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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南风 文艺复兴征服欧洲（第1页）

29。南风：文艺复兴征服欧洲

插图41：卢德格尔·汤姆·林（Ludert），《维吉尔》，约1558年，明斯特，LWL州立艺术与文化博物馆（威斯特代利亚州立博物馆）

艺术与思想之路：西欧、东欧

前往北方的旅行者中有一位成功者是来自达尔马提亚扎拉地区的雕塑家弗朗切斯科·劳拉纳（Francesa，约1430—1502），他曾在法国南部为那不勒斯前国王安茹的勒内一世（RenéⅠ。vonAnjou）工作。两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墓碑均出自他手：一座献给安茹公爵查理四世（KarlⅣ。vonAnjou），如今保存在勒芒主教座堂；另一座尚不能确认是否出自劳拉纳之手，矗立在塔拉斯孔的圣玛尔达教堂的墓穴里。长眠此地的是乔瓦尼·科萨（GiovanniCossa），他曾是一名高官，与劳拉纳的旧东家那不勒斯宫廷相交甚密。在法国北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最早出现在圣奥梅尔附近的圣伯丁修道院。修道院院长纪尧姆·菲拉特是一位枢机主教的私生子（这位枢机主教也叫纪尧姆·菲拉特），曾在康斯坦茨大举搜寻孤本善本。院长菲拉特在1467年前后向罗比亚家族的瓷雕工坊订制了一座镶嵌彩色陶瓷的墓碑。这个如今只有残片可见的艺术品，本是一座人文主义的纪念碑，用以追思亚里士多德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哲学与诗歌。这两位修辞学者和作家在那里找到了安息之所。

在奥尔良、安茹和贝里等几个公国中进行的古代研究安全地避过了百年战争，它们得以在这里继续进行。格雷戈里奥·蒂凡纳特（GregorioTifernate，1414—1464）在巴黎擎起人文主义的火炬。他在索邦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是洛伦佐·瓦拉的朋友、德森布里奥父子的笔友，以及尼古拉五世的宠儿。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得益于其在达达尼尔海峡逗留的经历。南北之间的协调人除了他，更著名的是阿尔比枢机主教和大主教吉恩·茹弗鲁（JeanJouffroy，死于1473年）。作为一名外交官和朝臣，茹弗鲁为勃艮第、罗马教廷和法国服务，跟人们所能想象的文艺复兴人一样，他有受俸神职，终日酩酊，饕餮美食，沉浸女色，还曾是军事领导人。他专横又暴躁，如有需要又会非常顺从，而且博学多识。他曾跟随瓦拉学习，他的口才甚至给意大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学家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Lefèvred'Etaples，约1460—1536）算是新一代的人文主义者。莫城主教委任他改革教区，但雅克并没有成为法国的路德。不提别的，单是他编辑出版了菲奇诺充满“古老智慧”的晦涩文集，就可以被看作一个温和的福音派人士。他是人文主义评论的发明者之一，可谓先驱，将传统的冗长问题和思考用简洁的阐释取而代之，时不时加上几句古典作家的引言。与勒菲弗同时代的纪尧姆·比代（GuillaumeBudé，约1467—1540）是一位法学家，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希腊学家，被视为“高卢风格”的创始人之一，即用批判的眼光接受《查士丁尼法典》，跳出历史语境来理解罗马律法。从批判的、历史的角度复兴古代法学也符合当时欧洲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代表人物除了比代和洛伦佐·瓦拉，还有德意志的乌尔里希·察修斯（UlrichZasius，1461—1535）和意大利的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i，1492—1550）。

另一场“地狱之旅”出自克莱芒·马罗（tMarot，1496—1544）笔下。可能是因为吃肥肉而违背了禁食法——这是宗教改革留下的阴影——他在1526年被关进巴黎的监狱。他颇具古风的作品《地狱》用讽刺的口吻描述了这次体验。马罗是意大利风格在法国的先驱之一，他写了法国第一首十四行诗并推动罗马诗人马提亚尔的箴言诗融入文艺复兴。他优雅闪光的风格开创了诗歌的一种新风格——“马罗风格”。马罗是一位老资历的朝臣。他一直深受弗朗索瓦一世的青睐，但他的新教倾向总让他陷入麻烦。在国王的姐姐、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MargaretevonNavarra，1492—1549）那里他寻得庇护之所，玛格丽特在南法的内拉克宫廷聚拢了一批诗人和学者。此外，王后自己也热爱文学创作，她的《罪恶灵魂之镜》能让人读出她对路德宗思想的亲近。受薄伽丘的启发，她还写了《七日谈》，当然她的这一版比《十日谈》更强调道德，且有点冗长沉闷。我们离题有点太远了。

插图42：《赫克托耳、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图尔奈，14751490年，萨莫拉，大教堂博物馆

勃艮第与意大利风和古典风格这两者都保持较远的距离。勃艮第宫殿的大厅仍旧装饰着讲述古老神话的挂毯（插图42），但上面画的神灵和英雄都身着当代服装，既非古代打扮也没有赤身**，只有南方是允许**的。不过薄伽丘，这位“乔瓦尼·薄伽丘大人”，在这里还是受到欢迎，人们对其作品口口相传，有人伏案翻译。编年史家借用了提图斯·李维的风格，葡萄牙人瓦斯科·达·卢塞纳（VascodaLua）为查理五世将勇敢的库尔修斯·鲁弗斯所著的《亚历山大大帝史传》翻译成法文。直到16世纪30年代，尼德兰南部的建筑才因为“古代工艺品”出现了装饰物。

与勃艮第类似，西班牙的人文主义也游离在边缘。骑士小说仍然在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Martorell）于1490年在瓦伦西亚出版的《骑士蒂朗》被塞万提斯盛赞是“世界上最好的书”，因为书中的骑士是真人而不是傀儡。就像这片土地上的诗歌，文学作品也未被人文精神所滋养。与意大利不同，对经典的研究在这里依然是高贵精英的工作。柏拉图和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作品虽然在1480年前后被图书馆收藏，但跟所有异教书籍一样，它们很快被正统观念所质疑。当伊比利亚的土地终于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时，它的时代已经落幕。不过，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仍然将伊比利亚半岛向前推进，除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之外，还有翻译了塞涅卡的布尔戈斯[8]人阿方索·德·卡塔赫纳（Alfoagena，1384—1456）以及卡斯蒂利亚人阿方索·德·帕伦西亚（AlfonsodePalencia，1424—1492），后者撰写了西班牙的历史和一部拉丁语-卡斯蒂利亚语词典。他的史书借鉴了丰富的古代史料，阐释了阿拉伯人统治之前的西班牙的地理概念。最后，供职于格拉纳达的神职人员皮特·马特·德安吉拉（PietroMartired'Anghiera，1457—1526）也可被归于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之列，他的《新世界八十年》是现代人类学的一部奠基之作。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对不同肤色的评价只是品味问题，根据当时的潮流，也是一会儿“有胡子”好，一会儿“没胡子”好：“埃塞俄比亚人认为黑皮肤比白皮肤更漂亮，而白人想法则不同。”

尽管人文主义传播到西班牙的时间较为滞后，但文艺复兴的建筑和雕塑从1480年就已经“入侵”这片由天主教国王统治的疆土。最重要的“开门人”是“伟大的西班牙枢机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PedroGonzálesdeMendoza，1428—1495）。不管是他的家乡瓜达拉哈拉，还是巴利亚多利德和托莱多，这些地方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都与他的名字，以及在意大利受训的建筑师洛伦佐·巴斯克斯（LorenzoVázquez）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托莱多大教堂里安放着门多萨的陵寝，据推测出自托斯卡纳的安德烈·桑索维诺（AndreaSansovino）之手，他于1492—1501年在附近的葡萄牙工作。而在伊莎贝拉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治下的其他地区，处处可见的仍是银匠式风格（Platareskenstil）——这是哥特式风格晚期的一种变体，外立面雕饰花样繁复，跟银匠（platero）的掐丝手艺类似——它与穆代哈式[9]的装饰风格不相上下。直到这对天主教王室夫妇离世后，这些地区才终于接触到文艺复兴。国王夫妇的陵寝由塞提涅亚诺雕塑家多梅尼科·凡切利（Domenicelli，1469—1519）在1517年设计出来，如今停放在格拉纳达主教座堂的王家礼拜室内。1527年，查理五世开始在阿尔罕布拉宫边上修建一个罗马建筑风格的宫殿。相比于奈斯尔王朝留下的花纹繁复的穆斯林建筑，象征皇权的罗马风格纪念碑略显粗陋。不过信奉基督教的征服者们还是不敢将阿尔罕布拉宫完全夷为平地，这座石头宫殿是穆斯林文化的象征，也令人回忆起昔日的荣光。

在拉丁欧洲之东的匈牙利，人文主义和新艺术通过王朝的联系早就落地生根。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任命韦尔杰里奥担任他的秘书，并委任佛罗伦萨人菲利波·斯科拉里（FilippoScolari）〔又名皮波·斯潘诺（PippoSpano）〕担任军队指挥官。在科尔温（马加什一世）和他的妻子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治下，文艺复兴终于抵达这里。在布达，国王建立了一个收藏有2000本手稿的图书馆，即著名的科尔文纳图书馆。这些华丽的古文手抄本有很多是在意大利制作的。柏拉图与菲奇诺的学生弗朗切斯科·班迪尼一同来到这个国家。即使是想法古怪的思想家也被介绍到匈牙利，比如把自己看作伊壁鸠鲁的加莱奥托·马尔齐奥（GaleottoMarzio）——他有个闻所未闻的想法，觉得奥斯曼人和犹太人、异端分子和异教徒都可以在没有受洗的情况下得到赐福。一群托斯卡纳的大师将科尔温的宫殿和他的避暑行宫维谢格拉德城堡，变成了一块文艺复兴的飞地。正如一位当时的人写道，他们把匈牙利变成第二个意大利。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匈牙利最资深的人文主义者是佩奇城主教雅努斯·潘诺尼乌斯（JanusPannonius），他在维罗纳的大师瓜里诺那里接受教育，所以曾不无讥讽地说，如果维吉尔或西塞罗来到匈牙利，他们听到当地人的拉丁语一定会沉默不言。

科尔温的文化政策也遵循一般策略，用教育和学识来装饰权力。他让愿意效忠的历史学家把自己所属的匈雅提这一支包装成血统高贵的家族，这也符合他想要青云直上的野心。他的宫廷史学家安东尼奥·邦菲尼（AntonioBonfini）把科尔温的家谱追溯到古罗马科尔维尼家族，为他奉上一个光荣的帝皇谱系。这样东拼西凑的家史如果成立，能让黯淡的权力光芒变亮吗？可能真的有用，就连俄国沙皇也使过这种手段。虽然应该没有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沙皇在1555年前后也曾拼凑过一本《君主宗谱登记册》，给自己和最重要的贵族们包装出一个根植于古老的恺撒帝国的先祖，尽管这有些姗姗来迟。

匈牙利的文艺复兴遗存很少。科尔温的图书馆化为废墟，许多古本在历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中被摧毁。今天能见到的只有陵寝礼拜堂，1506年前后，大主教托马斯·巴科茨（TamásBakócz）在埃斯泰尔戈姆[10]大教堂补建的一处建筑。随着礼拜堂竣工，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也来到了多瑙河畔。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偏偏是通过墓地让“复兴风格”融入了许多地区的建筑！在德意志也一样：第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1512年竣工的位于奥格斯堡圣安娜教堂的富格尔家族墓地。

16世纪初，文艺复兴在波兰也拉开序幕，最早出现的是弗朗切斯科·菲奥伦蒂诺（Francestino）为国王约翰一世（JohannⅠ）设计的墓碑，如今安放在瓦维尔主教座堂。它以布鲁尼在佛罗伦萨的墓碑为模板。不久之前，来自德意志的维特·施托斯（VeitStoβ，约1450—1533）为克拉科夫圣母教堂创作的祭坛雕刻刚刚把晚期哥特式雕塑推向顶峰。因为这个壮观的作品，他在纽伦堡得到很多订单，后来也选择在此地终老。

最初，维斯瓦河畔的文艺复兴仅仅在国家统治者、王冠和高级主教的顶尖小圈子里流行。波兰人文主义的创始人是萨诺克的格雷戈尔（GregorvonSanok，1403—1474），他曾在意大利度过两年光阴，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图书馆，后来担任伦贝格（今利沃夫）大主教。传播意大利文化的有学者洛伦兹·拉贝（LorenzRabe），又名劳伦修斯·科维努斯（Laurentiusus）——他与青年哥白尼的关系引发后人兴趣——还有格雷戈尔的门徒菲利波·博纳科尔西（FilippoBuonaccorsi，1437—1496），人称“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博纳科尔西按照人文主义的思路对克拉科夫大学进行了改革，它与1519年在波兹南成立的学院共同发展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两大要塞。克拉科夫大主教彼得·托米奇（PiotrTomicki，1464—1535）则是当时除意大利和贵族宫廷之外一个罕见的醉心于收藏绘画和雕塑作品的人物。波兰第一位文艺复兴风格的画家西多会修士斯坦尼斯瓦夫·萨莫斯特策尼克曾为他绘制一幅肖像（附图19）。意大利风格以其宏伟的规模赢得青睐，瓦维尔城堡拱廊环绕的会客庭院（插图43）和瓦维尔主教座堂的齐格蒙特礼拜堂都采用了这种设计风格。这两座建筑都是波兰本地艺术家和意大利艺术家共同合作的成果。

插图43：弗朗切斯科·菲奥伦蒂诺和巴托罗缪·贝勒奇，瓦维尔，1519—1536年，克拉科夫，内庭

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SigismundⅠ）的妻子波娜·斯福尔扎（BonaSforza，1494—1557）把深受意大利影响的宫廷文化（包括精致的美食）带到了立陶宛和波兰，宫廷中甚至会上演泰伦提乌斯的喜剧。文艺复兴从罗马和托斯卡纳来到克拉科夫，来自意大利北部和瑞士南部的建筑大师又把文艺复兴传播到西里西亚，远至梅克伦堡和瑞典。基于一名在西里西亚工作的德意志建筑师的设计，一位葡萄酒商人在今乌克兰的利沃夫建立了一个家庭礼拜堂。该建筑于1615年完工，是“混杂文艺复兴”风格的典范，在南美和北德也可寻见。

一般来说，文艺复兴的实践应该比人文主义的思想更难在拉丁欧洲地区传播。16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它通过独特的变体进入法国，首先到达卢瓦尔河畔。1536年开始，在兰茨胡特建造的巴伐利亚公爵官邸是德意志第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如果不算乔瓦尼·达·迈亚诺（GiovannidaMaiano）在1520年为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的汉普顿宫制作的装饰品——比如画着罗马皇帝的圆形陶土雕饰——那么意大利的影响直到16世纪末才在英格兰逐渐显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枢机主教等阶层擢升的人最先接受前卫的设计，并把它当作成功的标志——可能终于手握大权，可能赚得盆满钵满，比如国王马加什一世、枢机主教门多萨或者富格尔家族。这种风格让人联想到岁月和帝国的辉煌。它的运用见证了人们对最新时尚的认识和了解，要用“仿古物件”来装点自己，需要挣脱哥特式传统的束缚，并且要对人文精神持开放态度。新旧风格的建筑经常比邻而居，不管是在克拉科夫，或者布雷斯地区布尔格附近的布鲁王家修道院。1526年，奥地利女大公玛格丽特命令德意志人康拉特·迈伊特（eit）为她和她已故的丈夫雕刻了一座宏伟的墓碑：在最华美的晚期哥特式风格中，**的小天使欢笑嬉闹，容貌栩栩如生；棺椁上平躺的是一个近乎**的卡拉拉大理石雕像，可能是以已故的萨伏依公爵菲利伯特二世（PhilibertⅡ）为原型，也可能是一位古代英雄。

波西米亚的建筑长期以来都拒绝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风格，可能是因为缺乏上述先决条件。伏尔塔瓦河畔，胡斯派中的温和派和爱国主义者共同阻挠开放式的古典研究。尽管查理四世时代这里就已经开始与意大利文化进行接触，但仅仅是昙花一现。胡斯派影响下的布拉格大学对意大利文化关上了大门。与邻近的波兰不同，受经典作品启发的戏剧从未在此地上演。出生于哈森施泰因城堡的政治家博胡斯拉夫·洛布科维茨（BohuslawLobkowitzvoein，1462—1510）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被自己严格的天主教信仰所束缚，他的诗歌风格缺乏对古典拉丁文的理解。通过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学习，他对意大利有了深入了解。他继承了大笔财富，可以给自己修建一个图书馆，并游历了五年之久，甚至到达过突尼斯。

为了反对这位“波西米亚的奥德赛”（洛布科维茨）所推崇的新拉丁语，胡斯派中的温和派维克托林·科内尔（ViktorinKornel，约1460—1520）创立了捷克语的人文主义。他翻译了很多经典，并为其中的共和国理念所振奋，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信仰自由。除此之外，波西米亚地区的人们很少翻阅原始文本：异教思想看上去令人生疑。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菲奇诺的译本）和塞涅卡的斯多葛哲学得到推广，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学说接近天主教的理念。波西米亚人自己的史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本不是其同胞所著，而是出自“波西米亚史学家”庇护二世的笔下。薄伽丘《十日谈》的精选故事集可能是经由萨克森公爵小海因里希（Heinrigere，1452—1492）的翻译才得以在波西米亚流传，他的父亲是波西米亚国王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小海因里希的译本参考的是一个德语版本，该版本对原文有曲解，非常推崇传统骑士理想。这一时期，就连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都援引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而非古代权威。1480—1526年在波西米亚出版的文章只有8％是关于世俗的内容。就连经常思绪纷繁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都能享受自由自在和肆无忌惮，因而灵感迸发，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却从未经历这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