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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彼岸（第2页）

“黑暗传说”绝不只是一个糟糕的童话故事。西班牙人确实奴役和谋杀土著，他们摧毁土著的崇拜场所，烧毁他们高度尊崇的古代著作，磨灭他们的记忆。尤卡坦半岛上出现的《先知巴兰之书》搜集了16—19世纪的玛雅文本，记载了遇见西班牙人所带来的时代断裂。“真正的上帝，真正的迪奥斯（Dios）[52]，意味着我们的苦难开始。这是税收的开始，教会赋税的开始，不和谐的开始。”书中如是说。以前没有疾病，没有骨骼疼痛，没有高烧，没有天花，没有灼烧的胸部，也没有头痛。是东方来的强大的男人“把第一种疾病带到我们国家，带到我们的土地，玛雅”。这本书的作者相信，他们自己的神祇都陷入沉默，也不会再承诺未来。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玛雅人称尤卡坦是“火鸡和雄鹿”的美丽领土，现在已不复存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说这里是“忧郁的热带”，忧郁的历史就始于哥伦布踏上圣萨尔瓦多岛的那一刻。

如果在陌生文化中度过数十年，绝对不能不受其影响，人们会开始理解。即使是钢铁般的科尔特斯，在看到特诺奇提特兰城时也满怀钦佩，虽然可能更多的是胜利的骄傲之情，而不是彼特拉克面对罗马废墟时的惆怅之感。他的同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DíazdelCastillo）在看到阿兹特克人的偶像崇拜时觉得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其中一些美丽的画作让他联想到贝鲁格特和米开朗琪罗。就连想消除一切异端事物的杜兰在听到阿兹特克人的赞歌时也深受感动。“我想在我的这个故事里说说他们的荣耀，”他写道，“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留在备受祝福的记忆中，因为他们会被上帝和人类喜爱，之后会和荣耀的圣徒一般，而且这是他们理应得到的真实的怀想。”特诺奇提特兰城的美丽甚至让丢勒着迷。在设计理想城市时，他借鉴了刻画阿兹特克大都市的木版画，随着埃尔南·科尔特斯呈送查理五世的信集结成册，信中所附的图画也随之出版并传播开来。

很少有土著居民在历史上留下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听到的声音。瓜曼·波马·德·阿亚拉（GuamanPomadeAyala）写下了一部编年史，内中包含近400张图画。这本书虽然谴责西班牙人的进攻和强占，但同时试图用基督教的历史形象美化印加人的命运。他将这些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回溯到诺亚，并以基督的名义宣布第五世界纪元的开始——“君主尤利乌斯·恺撒”是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和“图留斯”（即西塞罗）展开哲思，而在安第斯山脉中君主辛奇·罗卡（SinchiRoca）统治印加。那时，据说是使徒圣巴塞洛缪就向安第斯的居民传播了关于基督的消息，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其他人觉得应该归功于游历甚广的圣多默）。对阿亚拉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标志着当时的最后一个时代的到来。一张插图上画着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来自查理五世的徽章上的图案，柱子高高耸立于波托西的山上：背负柱子的是印加统治者和“辖区”（suyu）的国王，他们统治着王国的几个行政区（插图57）。查理以支持他们的皇帝的形象出现，而不是征服者。

插图57：瓜曼·波马·德·阿亚拉，《富饶的帝国之城波托西》，选自：《第一本新编年史与善政》，1600—1615年，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

其他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模式，例如白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费尔南多·德·阿尔瓦·科尔特斯·伊斯特利尔索奇特尔（FernandodeAlvaCortésIxtlilxóchitl）1625年出版的《奇奇梅克民族史》[53]。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delaVega，1539—1616）书写了印加帝国和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历史，被视为“印第安文艺复兴”的代表：他把印加帝国塑造成南美帝国，库斯科相当于“另一个罗马”（otraRoma）。人们可以把罗马帝国看作与印加并立的古老帝国，随着它的衰亡，印加帝国也要分担奥古斯都的帝国所承担的功能：为基督准备统治的土地，现在在新世界也一样。救赎史的逻辑发展迫使印加帝国的文化遭到破坏，这对作者而言是一场悲剧。

加尔西拉索几经改名最终决定叫自己“印加”（Inca），他身份繁多。加尔西拉索出生在库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个征服者，他的舅舅是印加统治者，在父亲去世后，他凭借遗产在安达卢西亚扎根定居。他翻译了莱昂·赫布里阿（LeoneEbreo，14601465—1535）的著作《爱的对话》作为其文学处女作。莱昂·赫布里阿是塞法迪犹太人，他对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很感兴趣，曾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长期居住，而他的译者是一个受洗的拉丁美洲裔混血儿，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全球化开启之后的第一个真正的继承者。

西班牙挺进东亚

西班牙试图包抄世界的野心并不局限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北方的零星进攻已经越过了佛罗里达。一次远征甚至到达埃尔帕索地区，那里的传教据点很晚才建成。埃尔南多·德·索托（Hero）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前往今天的孟菲斯地区并抵达密西西比河。1542年他在这里去世，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另一支探险队从加利福尼亚湾出发，在同一时期到达了埃斯塔卡多平原。人们在这里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黄金七城之一的希波拉，虽然土著居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也没有发现贵金属，探险家的热情熄灭大半。直到世纪之交，探险活动才再次推进到得克萨斯。胡安·德·阿纳特（Juae）是征服者阶层中一个特别残暴的晚期代表人物，1598年，他为国王占领了格兰德河周围地区。因为阿纳特对定居河畔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进行了野蛮的屠杀，西班牙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憎恨。10年后，圣达菲建城。但“新墨西哥”仍然是一个长期被争夺的边远省份，有时候甚至被放弃。

这些初步探险的结果令人失望，所以马德里对于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几乎丧失了兴趣。1542—1543年，一支部队越过了今天的旧金山地区，他们的目的也是寻找黄金城镇希波拉，以及一条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北部通道，即传说中的“亚泥俺海峡”[54]。这次旅程仍然没有结果。等到把一路上的基地和传教据点串联起来，并在后来发展成为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主要城市——从圣地亚哥和洛杉矶到旧金山——还要很久的时间。尽管如此，人们不仅把目光投向北方，也远眺西方：向太平洋出发，自巴尔沃亚开辟航道以来西班牙王室一直把太平洋看作自己的属地。科尔特斯就曾经请求查理五世下旨，允许他组织探险队从墨西哥前往香料群岛，以打破葡萄牙在那里的贸易垄断。由于损失太大，该计划从未成功，在当地甚至还与葡萄牙的岛屿主人发生冲突。查理五世最终决定，把马鲁古群岛拱手让给竞争对手。1529年签署的《萨拉戈萨条约》是对《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补充。现在边界线略向西方推进，亚洲分界线也进入双方的商讨范围。除巴西外，西班牙保留对美洲的管辖；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被视为葡萄牙王室的势力范围。若昂三世（JohnⅢ，1521—1557年在位）为此向皇帝支付了35万杜卡特金币。皇帝的这一决定让他损失惨重，这些钱甚至还弥补不了一半损失，但足够维持几个月的战争。在哈布斯堡想象的世界地图中，当时意大利的堡垒地位可能比半个亚洲都重要。另外，当时的人手也不够，那时的一位王室官员估计，新世界里的西班牙家庭总共不会超过2。5万个。

然而，越来越多的探险队起航。1565年，一支舰队从墨西哥出发，成功到达菲律宾——在早先的旅行中，这个群岛就被冠以查理儿子的名字“腓力”，他也是未来的国王。西班牙人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蹒跚而行，时刻提防着土著居民和中国海盗，还要建造桥头堡。1571年，他们征服了苏丹统治下一处富饶的定居点，该地的本名被他们弄巧成拙称为“马尼拉”。这个中国、暹罗、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商品集散地，成为新殖民地的中心。传教士成功地让许多土著居民跪拜十字架，这主要是因为，受洗的人希望借新来的信仰兄弟之手与国内的竞争对手抗衡。但西班牙在这里的建国过程远比美洲平和。

欧洲人获胜不仅归功于他们的步枪和对手的分裂，还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坚定的国家。“描笼涯”（Barangay）是一个由几百个家庭组成的集体，在苏丹的统治下组成松散的联盟。棉兰老岛、苏禄群岛和巴拉望岛的苏丹国抵制了征服者的企图。与葡萄牙人不同，西班牙人并没有在海边建造防御基地，而是建立一个领土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一框架中传教士建立了1000多个定居点。马尼拉成为一位仍然担任墨西哥总督职位的官员的官邸所在地。自1579年以来，它也是主教管区所在地。随着伊比利亚王冠的统一，这个城市渐渐与葡萄牙人的商业网络相连，已经延伸到日本。

“南方野蛮人”在长崎找到贸易联络点。通往中国的门户是位于珠江口的澳门港，它于1557年被转交葡萄牙人。在一段自给自足时期之后，永乐年间中国海上实力大大提升，北京对外贸易的态度逐步开放，伊比利亚人也受益于此。当然，内陆地区仍然封锁，对他们来说征服中国是个荒谬的想法。欧洲人心知肚明，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遥远的事物听起来往往比实际更庞大，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daCruz，1520—1570）写道，但这次情况相反：“中国比听上去更加庞大。”奥古斯丁会修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GonzálesdeMendoza）的报告于1587年出版，很快就被译成多种语言，书中描写了一个富有又干净的国家，宫殿里的宝石闪闪发光，军队庞大威武。门多萨对中国的礼节和餐桌礼仪也有提及，并认为这是最高文明的场景。他看到人们使用彩绘瓷器做餐具，筷子上也镶银镀金，还有音乐助兴。

传教士试图将基督教带到东亚。后来被封圣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是依纳爵的同伴，他在印度和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和日本传教。然而，葡萄牙人的努力和他们的战争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受威胁的当地人在先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美洲的神祇架构可能被基督教的上帝击败，上帝在日本也能找到追随者，但安拉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战胜。

在1565年登陆菲律宾后，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立即派遣他的领航员奥古斯丁派修士安德烈斯·德·乌达内塔（Aas）起航，他的任务是探索便利的回程路线。乌达内塔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善用季风和日本暖流。三个月后，他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一处地方，这里是后来洛杉矶的所在地，然后继续航行到阿卡普尔科。这样，他发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直到今天重要性仍不减。之后在马尼拉和墨西哥之间有了定期航运。每年，一艘载重量高达1000吨的船舶，将西班牙的新世界与整个新世界联系起来。美洲的白银通过马尼拉和澳门涌入亚洲。欧洲人则得到了丝绸、瓷器和茶叶。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出发，甚至将欧洲的建筑形式也带到菲律宾。

在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伊比利亚人起初几乎完全不受其他欧洲大国的干扰。后来首先出现的是尼德兰人，他们经过非洲航线前往东亚，英国人紧随其后。在那之前，英国人曾经试图在西班牙巨人的势力范围之外寻找黄金，打通贸易关系并建立殖民地。他们前往北美洲的海岸，寻找便利的港口和麦哲伦航线的替代品。英格兰王室对这些活动的监管不像西班牙人那么严格，私人资本在其中占据很高份额。同一个伦敦商人联盟既推动了对东北通道的搜寻，也为几内亚的贸易航行提供资金。此外，俄罗斯帝国现在也插手全球贸易关系。

海岬的魔力

1553—1554年的冬天，俄罗斯沙皇的宫廷迎来一位出人意料的访客——英国船长理查德·钱塞勒（Ricellor）——和一些随行人员。沙皇满怀敬意地接见他们，并慷慨赏赐。一支小型舰队沿着挪威海岸航行，绕过北角并到达白海，而他们的船是唯一幸存的一艘。钱塞勒不假思索，从那里直接前往莫斯科，途经1000多千米。这次探险的直接成果是英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莫斯科公司”，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几大王国用单桅高舷帆船把持波罗的海，而英国现在直接与俄罗斯做起了生意。沙皇伊凡授予伦敦商人特权，通过这种方式驱赶汉萨同盟的商人。

钱塞勒开始这场寒冷之旅的最初目的是寻找东北通道，即沿大陆海岸到达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尽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还是一无所获。阿尔汉格尔斯克市位于德维纳河口，自1584年以来只有一座修道院和一座堡垒，多亏了与英国人的贸易以及很快到来的荷兰人，这个城市才有了起色。皮草、蜂蜜、鱼油、钾肥和类似物品被运往西方。作为回报，俄罗斯人获得了武器、布料、糖和香料。

葡萄牙人抗议他们的势力范围缩小，而伊丽莎白女王对此不以为意。毕竟，《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没有明确表明它也适用于加那利群岛以西和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那里的冲突不应该在欧洲带来后果。它是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海上战争的许可证。弗朗西斯·德雷克曾经用一句强势的措辞总结这一原则：“越过线后就没有和平。”

寻找北方通道不仅是希望开辟更短的太平洋航线，而且还是为了避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一开始人们把目光投向东北方，现在也试图在西北方找到通道。第三种可能性是遥远的南方。托勒密就曾勾勒出对“南部大陆”的想象；在地理学家奥特柳斯（Ortelius）的世界地图上，今天智利领土的南边还有一大片土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下方。詹姆斯·库克（JamesCook）的探险之旅才让人们知道，那里主要是海，零星散布着一些岛屿，但还有广袤的澳大利亚，它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让人联想到幽灵般的“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australis）。早在16世纪，欧洲航海家们就已经望见第五大洲的海岸。

英格兰人向北航行，与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Caboto）和布列塔尼人雅克·卡蒂埃（JacquesCartier）并驾齐驱，卡蒂埃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旗帜下探索了圣劳伦斯河的大片地区。钱塞勒前往北冰洋的探险打通了通往东北的航道。越来越多的人深入这个迷宫，围绕极地冰封的岛屿打转。想寻找文艺复兴气质的人，在这里肯定能找到：功成名就的人和一败涂地的人、碰运气的人和海盗、聪明的导航员和鲁莽的赌徒。比如训练有素的海盗马丁·弗罗比舍（MartinFrobisher），他在1576—1578年多次登陆加拿大东北部，但只找到黄铁矿，于是就把一家因纽特人绑架到英格兰，后来还参加了无敌大型舰队的战斗。其他先驱者还包括约翰·戴维斯（JohnDavis），他勘探了格陵兰岛西北部，还有威廉·巴伦支（WillemBarents）和亨利·哈德逊（HenryHudson），他们跟随钱塞勒的脚步一直航行到新地岛。1596年北极经历了一个食物匮乏的凛冬，巴伦支在那里丧命，哈德逊则长眠于詹姆斯湾的冰面之下。

许多以航海家的名字命名的地点一直流传到今天：巴伦支海、弗罗比舍湾、戴维斯海峡、哈德逊河、巴芬湾。有些人记录下自己的经验或出版地理著作，激发人们踏上新的征程。例如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Gilbert，约1537—1583）爵士发表的关于新的“契丹航道”的猜想让弗罗比舍大受鼓舞。吉尔伯特本人曾是爱尔兰的总督，因为大肆屠杀叛乱分子而臭名昭著。1583年，他到达了纽芬兰并让此地成为英格兰的臣属。在返程中，船只途经塞布尔岛[55]附近海域倾翻，吉尔伯特葬身鱼腹。他是个加尔文教徒，对神谕天命深信不疑。吉尔伯特乘坐的是一艘名为“小松鼠”的三桅快速战舰。面对狂风暴雨他岿然不动，站在后甲板上镇定地读书，还一遍遍地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我们在海上就如同在陆地上一样接近天堂！”午夜时分，附近一艘帆船上的目击者眼见这艘战舰消失了踪影。可怜的“小松鼠”被大西洋吞没，连同它的主人也不能幸免。

1600年前后，人们尚不能预知，将来英格兰的移民几乎成为整个北美的主人。在这里，他们不会遇到南美洲那样组织严密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定居在詹姆斯河和约克河周围的波瓦坦人，他们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英格兰最大的挑战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移民的缺乏。1585年，他们在北卡罗来纳海岸边的罗阿诺克岛上开始尝试建立殖民地——为了向“童贞”（virgin）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致敬，这里被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一开始却以失败告终。四年后，100多个殖民者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的下落到今天仍是一个谜团。1607年成立的詹姆斯敦也经历了艰难的开端才逐渐稳固。

跨洋冒险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编年史家的身影。法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是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de，约1570—1635），他详细记述了今天加拿大地区的情况。书中内容丰富，比如安德烈斯·德·乌达内塔如何穿过麦哲伦海峡到达香料群岛，也收录了真实的信件，比如船长亚瑟·巴洛（ArthurBarlow）曾经给他的资助人同时是伊丽莎白一世亲信的沃尔特·雷利（WalterRalegh，15521554—1618）爵士写过一封语气冷静的长信，向他报告罗阿诺克的首次探险经历。1550年，威尼斯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BattistaRamusio，1485—1557）开始出版关于非洲和亚洲旅行的笔记，让许多人深受启发，其中就包括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Hakluyt，约1552—1616），他出版了12卷的汇编，收录了“英国民族最重要的航海、旅行和发现”，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为作家提供灵感的不光是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经历，还有故国的大事件，它们令作家文思泉涌、不能罢笔。文艺复兴晚期的史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不仅是因为大事件频发——其实，事件一直在发生。更主要的原因是印刷术让人们可以更容易读到无数古代作家的著作，他们自身的作品质量也有所提高，各国民族意识觉醒也让竞争变得激烈。哈克卢特不仅是为英国书写，更是为了对抗西班牙。

伊丽莎白时代的塔西佗是古董商人威廉·卡姆登（William，1551—1623）。他接受了伯利勋爵下达的任务，为“处女女王”和苏格兰国王詹姆斯立传。他的编年史罗列出年复一年的大事件，详细记录了女王和国王如何抵御天主教的进攻。在此之前，威廉还写了一本《不列颠尼亚》（Britannia）献给伯利勋爵，梳理古英格兰的历史，弗拉维奥·比翁多和其他一些意大利学者用这个拉丁语词指代北方群岛。这本书涉及地理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详细讲解了英国。

大部分的史书还是会寻求上帝指示并模仿前人著作，只有少数例外。西班牙征服者中的编年史家试图把前所未闻的土著居民纳入古老的救赎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都坚持自己的真理。这样就出现一种观点，认为新大洲的利润是上帝要补偿路德叛乱造成的损失。与之相应，颇具争议的神学家马蒂亚斯·弗拉齐乌斯·伊利里库斯（MatthiasFlaciusIllyricus，1520—1575）带领几位路德宗学者编写了教会史书《马格德堡世纪史》，打算以使徒的纯洁为开端一直写到教会的沉沦，但可惜只写到1298年就搁笔了；路德本来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位英雄。

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分别发展出务实的历史书写方式，努力追本溯源。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约翰内斯·施莱登（JohannesSleidan，1506—1556）关于宗教改革的政治史，委托人来自施马尔卡尔登。施莱登认为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在查理五世治下达到鼎盛，同时路德让宗教更加完善。作者自己很清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会喜欢这本书。法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近臣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gustedeThou，1533—1617）为了书写法国宗教战争的历史，仔细核查了每个事件。这本书为合法性、宽容以及对国家对外扩张的诉求辩护——德·图认为这些因素相互依存。罗马把这本书列入禁书目录，以此“表彰”这项工作。在天主教一方，作为对《马格德堡世纪史》的回应，枢机主教切萨雷·巴罗尼奥（CesareBaronio，1538—1607）于1588年发表了《教会年鉴》，这本史书涵盖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其中不乏一些批评性的记载。另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是巴勃罗·萨尔皮（PaoloSarpi，1552—1623），他是一位践行禁欲主义的圣母忠仆会修士，但受过良好的教育。特伦托宗教会议本是受上帝感召的教会长老聚集在一起议事，在他笔下成为接地气的外交官集会。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像萨尔皮一样生长在威尼斯，对罗马的一切都有与生俱来的厌恶。

《马格德堡世纪史》记述了几百年间的事，在这种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划分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世俗化时期。这一纪年方式也流传开去。1583年，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尔制定了新的年代计算法，主要是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而不是把《圣经》的框架作为出发点。这位斯卡利杰尔也参与了对以往胡拼乱凑的史书的销毁，比如15世纪末的多明我会修士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vonViterbo）就这样瞎胡闹，他想证明意大利的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比希腊更先进。安尼乌斯的论证根本站不住脚，他的依据是，神话中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雅努斯就是人类的祖先诺亚。

许多作者的目的一直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引到正确的路上。例如，威尼斯的国家历史学家保罗·帕鲁塔（PaoloParuta，1540—1598）在他的《威尼斯史》中把共和国描述成帝国制的罗马的反面：这个集体中有贵族阶层，内部保持平衡，对外也采取和平政策。人们经常从起源神话和建国传说中推演出“再创辉煌”的想法。巴塔维亚人让尼德兰人获得灵感，“日耳曼人”被德国人挪用，波兰人重拾萨尔马提亚的概念，而所有人都想从罗马人身上追本溯源。

历史学应该让读者通过例子理解历史，让他们接触人类经验，了解那些负有盛名的事件；其目标可能是要让当下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或者传播古老的法律。16世纪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认为写书只是为了读者消遣。但彼特拉克和马基雅维利曾说，史书至少能让读者在闲暇的幸福时光中暂时忘却当下的悲惨。来自科莫的保罗·吉维奥（PaoloGiovio，1483—1553）属于当时意大利第一批书写历史的作者。他的史书中有大胆的评判，而且文风活泼，能达到消遣目的。锦缎在他的笔下微微闪光，他描写威尼斯的婚礼庆典，讲述古代和当代的罗马人都吃什么鱼酱，就连维多利亚·科隆纳的胸脯也让他颇费笔墨，他形容维多利亚的酥胸“比白银更加光泽洁白”，是“一对沉睡的斑鸠”。这种风格很少是出于个人观察或者接触——吉维奥把触碰权留给维多利亚的丈夫——只是一种起源于薄伽丘的文学传统。

除了古老的传统，中世纪现在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史书中，并且与重新繁荣的世界史流派联系在一起，从创世记开始讲起。人们发掘出数量惊人的素材，为各种历史都奠定了基础。从1560年起，艾蒂安·帕斯基（étiennePasquier）陆续出版了大量有关法国中世纪历史的书籍，这些资料带来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对中世纪史有着不寻常的感情，这一点从画家约翰·怀特（JohnWhite，约1540—1593）身上就可以看出。他定居在沃尔特·雷利爵士所谓的“失落的殖民地”，绘制过“印第安人”的水彩画（插图58），并以此为依据重构史前皮克特人和英国人的长相。他笔下的塞考坦“印第安人”借用了非常现代的文艺复兴造型，即乔瓦尼·达·博洛尼亚（GiovannidaBologna）在五年前创作的墨丘利雕像（插图59）。

插图59：乔瓦尼·达·博洛尼亚，《墨丘利》，1580年，佛罗伦萨，巴尔杰洛博物馆

像医学和数学一样，史学也渴望被视为科学。墨兰顿想让历史成为大学学科，他援引西塞罗，说如果没有历史，人类永远只是孩子。卡姆登在牛津大学成功拿到第一个历史学教席，这个教席今天仍然存在。西塞罗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方法——历史是时代的见证，是生活的老师和真理之光——此外，塔西佗的理论和天主教界推崇的李维理论也一直在博弈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与传统编年史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新的史学不是简单地记录事实，一切历史书写还要具备修辞素养。但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因为本想成为科学的东西仍然与诗歌保持联系。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诗歌既为史学提供灵感又危及它的客观性，这种亲密曾是（且现在仍是）历史学经常想追寻的，这一点众所周知。人文主义者玛菲奥·维吉奥（MaffeoVegio）是列奥纳多·布鲁尼的学生，他明确了两者间的差异。诗人的灵感来源于“上帝之怒”，而历史学家毁灭“低级的奴隶生意”。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罗博泰洛（FrancescoRobortello）在1548年就指定了历史学家的任务，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讲述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

16世纪终于为历史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弗朗索瓦·博杜安（Fran?oisBaudoin，1520—1573）建议历史学家沿用法学家的方法——考虑证人证词的可靠性、追查动机、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让·博丹在1566年的《简单了解历史的方法》中强调了“人文历史”、“神圣历史”和“自然历史”的区别。博丹认为历史事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政治秩序，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君主制，体现了神圣的统一。博丹也希望人们在讲述、阐释“人文历史”时把它看作“**”的历史，保持距离感并且不加任何修辞。与博杜安一样，他知道要考虑地理和气候对事件的重要影响，并将历史与法理学结合起来。同时，他明白历史阐明的都只是可能而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