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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彼岸（第1页）

37。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彼岸

插图55：《巴西的食人部落》

出自：让·德·莱里（JeandeLéry），《巴西旅途报告》（1578年）。收录于：特奥多雷·德·布里，《美洲第三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592年，温森斯，航海档案馆

上帝之怒

哥伦布的美洲冒险经历让世界经济的轴线开始推移，地中海的伟大时代即将结束。欧洲的新地中海是大西洋。卡洛·李维笔下的消逝之地是这一变化中的输家：这里本就在西班牙帝国的边缘，随着多极化的新全球经济的出现，这里同时成为双重边缘，因为地中海不再是中心之地了。

到1550年前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几乎扩张到19世纪以前的范围，从试探性的接触变成了统治主导。腓力二世的一个朝臣认定，世界历史历经6000多年后似乎来到了终点。天主教与西班牙帝国合为一体。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14711476—1541）领头的财团用区区300人设法降伏了印加帝国，并敲诈了成吨的黄金和白银。而在征服者到来之前，秘鲁土著人当中刚刚爆发了争夺王位的战争，这样的分歧令他们的企图更加轻而易举就得逞，西班牙人兵刃上的血都无法凝结。被劫为人质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死于非命。在遥远的北方，突击部队已经进军至今天的得克萨斯州地区。尤卡坦的城邦对西班牙人展开激烈抵抗，最后一个城邦奇琴伊察直到1697年才陷落。

想迁居美洲的人聚集在塞维利亚——这里被称为“吞没一切的海洋，所有河流的终点”——从此处踏上前往充满期许的不明之地的旅程。1564年，一个裁缝从普埃布拉给他留守西班牙的妻子写信：“我们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生活。如果你在我身边，你会非常满意的，我会很快变成富翁。”1552年的同名小说《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中——那可怜的小拉撒路狡猾地谋生——他的许多真正的兄弟都想在新世界碰碰运气。好奇的人希望有所发现，银行家和商人期待获利，科尔特斯或皮萨罗那样童话般的事业成就在遥远的土地上招手。一些征服者是西班牙小贵族，他们想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寻找新的角色。格拉纳达的战争已经结束，在故乡那个半岛上已经不可能倚仗砍杀摩尔人的骑士行为得到荣誉和财富。除了希塔尔戈（Hidalgo）[49]外，工匠和商人，水手、士兵和所有市民阶层出身的人也成为征服者的主力军。到1800年前后，八九百万人移民海外。其中女性是少数，她们占美洲移民的四分之一。

碰运气的人越来越多，如狼群般成群结队。许多人都在遍布疟疾的沼泽地、丛林，大海上的某个地方或安第斯山脉的冰冷高地上失去了踪影。无数人死于饥饿，许多人因毒箭倒地不起，或者死在竞争对手的枪口下。其中一人是洛普·德·阿奎尔（LopedeAguirre，约1510—1561），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令人厌恶和黑暗的神话。他被塑造成一个极度渴望权力的疯子，这当然与党派斗争有关，这个疯子为了杀人而杀人，他将其船长任命为秘鲁国王，只是为了之后谋杀他。阿奎尔——号称“陌生人洛普”“至死方休的反叛者”——向腓力二世写了一封回绝信，它可能是从古至今西班牙统治者从臣民那里收到的最怪异的一封信件。他凭借“人头”在委内瑞拉近海的一个岛上建立了恐怖统治，后来也未能逃脱同类人的命运：谋杀、分尸、遗体遭亵渎。他自己可能说过：“我是上帝之怒，是自由的统治者，是大陆王国和智利各省的侯爵。”

印加城市库斯科的征服者想得到黄金简直易如反掌，但对阿奎尔和几乎所有拥入新世界的人而言，这是空虚的幻想。迭戈·德·阿尔马格罗（DiegodeAlmagro，1475—1538）曾经是科尔特斯的先遣队长，参与过秘鲁战役，也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一现实。得到总督和总队长的称号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Pizarro）成了秘鲁的主人，阿尔马格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避免与合作伙伴进行对决，率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向南行军，一直到达伊塔塔。在这里，一群马普切的土著战士抵抗他们的侵袭。阿尔马格罗军团的大部分人都死于翻越安第斯山脉途中，或者倒在沙尘四起的阿塔卡马沙漠中，他们甚至不知道西班牙人已经在北部的查纳西约地区发掘出世界上最富有的银矿之一。尽管他们筋疲力尽，带着可怜的战利品回到库斯科，却成为第一批看到智利的欧洲人。“在南极附近的富饶而著名的土地”，随军的诗人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AlonsodeErcillayZú?iga）亲眼见证了这次远征，并在史诗《阿劳卡纳》中这样描绘智利。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班牙人通过堡垒和定居点一直占据太平洋沿岸地区。最先建立的城市是圣地亚哥——该城以征服者的主保圣人（Schutzheiligen）命名——后来则是康塞普西翁和瓦尔迪维亚。阿尔马格罗最终还是试图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手中夺权，最后被送上了绞刑架。这次密谋导致征服者之间内讧，阿尔马格罗的追随者和弗朗西斯科的支持者之间展开厮杀。在这个过程中，皮萨罗也被谋杀。他的兄弟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Pizarro）继续战斗。直到世纪中叶，总督佩德罗·德拉加斯卡（PedrodelaGasca）才平息秘鲁动乱。

南美其他地区的欧洲人对黄金国的传言越来越深信不疑，相传那里的国王身上曾被一遍又一遍地撒上金粉。韦尔泽家族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派遣雇佣兵开发大量土地，也慢慢吸引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16世纪30年代中期，拉普拉塔河被探明。1546年，波托西附近的“富饶山”矿藏被发现——不久之前在墨西哥也发现了沉积地——引发了淘银热。采矿的定居点扩张成为拥有10多万居民的大都市。同时，从安第斯高地传来了探明亚马逊河的消息。人们在报道中幻想如何躲过敌对的土著铺天盖地的毒箭，在丛林中行军并沿河而上，黄金国却一直未被发现。直到17世纪末，人们才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已经宣示其在巴西沿海地区的主权。他们成功扼杀了法国人的计划，这些进犯者还打算建立“法国的南极地”。1565年，西班牙的火枪让胡格诺派止步不前，使其无法在佛罗里达定居。

一些征服者攫取了权力，就想寻求合法性：总督头衔、军事指挥权，或者像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那样两者兼得。科尔特斯在这方面也打破了一切壁垒，不仅赢得了侯爵的头衔，在第二次婚姻中还娶了一位贵族小姐。然而，在征服者最初的动**岁月之后，这种平步青云的生涯戛然而止。美洲的形势也逐渐僵化，日趋接近于西班牙国内的等级制度。由于王室没有足够的资金招募专业军队，为了筹措资金，殖民者们抓捕大批奴隶并勒索贡品。边境战争发展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土著中的高等贵族被彻底清洗。

让广大的殖民领地臣服于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这是一个巨大挑战，是独一无二的举措，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新颖。西班牙皇室野心俱现，他们投入巨大的精力，渴望“完全了解”这片征服地。美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快速推进，中世纪的欧洲为此已花费数百年，但这一进程在各单独区域以不同的速度进行。西班牙王室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利马建立第二个总督辖区，利马是皮萨罗为秘鲁选定的首都。直到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任职期间（1569—1581年），秘鲁才有了稳定的官僚机构。他的统治手段强硬严厉，人们借用古希腊的立法者梭伦的名字称托莱多为“总督梭伦”（SolónVirreinal），因为他为西班牙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法律基础。1572年，他征服了土著居民的避难所比尔卡班巴，处死了年轻的印加国王图帕克·阿马鲁一世（TúpacAmaruⅠ），但一位烈士也因此诞生，甚至现代的游击队组织还以他为名以示纪念。印加帝国的最后堡垒被夷为平地，成为丛林的猎物。

18世纪，随着许多总督辖区的进一步设立——新格拉纳达和拉普拉塔联合者纷纷从秘鲁独立出来——西班牙在新大陆的主要结构也大致完工。西班牙为新大陆管理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模板。在许多行政区，州级官僚机构都相应地设有上层“听证会”，负责多个州的管辖，这一高级别当局拥有极大权力的上级主管机构以及上诉庭。但这种管辖权延伸到地方乡镇一级时，发号施令的声音也变得微弱。领导市议会是皇室官员的职责，而只有正式公民才能参选进入市议会。

西班牙殖民地的人逐渐构建出自己的身份。此外，还出现了很多混血儿，他们是当地妇女与欧洲人的后代，更少数人则是土著男性与欧洲女人的子嗣，他们觉得自己既不属于父亲的文化也不认同母亲的文化。从非洲贩卖来的男女奴隶也与当地人结合，他们的孩子被称作“桑博人”（Zambos）。非洲人与欧洲人的后裔则被称作“黑白混血儿”（Mulatten）。西班牙人和混血儿有时也会住在“印第安共和国”和因多层建筑样式而得名“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安人村庄中，他们享有最低限度的自治权。然而，因为监护征赋制的推行，即便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要被迫为保护他们的西班牙人卖苦力。大多数情况下，印第安土著要忍受西班牙人和己方贵族的双重剥削。相比较来说，生活条件相对可以忍受的应该是在耶稣会创建的30个印第安“集合教化村”，位于今天的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一带。土著人在这些秩序井然的村庄里生活和工作——每个村子约有几千人——他们也要接受神父严苛虔诚的统治。他们在这里差不多是安全的，不会受到奴隶猎人的威胁。他们本来以狩猎、捕鱼和耕种为生，或过着游牧生活来回迁居，现在都成了欧洲人。这种“教化村”（redues）在17世纪达到了繁盛阶段，但在18世纪就宣告失败。

马德里想把教会事务也掌控在手。西班牙国王就像是美洲的一位“副教皇”。他决定主教的任命，甚至有权批准教省宗教会议的决议。在利马、墨西哥城——这座城市建立在特诺奇提特兰的废墟上——以及卡塔赫纳均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其需要**的对象首先是“犹太教徒”、新教徒和本土的“异教徒”。托钵僧最先四处云游传教，后来耶稣会士也开始传福音，教区神父蜂拥而至。到1520年，美洲被分为35个教区。圣母玛利亚在劝人皈依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她现身于世——最早在瓜德罗普——特别是让女性找到了榜样和身份认同的典范形象，就像在欧洲一样。

要消灭古老的偶像崇拜还需要很长时间。“他们相信上帝，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旧习和恶魔的仪式。”迭戈·杜兰如是说。1560年前后，在尤卡坦半岛的教堂中似乎还有用人类献祭的迹象。迭戈·德·兰达（DiegodeLanda，1524—1579）是尤卡坦的方济各会大主持，他宣称曾在最后一刻阻止一个男孩被杀。为了揭露秘密的“偶像崇拜者”圈子，他曾对4500名土著施以酷刑，没有哪条法律能为他的行为辩护。其中158人没有经受住这场严刑拷打，有些人因害怕而自杀。1562年，兰达组织了一场信仰审判，鼓励异教徒和异端者进行公开忏悔，其间有数千“崇拜偶像的人”被送上火刑架。尤卡坦主教弗朗西斯科·德·托拉尔（Fraoral）曾经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这一轰动事件的受害者“非常简单和听话，是善良且没有恶习的人”。兰达不得不回西班牙接受质询，但很快官复原职，1571年托拉尔去世后，兰达继任了他的职位。1585年，墨西哥宗教议会对“印第安人”颁发新的禁令，不准他们吟唱“关于他们的古代历史或虚假宗教的歌曲”。

西班牙人认为他们给原住民带来的灾祸是上帝在惩罚这些“恶劣和腐败的”异端者，这一观点要归咎于固化的欧洲世界观。“谁想否认，”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FernándezdeOviedo，1478—1557）写道，“用来对付异教徒的火药，对我们的主来说只是一捧熏香？”人们甚至反问自己，皈依的“印第安人”是否有资格接受圣餐。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在种植园当牛做马，还是在4000米高的波托西“富饶山”上，西班牙世界帝国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他们的肩膀上。随着贵金属的大量开采，西班牙终于获得了一种交易商品，亚洲市场对白银尤为感兴趣，特别是中国的纸币系统已经在通货膨胀的火焰中付之一炬。银成为正在生成的“超级世界经济”的黏合剂，也是天主教国王的帝国政治的燃料。

皇帝在欧洲领土四处巡游，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国王埋首审阅堆积如山的公文，他们几乎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自己派遣的征服者征服何地，以及进攻何方敌人。涉及剥削、奴役和压迫时，宗教诫命几乎没用。比欧洲人的剑锋更危险的是他们携带的病毒和细菌。土著居民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抵挡，他们在大陆和岛屿上大批大批地死去。1585年，一名英国船长在佛罗里达记述道：“野蛮居民很快就死了，他们相互传言，是英国的神让他们这么快丧命。”这些人力空缺由进口的非洲奴隶补上。每年仅从圣多美就有多达1万名奴隶被运送到美洲。16世纪末，他们在美洲的人口可能达到25万。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数字几乎增加了五倍。

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就此成形。欧洲向非洲运送纺织品、武器、工具和小玩意儿。作为交换，奴隶被送到加勒比海和美洲大陆。然后种植园的果实被运往欧洲，后来还被带到北美市场，包括：“无产者的”可可，被怀疑是魔鬼的产物的烟草，棉花，以及最重要的——糖。糖很快就征服所有社会阶层。一位德意志旅行者在英格兰逗留期间注意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牙齿特别黑。他断言，英国人吃的糖太多了。

交流让两方都发生改变，旧世界和新世界都一样。阿基尔·姆本贝（AchilleMbembe）所谓的“黑人境遇”（igra）已经超越国界。疫情在全球蔓延。16世纪初，在**欲弥漫的广州，梅毒就在情人间传播。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烟草随着欧洲的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日本、韩国，经过西伯利亚传到中国北方，默默杀死许多人。从安第斯地区，豆类和西红柿被运往欧洲。一种非凡的植物马铃薯于1600年前后抵达日本，在欧洲，它可能哺育了整个工业化。作为回报，旧大陆送上小麦、酒、美利奴羊、猪、马和牛。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潘萨就曾夸耀墨西哥人的马术。

美洲文艺复兴，忧郁的热带

一些推崇文艺复兴的欧洲人以及阅读了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地理学家著作的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待美洲。但是他们常常缺乏词汇来描述其面对的新事物。因此，他们就用自己熟知的事物来强行解读未知的事物——美洲驼（Lama）被称为美洲大山羊，阿兹特克金字塔被称为清真寺（Moschee）；或者把未知融入人们熟知的故事里。印第安土著的做法相同，他们把马叫作“卡斯蒂利亚的貘”。多明我会修士迭戈·杜兰认为美洲居民是流落海外的以色列人的支系，秘鲁突然变成《圣经·旧约》中的产金地俄斐。美洲也可能是柏拉图提到的海中大岛亚特兰蒂斯，本来应该由于地震而沉入海底。普林尼的观点在描述自然时大有帮助。殖民城市的规划与维特鲁威的建议相符，遵循棋盘格样式。圣多明各的老城区就是一例。这里有一座1521—1540年修建的大教堂，外立面的中间是查理五世的徽章，酷似罗马一处凯旋门。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地区处处可见画像、雕塑、挂毯和公共仪式，都昭示着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存在。

如何描述印加帝国——它的城市、它雄伟的街道和它的历史？罗马帝国为此提供了典范。人们寻找二者之间奇特的相似之处：在库斯科一座房屋的前庭有一幅1600年前后绘制的湿壁画，恺撒和庞培在马上交战，这可能是在影射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之间的秘鲁“内战”（插图56）。壮观的亚马逊河也因人文主义教育而得名：1542年书写的一本游记中记载，一群女人在河岸边与西班牙人战斗，游记的作者把她们与希腊神话中纯女性部落的“亚马逊人”联系在一起。这些骁勇善战的女性总是能激起男人的幻想，类似的记述也出现在中亚，非洲和印度洋的岛屿上的女人也被这样称呼。

插图56：作者不明，《恺撒和庞培在马上交战》（细节图），16世纪下半叶，库斯科，加尔西拉索大街265号

美洲的文艺复兴颇具个性，混合了西班牙过去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当代文化。欧洲画家的作品向土著居民生动地展现了基督教，比如迁移到墨西哥的佛兰德斯画家西蒙·佩里恩斯（SimonPereyns，约1530—约1600）。为了向刚刚去世的查理五世致敬，墨西哥城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为他举办了一场葬礼并修建了衣冠冢，让神祇、英雄和统治者以奇特的方式聚集到一起，当中包括朱庇特、阿波罗和阿兹特克战神慧兹罗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后来突变为魔鬼“维齐利普齐利”（Vitzliputzli）〕、恺撒和科尔特斯、亚历山大六世、“天主教徒”费尔南多二世、蒙特祖玛和阿塔瓦尔帕。而与蛇妖许德拉搏斗的赫拉克勒斯要表现的应该是与路德宗异端战斗的皇帝伟像。

如果想寻找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合文艺复兴”，要到“银路”（Silberstra?e）上的伊斯米基尔潘附近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看一看，这里有一幅16世纪最后20多年中绘制的湿壁画。创作这幅画的是土著画家，即“在石头或木头上工作的人”（tlacuilos），这一概念最初意味着石壁画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图像语言也已经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模式的影响，而这些艺术家并未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受过古典教育的僧侣可能给他们提供了这些主题。一匹极富异域风情的半人马也混入这一战争场面（附图27）。珀尔修斯的出现意味着僧侣们已经读过奥维德的《变形记》。

这位古代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大西洋彼岸续写它的成功。1577年，美洲第一版《变形记》在墨西哥城出现。1536年，方济各会修士在特拉特洛尔科[50]创立“圣克鲁斯学院”，经历短暂的繁荣后它就被废弃，但这个学院拥有一个藏有诸多拉丁文经典的图书馆。该世纪中叶成立的墨西哥城大学，在土著贵族子嗣的教育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们对教育的渴望很快就让西班牙人疑窦丛生。有人警告说“阅读和写作与魔鬼一样危险”。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熟练掌握拉丁语的“印第安人”，他们与西塞罗一样谈吐优雅。伊索的寓言被翻译成当地的纳瓦特尔语，同时把狐狸翻译为土狼、寒鸦翻译为鹦鹉。维吉尔甚至被传播到南美洲的世界尽头，毕竟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激发了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创作《阿劳卡纳》的灵感。这部史诗为马普切人的勇气竖立了纪念碑。在他笔下，当马普切人的首领考波利坎（）以无与伦比的勇气接受刺刑慷慨殉难时，他身上混合了高贵的野蛮人和圣人的气质。与之相反，阿隆索把他的西班牙同胞描绘成残酷野蛮的形象。

欧洲人拼命想为他们的罪行寻找理由，因此刻画了许多扭曲失真的形象，而欧洲人的游记则充当了背景。例如，德国人汉斯·施塔登（HansStaden，约1525—1576）曾为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担任雇佣兵，他笔下的“历史”充斥着“野蛮的、**裸的、凶猛的食人魔”。书中还提到会飞的鱼和海面上会放电的火球，用羽毛做饰品、睡在吊**的印第安人，以及印第安人的仪式、食物和住所。游记的**是作者描写自己被图皮南巴人[51]俘虏的经历。读者跟随作者的目光，惊恐不已地见证了食人仪式的全过程（插图55）。

许多作家都编造陈词滥调来描写这群没有受到文明教化的异教徒，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是瓦隆人特奥多雷·德·布里（TheodordeBry，1528—1598）。他编纂了一套游记全集——施塔登的报告也收录在内——其中一卷的扉页以一座“古代样式”的建筑为背景，前面站着一对**的土著夫妇，他们正在享用人类的手臂和大腿，旁边的几个男人正在对偶像祈祷。基督徒难道没有义务，把这些可能与自己的女儿甚至母亲**的野兽征服在脚下并让他们皈依真正的信仰吗？许多人都提出相应的论点，其中包括西班牙神学家胡安·吉恩斯·德·塞皮尔韦达（JuanGinésdeSepulvéda，1490—1573）。他援引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把“印第安人”置于西班牙征服者的“自然秩序”中，以此把侵略者的不人道行为合法化。

然而，并不乏批评之声。早在1511年，多明我会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esinos）就在一次基督降临节的布道中向他的同胞讲述了利未支派的故事，试图警醒这些人，“由于你们对无辜的人施以酷刑和暴政，你们所有人都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反对强加给印第安人的强迫劳动，尤其是在没有足够的食物和医疗物资的情况下。“为了每天掠夺黄金，你们在杀人！”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甚至提出法学依据，他强调“印第安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教皇绝对不是教皇国境外的天主教徒或异教徒的统治者。因此，用战争来降伏“野蛮人”并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没有法律依据。

维多利亚的多明我会兄弟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LasCasas，1484—1566）曾经发表过的一次煽动性讲话最为著名。这篇“非常短小的报告是关于惨遭**的西印度群岛国家”，描写了征服者各式各样的暴行。相对于善良聪明的土著居民，西班牙人成了真正的野蛮人，他们谋杀土著，把土著集体毁灭。1542年终于颁布了为“印第安人”制定的保护法，这部法律的出现离不开拉斯·卡萨斯的巨大贡献。查理五世的《新法》（LeyesNuevas）禁止推行新的监护征赋制度，现有的监护征赋区域在其所有者去世后归国家管理。这部法律还禁止将赋税转变为劳务，以结束对土著居民的奴役。然而，种植园主群起反抗，甚至谋划起义，这部法规不得不迅速失效。但拉斯·卡萨斯从未厌倦为人权而战，直到其生命结束。不过，他认为“印第安人”是无辜的、孩童般的存在，这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西班牙人残酷对待土著，但阿兹特克人对待被俘的西班牙人也没好到哪儿去。

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deSahagún，14991500—1590）的著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去接触“印第安人”的生活世界，他在墨西哥生活了将近60年。他从人种学的角度看待阿兹特克人，也没有把他们理想化。他所著的《新西班牙诸物志》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宏大的日趋衰亡的文化的全景。萨阿贡的书保留了一项流传下来的传统——编年史书写，它能够回溯阿兹特克失落已久的历史。历史的书写者和画家可能都参与过编纂，“手握好奇之笔”，用生动和层次繁多的色彩描述那些勇敢的“骑士和老爷”如何生活、有过什么丰功伟绩，这样他们的名望与日同辉、远播四方。萨阿贡辩称，基督教化使阿兹特克人的境遇变得更糟。人们夺走了他们的神祇和风俗，社会的整个伦理框架已经失衡。塞皮尔韦达认为“印第安人”不如欧洲人，萨阿贡对此并不赞同：“不管怎么说，肯定的一点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后人，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

萨阿贡并不否认他的文化背景。他将阿兹特克神祇与古典神话中的众神等同起来，七蛇神（ecoatl）就相当于农业与丰收女神克瑞斯，洁净女神（Tlatzolteotl）如同维纳斯。同样——就像穆斯林认可耶稣先知的地位——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莫托里尼亚（ToribiodeBeolinía，1482—1568）创造出“墨西哥的十二使徒”。他从蛇神和神话中的统治者羽蛇神身上演化出可敬的苦行僧和自然法则的布道者——和其他神祇一样，古老的骗子撒旦也溜进了印第安人的众神之列。萨阿贡也为人牲准备好了理由：“印第安人”认为神祇都是真实的，他们用人牲献祭，就是为神祇奉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宝贵的东西。对土著来说，新颖的和难以理解的圣经故事都通过本土化的方式被他们接纳。这样，《最后的晚餐》中的羔羊，在18世纪的绘画中——例如在库斯科大教堂——变成土著熟悉的动物，即一只鼠海豚。

拉斯·卡萨斯、萨阿贡及其同盟者提出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些为西班牙的敌人提供了弹药。这些“黑暗传说”描述了阴险的天主教力量，它焚烧异教徒，把“印第安人”赶尽杀绝。欧洲用这些故事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思潮，这是欧洲第一次出现超越国界的反帝国的意识形态。同时，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陈词滥调也开始萌发，在未来造成了巨大影响：无耻的**变成无辜，荒野变成天堂，“野蛮”的生存变成与自然和宇宙和谐相处的生活。欧洲探险家的“第二次人类发现”——在加那利群岛他们遇到了14世纪的石器时代——又带来了第三次。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Abulafia）把这些发现与布克哈特所描述的对自我的认知归为一类。这样就出现了奇怪的颠覆。除经典文本外，加那利群岛原始居民的生活情况也影响了人们看待新世界土著的目光；另一方面，他们的皈依过程非常平和，显然是上帝预先确定并通过奇迹促发，这与美洲暴力的基督教化过程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