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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刽子手立地成佛（第2页）

他们哪儿知道敌人的口令，转身就往密密的树林中四散跑去。赓即，敌人的枪声就响成一片，打得树子朵、朵响。

郭德贤不顾一切地背着小可跑到了厨房后面的石梯那里，看见李荫枫已经跑在了前面。

李荫枫回头问她：“你伤了没有？”

郭德贤气喘得紧，回答不出，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脚软得迈不开步。这时好几只手电筒光和冲锋枪声跟着后面追了过来，她和李荫枫只好又没命地向后山上逃。

跑到半山实在是跑不动了，李荫枫说：“你跑不过他们的，就在那草笼笼里躲一下吧。”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了郭德贤就跑了。郭只好躲在草丛里，幸好卫兵们向李荫枫他们追去了，没有发现她。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听见不远的地方小波叫了一声妈妈，她想答应女儿，又不敢开口。小波仅叫了一声就再没叫，她估计是周居正捂住了女儿的嘴。后来，她听见卫兵们骂骂咧咧地回到山下，爬上汽车，匆匆地疾驶而去。

她一点不敢出声，再后来，四下里都静了，渣滓洞方向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又过一会儿，郭德贤这才发现鞋子早已跑掉了，只好赤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顶爬去。翻过了几座山，天亮时，看到前面有一户农家，便上前去讨双鞋子，说是夜里遭了土匪，那农民也好，马上就给了郭德贤一双鞋。过了两天，郭德贤听说重庆解放了，马上赶到城里，住进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立刻去寻找女儿小波。

罗广斌已经在这里了，他告诉郭德贤，城市刚解放，非常混乱，为了安全，孩子可能被周居正暂时放在乡下了。其实，罗广斌也不知道小波的下落，那天夜里，他和周居正跑散了。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他马上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上歌乐山上去找，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没办法，他只好将实情告诉了郭德贤。郭一听，顿时就昏了过去。

而周居正说，当子弹扫来时，他一慌，一跤跌倒在山坡下，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去老远。四周漆黑一片，他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看到敌人打着枪追了过来，没办法，只好转身跑了。

郭小波哪去了？原来，小波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时，身边已经空无一人。她惊慌地叫了一声妈妈，看见电筒光追了上来，枪声也响得紧，再不敢叫了。她先是躲在梯田旁边的小水沟里，特务们回来了，汽车亮着雪亮的大灯从她旁边一掠而过。她害怕了，在漆黑的山林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去，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睡倒在地上。等小波醒来，天已经亮了，她发现自己睡在大路脚下。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旁边走过，她还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伸手把她拉了上来，并问她：“小孩，你去哪里？”小波只想离白公馆越远越好，就说：“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士兵把小波带上了大卡车。进了重庆城，到了精神堡垒（今市中区解放碑），士兵把小波抱下车，放在了马路边上。小波没地方可去，只在路口游**。

天色落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摆摊的妇女叫王素珍，见这小孩怪可怜的，便问她：“小孩，你家住在哪里？”小波说：“白公馆。”王素珍不晓得白公馆是啥地方，只猜想能住公馆的，肯定是有钱人。可是眼前这个小姑娘弄得这样狼狈，想必是战乱时候，和父母跑散了吧。收摊时，王素珍见小波无处可去，索性把她领到家里，让她和自己家的人一起吃了饭，还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把她收养了起来。

而此时，党组织也一直在为寻找小波努力，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小女孩。不几天，一个市民提供线索：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了一个穿着红毛线裤的小女孩。这说明小波还活着。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今仍健在）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

说来也巧，一张登有寻人启事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边。她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请人把报上的启事读了一遍，知道了报上要找的小女孩正是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当时就激动得喊了起来：“娃儿，你的妈妈找你来啦！”夫妇俩马上收了摊子，抱起小波，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郭德贤见到女儿激动得失了态，磕磕绊绊地冲下楼梯，大哭着将小波抱在怀里。

至28日天亮前后，半数同志业已逃出“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同志也在重庆解放后，相继走出深山古墓，安全逃险。

“11·27”大屠杀中，在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的帮助下，白公馆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女）、郭小波、郭小可脱险。

解放后，女儿郭小波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西宁，后来又到了天津，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儿子郭小可却很不幸，高中毕业后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郭德贤解放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她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组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客观的环境。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先后批准了市广电局《关于恢复郭德贤党籍的报告》。肯定了她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的一生，1949年1月在成都川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其夫、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敌人逮捕（后叛变），敌人到她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内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同志得以脱险，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报告最后认为：党组织同意恢复郭德贤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连续计算）。同时，郭德贤同志入党后，基本上是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为1939年8月。

重庆解放后，脱险志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向重庆市军管会汇报了杨钦典的情况。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曾代表邓小平接见并褒奖了他。鼓励他解除顾虑，协助人民政府指认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陈然、黄显声、周均时等烈士的遗骸埋葬地点。政府还准备给他安排工作，这时杨的家中来信，称老母病重，要他回去。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杨钦典离家的日子太久，难捺思亲思乡之情，于是要求回老家河南郾城县大刘乡周庄村。政府给了他路费，军政委员会给他开具了证明，让他回家照顾老母。

从此，杨钦典便在老家务农为生。

“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他被铐到重庆，逼他承认罗广斌等人是“叛徒”。当时脱险同志都被打倒，罗广斌在重庆被整死，郑业瑞在万县遭公开枪毙，无人能为他证明，使他被判刑20年，至1982年罗广斌等人的冤案平反后才获释。“文革”结束后，大难不死的脱险同志们再次给杨钦典在白公馆监狱中的表现作了证明和呼吁。

1982年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刑事判决书1982（74）刑申字第315号）：

申诉人，杨钦典，男，现年64岁，河南省郾城县人，原在河南省郾城县大刘公社务农，现在四川省菩堤山农场劳改。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经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杨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匪特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的罪行是严重的。但解放前夕，在匪特大屠杀中，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9人，有立功表现，因此1950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是正确的。在“文革”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

二、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被释放后，回河南老家务农至今。李育生则因功被安排回到老家绵阳市公安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