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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可能性的拓展 10001400年（第1页）

第二章可能性的拓展：1000—1400年

转折时期

9。世界的中心：印度、日本、中国

插图9：《金刚经》，卷轴的卷首和文字，公元868年，伦敦，大英图书馆

亚洲的地中海和它的邻国

在公元1000年初，就经济和政治意义而言，坐拥地中海的拉丁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的中心，就其文化、技术和科学而言更非如此。在当时的一位居住在印度的阿拉伯人眼中，整个欧洲只有“罗姆”（Rum）[48]的皇帝——拜占庭的巴塞勒斯——才算得上世界四大统治者之一。他列出的另外三位是哈里发、中国的皇帝和与他家乡邻近的拉什特拉库塔（Rashtakrutas）国王。对于那些宣称自己是宇宙的统治者并似乎深以为然的撒克逊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西方人”，这位阿拉伯人甚至都不曾听说过。与其他强国相比，拉丁欧洲并没有什么优势。就连我们此前一直流连忘返的拜占庭——尽管从拉丁欧洲的角度看来它是那么强大，那么金光闪闪——都得靠边站。真正的中心是一个从东非、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一直延伸到日本的经济区域，其中包括中亚、印度和中国。

伊斯兰教及其城市的兴起刺激了遥远的西方对奢侈品的追求。东方的奇观包括成捆的丝绸、镶嵌珍珠的棺材、玉器和如同彩虹般闪耀着各种颜色的珠宝——它们就像是带着神奇魔力的从天而降的雨滴。还有细腻而散发芬芳的丝绸面料欧根纱（anza），其名字来自土库曼大城市乌尔根奇（Urgentsch）。同时还有肥皂、檀香木和装满麻袋的辣椒，以及盛满波斯玫瑰水的精美彩瓷和器皿。玫瑰水的气味是如此浓郁，以至渗透到了小瓶的蜡塞中。黄金、乳香、贵族马匹、非洲象牙、纺织品和金属制品正在被运往欧洲，而那时的欧洲却只能提供有限的商品可与亚洲和非洲的精美商品相媲美。许多人涌入印度洋和中国的海洋沿岸做生意，彼此交流和学习。阿拉伯人最早于公元4世纪就到达了中国，并于千年之交后在马鲁古群岛[49]进行贸易活动。接踵而至的还有印度人、中国人以及中南半岛的岛民。在苏门答腊岛东海岸和中国广州之间往来的波斯商人也屡见不鲜。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也加入进来，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其标志是阿拉伯人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的拉丁帆，这种船能有效地利用风力，增强了逆风行进的能力，自古便家喻户晓。

商业、财富和权力为庞大的宗教建筑奠定了基础。公元8—9世纪，人们在爪哇岛上建造了婆罗浮屠塔，它是一座大乘佛教的纪念碑，使用了约5。6万立方米的石头，其台阶一层又一层直通天际。不远处则是属于印度教众神的普兰巴南神庙。这里以及其他的宇宙中心主导着周边地区较小的统治政权。在缅甸的蒲甘，人们建造了成千上万的宝塔和庙宇，其数量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城市的人口数量还多。和欧洲一样，该地区的统治政权也发展成了国家。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Vian）将这类国家定义为“宪章国家”：围绕一个中心发展出诸多共同体，它们慢慢发展出自己的身份、文化、政治和行政模式，甚至宪法。

印度，这片“第伦桃的土地”，让欧洲人联想到的是宝石、神话人物及梦幻般的宫殿。没有人比印度人更擅长锻造刀剑；在遥远的巴格达都流传着印度的诗歌和音乐；印度的棉织物更是征服了亚洲市场。古代的印度无疑是宇宙的中心。时至今日，“圣地”的宗教信仰依然受到诸神和婆罗门的话语（梵文所撰写的吠陀经文）的启发。从印度的视角看世界，西方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而东方则都是些蛮人。

佛陀从印度途经斯里兰卡抵达了中国和日本，并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入了中亚的广大地区。自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科学和宗教的中心位于今天的比哈尔邦那烂陀的“僧寺大学”（Klosteru），该大学得到了佛教和印度教各个朝代的大力支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除了宗教内容外，课程还包括医学、文学和哲学。一位中国朝圣者对这个梦想之地做了如下描述：“寺院被天蓝色的池塘围绕，盛放的蓝莲花花萼更是锦上添花。”“在庙宇中，美丽的迦哩尼迦罗花挂着金黄色的花朵，外面的杧果小树林用厚重的树影保护着居民……”这份荣耀一直持续到12世纪末，一支突厥军队将这奇迹般景象摧毁至瓦砾与灰烬。

如同花朵吸引蜜蜂一样，印度的财富及其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征服者。先是波斯人，然后是希腊人和匈人，最后则是英国人。公元6世纪初，随着统治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笈多王朝的没落，各方大国开始为争夺势力而相互混战。他们抵御阿拉伯人，阻止了印度的早期伊斯兰化。公元1000年前后，朱罗成为印度南部的主要势力。他们将目光投向海洋，这是印度历史上不寻常的举动：他们的船队攻打三佛齐，后者是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其中心位于苏门答腊。11世纪末，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在印度的继承者被伊朗的古尔人击败，后者的统治范围一度从德里扩展到孟加拉。然而，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就被自己的军事奴隶剥夺了政权。这就是德里苏丹国的开端。

在动**的时代，商人自己招募雇佣兵来保护自己的商道。其中较突出的有阿亚沃莱的“千条路线中的五百商人”——他们活跃于与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长途贸易。在雇佣军对其贸易路线保护下，他们做了不少当时国家都做不到的事情。苏门答腊岛上的一块石碑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他们是天生的流浪者，穿行于各国，挺进六大洲，骑着一流的大象和膘壮的骏马，戴着硕大的蓝宝石、月光石、珍珠、红宝石、钻石；他们的光是那地平线，浩瀚的大海是他们的护城河，九大行星串成他们的腰带，日月皆为他们的助手，还有那三十三个神，则成为他们的观众。”

火山作为天然屏障，一方面隔开了印度与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隔开了印度与中国的生活方式，它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一起连成壁垒，将印度洋分为东、西两半。季风的方向似乎不仅仅限定了贸易路线和饮食习惯——西部和北部是谷物，东亚则是大米——还承载着先知的话语，或将之吹散。穆罕默德的声名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传到了印度海岸；几个世纪后，它传到了婆罗洲和菲律宾。尽管佛陀在其家乡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印度教的万神殿，它在更遥远的东方却依旧存续，比如在进入中国（以及日本）后不久，它就成为儒家需要面对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对手。

千年之交的欧洲人还不知道何谓“太阳升起的国度”。马可·波罗——其实他从未去过这座被他称为“齐潘戈”（gu）的岛屿——向人们讲述了这座岛屿上的神奇事物：宝石和珍珠堆积成山，唾手可得，黄金覆盖了皇宫的屋顶，地板和墙壁闪耀着光芒。这个位于世界东部边缘的“埃尔多拉多”（ElDorado）[50]，其国家组织的设计参照了中国正统王朝的模式，如果以中央集权程度、语言文字和合理性为衡量标准来看，它和中国差不多，高出拉丁欧洲国家许多。自公元731年以来，朝廷有一个叫作“国家参议会”的咨询机构。除了宗教事务部门之外，还有大臣部门。另还有其他诸多部门隶属于它们。庞大的官僚机构曾一度在首都有1万多名官员，在各省城中则有3000名官员。据说在10世纪时，仅日本中央政府的书役每年就要写3。5亿个字。而此时在欧洲统治者的宫廷里，僧侣们的手不过辛苦地抄满了几张羊皮纸。在墨洛温帝国，即使包括那些残存的断篇，幸存下来的手稿也不超过500份；在统治更加稳固的加洛林帝国，留存下来的仅有7000多份。

早于欧洲人几个世纪，日本就率先用统计数据来记录帝国的税收和服务义务。最早的棋盘式稻田种植规划图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按比例尺做成的地图之一。省城官员保存着记录了所有权归属和个别货物抵押信息的登记簿。发达的公路网覆盖了整个岛屿。在乡下普遍是以农村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大型农场从未占据主要地位。与欧洲一样，日本也区分了自由农民和非自由人。财产权通常受到高度尊重，即使是普通农民，其房屋和生活区域的安宁也不可被侵犯。这样的体系似乎非常有效。到18世纪，种植面积几乎翻了一番。改进的灌溉和其他措施也提高了单产。如此一来，国家能够养活的人口从区区400万增长到了2500万。

与朝鲜半岛的国家一样，日本在与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身份。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的音节中引入了中文字符。拥有近17。5万人口的城市——京都府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中心。对此最美好的记忆当属千年之交后不久出现的小说《源氏物语》，讲述了一位王子的爱情、绯闻和一些短小精练的故事。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之一，可能出自两位宫廷仕女之手。在宽敞的宫殿中，其花园、大厅和庭院无不在不遗余力地展现极具美学韵味、充满仪式感和礼仪的宫廷生活。京都府邸旁边是私人领主的宫殿，这些宫殿是根据其主人财产的规模来建造。欧洲的权势是通过石墙、大理石镶嵌的塔楼和铜绿色圆顶展现出来，而日本则展现出极高的品位：宗教成为艺术，艺术融入宗教。1017—1074年，执政的日本摄政王藤原赖通命人仿照“净土”的形象制作了自己的宝座：由“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统治的光辉天堂。在藤原赖通的宇治公园的中心，是用山水画装饰的名为“平等院凤凰堂”的质朴的木结构建筑。它位于一座人工湖中心的小岛上。在它那火焰状的金色饰物前镀金的莲花上，坐着一尊金光闪闪的木质阿弥陀佛塑像，这是雕塑家定朝[51]的杰作。在这里显示的崇高感非常人性化又平易近人，引人陷入沉思。西方的傲慢终将使佛教的教义及其寻求内心纯净与平和的努力置于基督教信仰之上。

在千年之交的欧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远东的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圣所的宏伟壮丽和精美相媲美。与亚洲范围内的一些统治者的辉煌相比，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虽拥有名声响亮的头衔，却是悲惨的游**者，他们的领土不过是荒原和海洋边缘的地区。而千年之交时，世界的中心在亚洲，亚洲的中心在中国。

中心的中心：中国

1937年，英国剑桥。有时候，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而爱上一个国家。一次邂逅，一个眼神，一次接触——这个人的生活便在不经意间朝着另一个方向展开。科学史在20世纪的一次伟大转折可能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剑桥大学年轻的生物化学学者李约瑟博士爱上了他的学生，来自中国南京的鲁桂珍[52]。接着，他开始对这位年轻女子的遥远故乡感到好奇，并接受了学习中文写作和交流的考验。在重庆这个处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城市，他接受了一份工作。彼时的重庆是长江中上游的一座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着有1000多年历史的罗汉寺就坐落于城市的中心，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它正在沉思佛陀的智慧。

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着李约瑟，以至胚胎和细胞的研究都被他置于身后。作为最早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科学史的欧洲人之一，他颠覆了传统的视角，将中国移至中心。李约瑟发现，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见解，“西方人”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在中世纪时期有如此大的差距，使人不禁意识到一个问题：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是如何超越中国的，以至于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在早就拥有无限优越性的中国呢？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作为同时代的见证者，李约瑟将中国发展的中断描述为“文明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此后的余生，他都在致力于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追溯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发现了这样一种高级文化的形象：早在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时，它就已经迈入了现代，并且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得多。李约瑟于1995年逝世，享年95岁。其学生和同事们仍在继续着他的不朽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当下，在我们似乎即将开启亚洲时代之际，他所提出的那个最大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趣。

中国与印度一样深信，相较于西方和东方的“野蛮人”，自己是优越的，甚至不止如此：中国相信自己就是文明本身。在公元7—12世纪，中国出现了诸多顶尖的艺术成就，创造了伟大的发明。佛陀和孔子、成千上万的寺院、广阔的土地乃至道教神仙，都为人们提供了生活和国家认同的准则。在唐朝（618—907年）的统治时期，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帝国，其影响力覆盖朝鲜半岛和如今的越南地区，甚至触及了波斯的边界。唐代的艺术、绘画和雕塑举世闻名。世界各地博物馆中那优雅的绿色和棕色釉面雕像人物，使人联想到美丽的马匹奔腾起舞时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群星闪耀的诗歌——饮酒诗、咏月诗、爱情诗——它们怀着对自然的共情与对生活的渴望，似乎与我们是那么贴近。李白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安足珍？”

但即便是唐朝也无法永存。它的外敌——其中有许多都师从这位中国老师，就像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学习一样——和内部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击碎了它。阿拉伯人在怛罗斯地区的胜利结束了佛陀在中亚的统治，并建立了伊斯兰政权。新的国家从帝国的墓地里诞生。尤为成功的是契丹，它成功征服了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公元947年，它占领了开封；在后来的北京地区，它建立了自己的第二个首都。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将自己王朝命名为“辽”的契丹皇帝，一直是该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更南边的宋从公元960年起开始了兼并，其统治的早已不止汉人，还包含了许多其他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