J?rgWickram）写了很多戏剧和闹剧，并以1200年前后的译本为基础（他本人不懂拉丁语）出版了一版奥维德作品集。当时最著名的“歌唱大师”汉斯·萨克斯（HansSachs，1494—1576）在他的作品中也涉及很多人文主义经典和古典素材。这个纽伦堡鞋匠断断续续写下6000多首诗歌，还有戏剧和嘉年华剧，从中我们能看到无数古典印记：他是从阿里斯托芬、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那里汲取灵感，对阿普列乌斯、普鲁塔克和普林尼都有所了解。但什么是半人半兽的萨提尔神，他认为还是有必要向纽伦堡的读者解释一下。

插图44：《荷马向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输送灵感》，封面木刻画：西蒙·塞登海瑟尔，《奥德赛》，1537年，奥格斯堡，州立市立图书馆

人文主义全盛期：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我们要感谢小汉斯·霍尔拜因为那个年代的伟人们绘制肖像画。霍尔拜因曾经活跃在人文主义之都巴塞尔，后又前往伦敦，他为思想家、富商和权贵作画，商人和贵族、外交官和廷臣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523年，他创作了一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侧面肖像，这幅象征一位全神贯注的知识分子的画本应该送给巴塞尔的好友博尼法丘斯·阿默巴赫（BonifaciusAmerbach）。它完全是学者的写照：执笔运墨，身着高雅的黑灰两色，左手戴着珍贵的戒指。霍尔拜因创作这幅画时，伊拉斯谟简直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从英格兰到西班牙，从宫廷到大学，处处都想要悬挂伊拉斯谟的肖像。他的书信成千上万，和他通信的有历任教皇、各国国王和皇帝。他印制了自己的书信，其个人魅力也得以传承。伊拉斯谟在学者中间的地位就如同米开朗琪罗在艺术界一样，是一颗明星。他的墨宝让人兴奋，与他的一次匆匆邂逅则让人怀念良久。

在幼时的伊拉斯谟身上，人们并不能看出什么飞黄腾达的前景。1466或1469年，他在鹿特丹或高达附近出生，是一个教士的私生子。他在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一所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就被送入修道院，1492年当上神父。当声名如日中天时，他才成功地在教皇处被豁免义务。滋养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现代虔诚派”运动中温和的虔诚。这种对信仰的虔诚与研究古典学说并不矛盾。在“现代虔诚派”运动的中心代芬特尔，异教图书馆的所有书籍都被允许印刷，甚至能找到轻浮的普劳图斯的作品。

像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伊拉斯谟也有个绰号——“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11]。人如其名，他一辈子笔耕不辍，获得了资助人的庇护，自身也得利颇丰。在巴黎学习时，他了解到经院哲学，且对之不屑一顾。他曾经写道，邓斯·司各脱的全集可以失落，其他一些观点相同的著作也可佚失，但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如果流散，他绝对不能平静地接受。他刻苦钻研，成为当时最好的拉丁学者，同时也是最令人瞩目的希腊主义者之一。他与托马斯·莫尔和约翰·科利特结下了友谊，他们相识于巴黎和英格兰，这两处是他早期停留之地，后又多次回访。伊拉斯谟在意大利度过了三年，他在威尼斯与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一同工作。这意味着他在整个欧洲开始青云直上，因为现在他的论著由欧洲大陆最受尊敬的出版商付梓并流传开去。他在别处也开启了更大的生活圈子，比如他的家乡尼德兰，最后又去了巴塞尔。从1514年起，他就一直居住在巴塞尔，直到1536年去世之前，他很少离开此地。教皇保罗三世（PaulⅢ，1534—1549年在位）曾属意于他，要赐他紫袍，但他拒绝了枢机主教的职位，如同他对路德的那一套也敬而远之。

从《箴言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拉丁文化对他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本集结了古代谚语和习惯用语的书。这本书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传道士、外交官和作家人人争抢，因为这本书对挑选引文可是大有用处。1533年的第三版中有4000多句箴言，解释详尽且附有例证。其中很多谚语都传进了平民大众耳中：贺拉斯的“火上浇油”，西塞罗常说的“往雅典送猫头鹰”，普林尼的“鞋匠别管画匠活儿”，还有伊拉斯谟最爱的诗人琉善所说的“用一只蚊子捏个大象”。

对僧侣和教皇的辛辣批判让伊拉斯谟成了一个向古老的教会堡垒进攻的地雷手——这自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撰文讽刺过好战喜功的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在享受完尘世幸福之后想进入天堂，却只是徒劳；天堂的入口向这位基督的代理人紧紧关闭。著名的《愚人颂》里充斥着讽刺僧侣布道的漫画。《基督教骑士手册》也是类似风格，它教导人们虔诚奉神，劝诫人们要与腐败的世界和腐败的自我斗争。伊拉斯谟版的《圣经·新约》是基于瓦拉的前期工作，包含拉丁文翻译和评注的校勘本，也是神学革新的基石。

伊拉斯谟提出的是一种风格明确的折中式宗教信仰，要人们看轻肉体，但不要求禁欲；推崇放空感情的仪式和圣髑崇拜，但不要过度迷恋。他的基督教理念不会争论三位一体的教义，而是期待维系和平。伊拉斯谟从不会怒发冲冠。他“虔诚信仰的艺术”处处点缀着他的箴言，更适合用拉丁风格来实践，而不是要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如果是像他这样的人决定教堂的建造和装修，那么“伟大的文艺复兴”肯定是一个没那么富丽堂皇的艺术时期。在书中的一次“宴会”上，他把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这样的世界奇迹称为“野心勃勃”“爱慕虚荣”。书里的主人公尖刻地说，人们本来应该把这些钱都送给穷人的。

他以“德谟克利特式的笑声”迎击贵族的狂妄自负。最崇高的贵族像基督一样可以重生，真正的贵族鄙视思想空洞的贵族。但伊拉斯谟并没有呼吁人们起义，而是指出教育的高贵力量。他确信能够通过教育改善人类。拉丁语说得越好，人就越好，瓦拉已经下过定论：只有顽固的语言学家才敢提出这样大胆的期望。伊拉斯谟的《基督教贵族教育说》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针锋相对。两位作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强调冷静的国家利益至上，另一个的建议是和平政策、慈善、正义和道德。

伊拉斯谟最著名的作品是之前提到的《愚人颂》。它成书于1509年，当时伊拉斯谟暂居在托马斯·莫尔位于伦敦的家中。这本著作可以追溯至琉善的书写传统，是一篇对自我欺骗、自负虚荣和错误的讽刺性演说词。愚人是富人的女儿，是国王们的女王，她在演讲中为自己大唱颂词。沽名钓誉，是一种愚蠢，但它又是所有文化的强大驱动力，是国家和帝国崛起的先决条件。战争，是愚蠢至极，却让英雄主义得以出现。虚荣，是愚蠢的姊妹，却创造了音乐和诗歌。如果没有多种多样的情感、不理智及大大小小的愚蠢行为，那么人类生活和共存以及所有文化都不可想象——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取悦众神。一切生命的开端不就是愚蠢的爱情、愚蠢的婚姻，还有最最愚蠢的造人行为吗？愚蠢的巅峰是爱侣的战栗销魂和虔诚的心醉神迷：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大的幸福只不过是最大的愚蠢。

伊拉斯谟从高高在上的朱庇特视角端详他的世界。他看到了人生的痛苦，从诞生的痛苦到死亡的痛苦，看到了贫穷、折磨、背叛。简而言之，不幸一个挨一个，就像海边的沙砾。单单愚蠢就给人们带来幻象，让人希冀、让人遗忘。傻子比智者更幸运。此外，《愚人颂》也赞美怀疑，称颂对无知的自知之明。愚蠢的神学家整日嘟嘟囔囔，一脸笃信、不可动摇，不都是在宣扬什么宇宙和耶稣神子，什么身体变面包、血变酒，什么上帝全能，什么本质特性！连使徒自己都没弄明白。后来，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与他的其他著作一道都上了禁书名单。在蠢蠢欲动要进行宗教改革的波西米亚，他的著作早早就得到被翻译传播的殊荣。

在信仰方面，伊拉斯谟是登山宝训[12]的追随者，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对容忍和平衡的辩护。就连他对奥斯曼人的看法也异于常人：他们怎么说也是人，再说一半都是基督徒。伊拉斯谟唯一的污点就是他对“有罪的”犹太人群体的攻击。而与之相反，他的《哀和平》是一部超越时间的和平主义文献，绝对可跻身欧洲思想史的荣耀之列。在这部文献中，战争是一种失常行为，违背了基督诫命和宇宙规律。毒蛇不会相互撕咬，猞猁不会相互攻击，就连恶灵——启蒙者伊拉斯谟对当时的恶魔学并不陌生——都会联手协作建立他们的暴政，而基督徒却用“地狱般的机器”互相进攻。文中提到跟瓦拉相似的观点，认为那些一边鼓吹和平一边穷兵黩武的人尤其该被鄙视：教皇和布道坛上披着僧衣的战争贩子。伊拉斯谟觉得最荒谬的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发生战争，而且是在十字架的和平标志下开战。战争延续战争，复仇紧随复仇。但现在，他希望仁慈带来仁慈，怜悯引发怜悯。“人们更应该把这个世界当作所有人的共同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