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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时代（第3页）

马德里未能制定一个适用于王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政策。内部关税阻碍贸易，又没有通用货币。政府几乎不关心农业。一些地区依赖粮食进口，因此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高的物价。货物产量下降。驱逐犹太人，以及那些已经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做法不仅不人道，而且愚蠢。由于大量移民外迁，已经人烟稀少的国家失去了精神、金钱和商贸活动。外国债权人因他们的大胆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例如，富格尔家族无耻地巧取豪夺。西班牙授予富格尔银矿的勘探权作为担保，在秘鲁和墨西哥每获得一公担[41]白银，富格尔的债权获利高达百分之百。查理和腓力都是头戴皇冠的堂吉诃德而已，他们的政策带来了长期致命的后果，这个帝国把自己同欧洲其他地区隔绝起来。腓力的间谍甚至在国外绑架那些皈依新教的流亡者。他想吸引学者和技术人员，但艺术领域又必须保持严格的天主教信仰。

上帝应该保佑伊比利亚的土地不受那些危及灵魂救赎的书籍影响。然而宗教裁判所并未成功地把所有可疑文学都销毁，审查在实践中经常松懈。国外书籍仍旧少有人知。宗教改革期间及之后，时代沉重灰暗，但印刷物的苛税被免除。可惜，一开始广为流传的伊拉斯谟的著作和其他一切跟路德相关的书籍现在都被压制。本国文学也很难找到出版商。平均下来，16世纪每个西班牙城市只有三个印刷工坊在开工，而威尼斯就有约200家。有时候，甚至纸张也需要进口到西班牙——欧洲的第一批造纸厂可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反之，在法兰克福的博览会上几乎没有西班牙文学参展。

伴随着洛佩·德·维加的作品，戏剧创作达到顶峰，但它既没有批评作用也没有教育意义，而更像是对当前局面的辩护。在科学领域，除了对在美洲新发现的动植物的描写和有关导航和船舶建造的知识，发展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大学主要充当了为官僚机构培训官员的角色。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克斯-莫尔西略（SebastianFox-Morcillo，15261528—1560）——主要致力于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起来——是腓力二世为他不幸的儿子唐·卡洛斯（DonCarlos）钦定的教育家，但当他要上任时，却在海难中丧生了。

就个人而言，腓力受过很高的教育，是提香和耶罗尼米斯·博斯作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饱受痛风、发烧和腹痛的折磨，只能瘫坐在一个构造巧妙的轮椅中（插图53）。这位曾经统治世界的王者现在成了一个秃顶的小个子，须发斑白，只是一个令人怜悯的病人。痛风使他关节僵硬，甚至无法签名。他那派头十足的落笔“我，国王”（YoelRey）一直是他的标志，从1596年9月开始由秘书代为执笔。两年后——这一年塞万提斯正在塞维利亚创作他的世纪之书——腓力移驾前往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等待告别人世。他的父亲就被安葬于此，这里也收藏着许多非凡的圣人遗物，即便不能治愈他，也应该能带来救赎。目击者称这是一场苦难：国王满身脓疮，轻轻一碰都让他遭受地狱般的疼痛，他瘫坐不起，饱受腹泻和脓性分泌物的折磨，身上还有**的创口，医生切开表面放血还要给他割掉脓肿，被传召而来的僧侣高声祈祷。最后，人们开始担心这个病人会被圣饼噎住，虽然他每天都期待着分饼仪式。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就这样在千厦之殿里日渐衰弱，在满是排泄物的病**与虱子为伴，饱受折磨、浑身恶臭。1598年9月13日清晨，这一切在这个星期天结束。

出自：若望·莱赫米特，《往昔》，1595年，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

腓力留下的是一个被搜刮一空，但仍然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国家。神职人员的特权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而且承担着卡斯蒂利亚三分之一的税负）。尼德兰各省陷入混乱，即使在西班牙国内也发生过骚乱。勒班陀的胜利未能撼动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的统治。塞万提斯回忆起自己在阿尔及尔的人质经历时说，这支骄傲的西班牙舰队即便在自己的海岸附近也无法确保安全。1580年，随着阿维斯王朝绝嗣，葡萄牙及其海洋王国全都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最重要的尝试是通过最大规模的舰队行动击败英格兰，可惜铩羽而归。腓力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与法国签订了如同投降的《韦尔万条约》。后来法王亨利四世的首相蓬波纳·德·贝利埃夫尔（PomponnedeBellièvre）称这是法国500年来签署的最有利的一项和约。如果不是西班牙多线作战，法国的稳固将不可想象。

巴塔维亚的清晨

同样，战争也让尼德兰的独立运动受益，使它们能够成功。比起霍恩和埃格蒙特被斩首的日子，对自由的渴求现在更加深入人心。这个国家已经出现很多富裕的大城市，就算与勃艮第公爵会面也非常自信，而阿尔瓦公爵却试图强迫这个国家。起义不仅有传统，而且有燎原之势。现在领导抵抗的人变成了威廉·范·奥兰治（WilhelmvonOranien，1533—1584），他出身于德意志拿骚迪伦堡的伯爵家族，曾在布鲁塞尔刑事法庭免于一死被流放。他最初是查理五世的宠臣，后来以腓力二世代理者的身份担任三省总督，这让他成为“祖国之父”。与亨利四世一样，他推崇均衡平等。他在路德宗的环境中长大，接受天主教教育，在第四次婚姻中迎娶胡格诺派领袖科利尼的女儿，最后他转向加尔文主义，但不是激进的教徒。直到今天他的王朝仍然代表荷兰。

在公开战斗中，他们无法对付西班牙军队。“小的”不对称的战争一直都是弱势一方对抗压倒性的敌人的经典战术。自称“海上乞丐”（Watergeuzen）的海盗们在海上与尼德兰人并肩作战，而威廉给他们提供劫夺敌方商船的特许证。这一称谓中包含法语的“乞丐”（gueux）一词，是这些自由战士颇具讽刺意味的自我定位。贵族和商人也为独立战争的筹资做出贡献。1572年4月，尼德兰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攻下第一座城市布里勒，这在心理上对尼德兰人具有重大意义。泽兰和荷兰逃出西班牙魔爪，最后莱顿也获得独立。威廉在这里促成一所大学的成立，后来将成为最重要的新教大学。此后，残酷的阿尔瓦归天，他的继任者和叛乱分子都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最终胜利。

南北之间的分裂变得不可逆转。1580年，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停火为政策打开了新的施展空间。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evonParma）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如今她的儿子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Farnese）成了军队指挥，先后攻打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把城市逐个收入囊中；在围困之后，这些城市或是自愿投降，或因为内奸背叛而陷落。1584年7月，威廉·范·奥兰治成为袭击的受害者。次年，法尔内塞夺取安特卫普。反叛分子的事业似乎宣告失败，特别是法尔内塞比阿尔瓦更聪明，他允许加尔文主义者离开，对他们来说安特卫普已经不值得救赎。但他无法重新占领北方，遍布湖泊、溪流和运河的“欧洲沼泽”用地理环境抵御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奥兰治亲王莫里茨（MoritzvonOranien，1567—1625）在父亲去世后成为北方省份的决定性人物，他最终成功驱逐了那里的西班牙人。

除地理外，军事教育和战略方面的改革也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定期训练、增加枪支数量和其他一些原则在整个欧洲都很常见。随着“奥兰治军队改革”，“文艺复兴”也有了军事元素，尽管罗马人曾经忽视了一些举措——例如把军队分割成较小的、移动更敏捷的单位。此外，反叛军的队伍也在壮大，军队的数量约1600支，超过5万人。城市之间守望相助又拥有强大驻军，使这个新的国家得到有力保护，后来形成北方七省联盟。南方仍然属于西班牙并且信仰天主教，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一带，而北方的尼德兰已经普遍获得独立并成立联省共和国，两者之间的边界一直存在争议，直到1648年才最终确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引发重大变化。

北方试图建立王国，但一直未能如愿，他们想获得的合法性也迟迟没有降临。这样，北方只是一个组织分散的共和国。虽然各省自行管理其内政，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必须在代表会议上做出，即自1594年以来一直持续的“联省议会”。对应原来各省分别设立的总督，现在最高领袖是联省总督，他是陆军和舰队的总司令。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拥有最高决策权。总督职位不是世袭的，但总是在奥兰治家族之手。荷兰是共和国最重要的省份，这里的领导职位原本属于国家律师，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大议长一职，他作为联省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拥有强大的政治话语权。但决定性的力量是城市和城市中的富裕商人。他们统治了各省的阶层会议，并因此列席海牙的联省议会。其中有2000名成员后来都成为政治精英，在国家和城市担任要职。在瑞士邦联之外，尼德兰共和国在全世界首开先例，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更像是阶层和城市的联盟而非联邦制国家，在这种政体当中，不只市民，甚至某些省份的农民都可以参政议政。它们的机构比邦联松散的网络更加稳固，仅凭《议会章程》就形成共同的运行规则。能与总督或大议长相类比的职位在瑞士根本还未出现。

在宗教问题上，商贸从来不会过于狂热。即便宽容（Toleranz）非常有限，也被证明对处境非常有利。这个大写的“T”又吸引来两个有利因素：人才（Talent）和技术（Teik）。最重要的是，尼德兰因此在欧洲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许多在意大利很难出版、在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出版的书都在这里找到出版商，如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或是笛卡儿的《方法论》。相比之下，西班牙人统治的南部地区根本没有得到“Ts”系列的输血。安特卫普发挥了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克里斯托弗尔·普朗坦的出版社生意大好，他的工坊里总共有80台印刷机，经常有16台同时嘎吱作响。多亏他的“努力和坚持”——这也是出版社的座右铭——普朗坦买得起城市宫殿，还附带观赏花园。

直到19世纪，荷兰人封锁了斯凯尔特出海口并切断了安特卫普与公海的联系。难民从被法尔内塞夺回的地区拥入北部省份。那里的城市急剧增长，如阿姆斯特丹从1570年的约3万居民增长到17世纪的约14万居民。北方的城市化程度是绝无仅有的，一半的居民住在城市，经济也迅速增长。荷兰织布工的数量甚至超越了竞争对手印度。代尔夫特烧制的闪闪发光的蓝白色瓷器让欧洲的餐桌更显高贵，在欧洲的一半地区，人们吞云吐雾时用的陶质烟斗都是来自豪达镇。福禄特帆船大规模生产，这些船只的货运费用低廉，根本没有对手。且只需要10名船员就可以操作——因为使用滑轮来升降风帆——而其他船则需要三倍的人力。汉萨同盟丧失了西边的贸易。尽管战火不断，尼德兰的船只从家乡一直航行到非洲，在那里他们与葡萄牙人同台竞技。他们环行地中海，也到达过纳尔瓦[42]北部和斯瓦尔巴群岛[43]。

社会顶层由摄政王、海运企业家和商人组成。贵族的重要性远低于邻国，而市民议会即“burgerij”更为强大。社会被分为士兵协会和行会等组织，各教派的诗人都聚集在文学会“Rederijkerkammer”——这是一个文人的行会。陆续新成立的大学为人们提供受教育机会：弗拉讷克、格罗宁根、乌得勒支和哈德韦克。植物学家卡罗卢斯·克卢修斯（CarolusClusius，1526—1609）和数学家鲁道夫·斯内利厄斯（RudolfSnellius，1546—1613）在莱顿大学任职。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Lipsius，1547—1606）是莱顿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继任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尔（JosephJustusScaliger，1540—1609）也非平凡之人，他编辑了许多经典作品，同时精通东方语言。他的年薪是不可思议的1200荷兰盾，证明人文主义教育确实有其价值。

许多农民也分享到海洋贸易带来的福利，他们大多是自由身，自己也拥有田产和牧场。谷物主要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这样他们就有钱有力，可以饲养牲畜，生产乳制品和奶酪。茜草和亚麻是纺织工业的基本材料，也得到大面积种植。通常城市市民会进行投资，资本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征服了农村，帮助改善农业技术，促进堤防建设和土地复垦。这个新国家在经济上是如此欣欣向荣，以至国家能够负担反对西班牙的解放战争并免于破产。

女权：伊丽莎白一世

在运河的另一侧，马德里当局曾经寄希望于伊丽莎白女王会找到真正的信仰并重拾天主教徒玛丽的政策，可惜希望落空。女王的顾问、法学家、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CecilLhley，1520—1598）是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他进谏女王，请其重新恢复国家教会。宗教界必须向女王宣誓，承认她是“所有世俗和宗教事务的至尊摄政女王”。克兰麦曾经编订的第一本《公祷书》也明确了礼拜仪式，现在经过轻微修改继续沿用。不过，伊丽莎白反对一切激进的要求，教会净化的狂热分子这次发动清教徒运动，又提出类似要求——他们就像是周而复始的西西弗斯，只不过推动的是毫无乐趣的道德和无休止的说教，梦想回到早期基督教的状态。苏格兰的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Knox，1513—1572）也因此名誉扫地，他是一个清教徒，1558年出版了一本宣传手册，不仅反对天主教女王，而且引用《圣经》奏响“反对违背自然法则的女性统治的号角”。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议会仍然保持前人争取到的地位，成员拥有宝贵的财富，即他们的“自由发言权”（freevoice）。一次，下议院甚至敢提出，调拨财政支持的权力应该与王位继承的规则分割开来：脱离“处女女王”婚姻的掌控。当然，这一举动太过大胆。伊丽莎白反驳道：“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根据我的地位，我父亲曾经有过多大勇气，我也一样。”这段话后来广为流传。“我是你们涂过圣油的女王。我永远不会被迫做任何事情。我感谢上帝赐予我的所有身份，即使穿着衬裙”——她说的是“petticoat”——“被赶出我的王国，我也能够在信仰天主教的任何地方生活”。

伊丽莎白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有时报复心很强而且脾气暴躁，但作为统治者她总是抓住任何可能性。她自己政治手腕灵活，虽然外部世界屡屡带来威胁，但这种局势的首要好处就是，宪法问题不会成为危机。当时情况很复杂：法国陷入内战，阿尔瓦在尼德兰不受任何约束。更糟糕的是，玛丽·斯图亚特是天主教的宿敌——这位弗朗索瓦二世的年轻遗孀于1561年开始统治苏格兰。1567年，一场贵族阴谋将她废黜，玛丽1岁的儿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王位。遭遇政变的女王不得不在英格兰寻求庇护。她在英格兰中部的城堡中被囚禁了19年，这是天主教徒的诉求。伊丽莎白想除掉玛丽，但因为担心合法性，迟迟未敢下手。“苏格兰女王”是一个危险因素，1569年就出现了一次贵族起义，想让玛丽重新掌权，伊丽莎白的雇佣兵平定了叛乱。

伊丽莎白对自己王国的局势进行了真实评估，因此不敢与世界强国西班牙为敌。当下只有小小的摩擦，也不会很激烈，伊丽莎白也为腓力的敌人和海盗活动提供劫夺敌方商船的特许证，对他们进行财政援助。作为对策，马德里实施经济制裁。这个“西班牙的格列佛”深陷欧洲大陆的战场无法抽身，所以针对英国的最终决战一再推迟，这场战争不仅关系英国，还关系到宗教和谁是真正的海洋霸主。然而，1585年，埃斯科里亚尔已经制订了结束英国异端运动和肆虐的海盗活动的具体计划。舰队的规模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本该能够入侵英伦小岛并恢复苏格兰玛丽的统治。伊丽莎白的高效情报机构——由法学家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Frangham）组建——在马德里和欧洲的一半地区都有耳目，它发回预警消息。

出于对国内“第五纵队”[44]的恐惧，伊丽莎白对偷偷混进来的天主教传教士采取强硬手段，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人也不能幸免。数百人为了信仰不得不流亡，或身陷囹圄或身首异处。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也最终降临。谋反者想刺杀伊丽莎白，玛丽也涉案，沃尔辛厄姆的间谍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1587年，玛丽被斩首。当西班牙大战爆发时，苏格兰阵线至少保持平静，因为对玛丽的儿子詹姆斯而言，英格兰王冠已经遥遥在望，伊丽莎白没有子嗣，她死后将由詹姆斯继位。与此同时，腓力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入侵计划上。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恢复英格兰的天主教传统，还能确保大西洋航线，并可能在尼德兰赢得最终胜利。

当时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平衡。英格兰的陆军中有很多是从伯爵领地新招入伍的小兵，他们的军事实力实在令人怀疑，这支军队不太可能抵挡西班牙入侵的军队。然而，在经验丰富的海盗头子约翰·霍金斯（JohnHawkins，1532—1595）的领导下，英国舰队目的明确，规模不断扩张。这支装备精良的敏捷舰队的任务是，在加勒比海和亚速尔群岛袭击西班牙的宝船，切断腓力帝国的银脉。这种打劫敌方商船的行为，无论是否拥有特许证，从来都不是因为心中澎湃的国家情怀，而只是为了利润。例如，霍金斯接受伊丽莎白私人小金库的资助，不仅在葡萄牙奴隶贸易中分得一杯羹，还在西非抓捕奴隶。他将受害者运往海地，在那里转售给西班牙买家。

他的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约1540—1596）甚至被誉为英雄，声名远播到德意志南部。这个来自德文郡的农民的儿子一步步学会了水手技术和海盗业务，给霍金斯当帮凶：先是在英吉利海峡，接着是在加勒比地区。德雷克在1577—1580年环游世界，因此成为传奇，他是第一个全程参与并幸存的船长。在途经厄瓜多尔海岸时，这个英国人顺手打劫了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尽管船身上写着令人恐惧的“喷火者”，还抢走了他们的白银。这次旅行的最终利润是15万英镑。这让德雷克得到了爵士头衔。这个发迹的暴发户给女王献上了无数杜卡特金币和珠宝，女王甚至还去他船上参加宴会。当时的一幅肖像画描画了这位新当选的爵士，他面色通红、饱经风霜。他右手紧紧抓住地球仪，仿佛这个世界就是他的王国。

这场战争对西班牙意义重大，对英格兰则意味着全部。英格兰岛屿只有舰队拱卫。战争关乎何事，从船名上可见一斑：英国方面的船只被命名为“公牛”“老虎”“复仇”“金狮”“无畏”，西班牙人的船只叫“圣母玛利亚恩典”“圣约翰”“玫瑰花冠的圣母”。伊丽莎白委托经验丰富的船长发号施令，在海上战争中对抗西班牙人经验丰富的战士——包括德雷克和霍金斯——都听令于海军上将埃芬汉的查尔斯·霍华德伯爵（LordCharlesHowardofEffingham，1536—1624）。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兹曼（Aluzmán，1550—1615）。海上经验不足的他不情愿地接受了任命，但他周围的军官都颇具才干。就这样，新发迹者和古老贵族之间的决斗爆发。西班牙船只上的贵族身着华服、色彩缤纷，仿佛是去参加舞会，而不是赴死亡之约。

西班牙舰队于1588年5月底从里斯本向北起航，并于7月抵达英格兰，它们聚集成半月状，船只并行向前，以便结成一条更宽的防线。这支舰队像一个漂浮的堡垒，慢慢靠近英吉利海峡，但它们被英国灵活的加利恩帆船包围并遭遇猛烈的炮火。8月8日晚，在加来海岸战事已成定局。西班牙人未能及时找到安全的港湾，不得不在海岸附近抛锚，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这支舰队目前已经接近西班牙在佛兰德斯的军队，它们本应把军队送上英格兰岛。英格兰的命运悬于一线。但海军上将霍华德抓住时机，派火船在休眠的巨型船队之间流窜。混乱席卷而来，人们惊慌失措地切断锚链，保护性阵容瓦解。第二天，主战在格拉沃利讷附近爆发，当时霍华德的加利恩船队已经掌握了所有优势，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分散的船只。西班牙的四艘船沉没，其余的大部分都遭到严重损害，不可能继续战斗。剩下的事只能交给老天。这支“无敌舰队”在风暴中漂来**去，经过英格兰和苏格兰沿岸被吹向大西洋，然后又回到爱尔兰布满礁石的西部海岸，只有少数船只返回拉科鲁尼亚。在一幅肖像画中，伊丽莎白女王身着珍珠刺绣和镶有宝石的连衣裙，背景中就展示了这次战斗的关键场景（附图26）。女王的手也放在地球仪上，更确切地说是在美洲——这是英国扩张的目的地。

与抵达西班牙国土的大量贵金属相比，天主教帝国因为海盗而蒙受的损失微不足道。然而，战争的经济后果严重。西班牙的贸易公司遭受损失，随着税收减少，政府收入也持续下降。舰队在大西洋沉没，让西班牙损失了约1000万杜卡特金币。所有这些都导致前面所说的财政崩溃。腓力的继承人继续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尽管西班牙军队在许多战场取胜，也无法掩盖事实，这个曾经令人敬畏的大国现在面临着经济基础的崩溃。

英格兰仍然站在法王亨利四世一边，也没有从尼德兰昂贵的战争中抽身。爱尔兰的冲突仍在酝酿。在伊丽莎白的王国，现在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温和的新教，它的礼拜仪式庄严隆重，符合不列颠大教堂的威严，与欧洲大陆的新教有明显区别。理查德·胡克（RichardHooker）的著作《论教会组织的法律》（1585年出版）为逐渐确立的英国圣公会教会提供了神学基础。腓力二世让岛上所有与天主教相关的事物都彻底丧失信誉。此外，与西班牙的战争强化了议会权力，伊丽莎白也被迫不停地申请纳税申报表。

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圣史蒂芬礼拜堂，即下议院的会议厅，议员的辩论异常激烈，经常喧闹嘈杂。自从罗马共和国最好的时代以来，世界上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民主实践了。在威胁的阴影下，议会一般会忠诚与王室合作。当时的人认为它似乎是英国“最高、最绝对的权力”。为了促进整个王国的利益，13世纪的议会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申诉。1601年11月30日，女王发表了著名的《黄金演讲》，向下议院致敬。“就算价格再昂贵，也没有哪颗宝石像这一颗一样令我喜爱：我是指你们的爱，”她面对下议院的代表团如是说，“如果上帝对我赞许，这王冠的荣耀有一项不可或缺，你们的爱伴随了我的统治。”她向这些先生致以最深的喜爱之情，并请所有列席的议员围拢过来亲吻她的手，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列席议会。

直到今天，不少艺术都让人们回想起这位老妇人的世界：约翰·道兰（JohnDowland）忧郁的歌曲，威廉姆·伯德（WilliamByrd）的宗教音乐和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Hilliard）的细密画中含情脉脉、面色苍白的情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Spenser）的“仙后”让女王的荣耀得以永恒，尤其是莎士比亚享誉世界的戏剧。在木框结构的建筑和乡间贵族及大臣的城堡里，时不时就能在显著的哥特晚期风格中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小心翼翼的试探，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经济繁荣，尽管有过于神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