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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惠政拊疲瘵 金汤治城堑（第1页）

第二节惠政拊疲瘵金汤治城堑

宗泽从南京应天府出发，前往东京开封府赴任，时为七月。[1]东京留守范讷和开封府尹王襄先后罢官，宋廷遂以宗泽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尹、东京留守。[2]《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叙述开封城的劫难后的残破景象说：

京城自虏骑退归，楼橹尽废，诸道之师，杂居寺观，盗贼纵横，人情恟恟。时虏留屯河上，距京城无二百里，金鼓之声，日夕相闻。京畿千里之民，与京东、西连亘数千里，咸怀悚慄。

面对着危困的险局，宗泽凭藉其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竟在较短时间内，即完成了重整开封的军政。

一、拘押金使，抗拒诏命

七月，金朝派遣少府少监牛庆昌、六宅使乐诜等一行，于七月来到开封府，由于金朝不承认南宋政权，而只携带了元帅右监军完颜谷神（希尹）致伪楚的书信，信中说：

昨者宋人不幸，赵氏败盟，由此出师，至于国都，乃废宋而造楚，本以示惩劝于后来者也。班师之日，定约具存，贵心腹以相知，凡事为而必达。距今累月，闻无一音，缅想其间，不知何似。所约陕西之地，已属夏国之疆，顷被彼人，请分兹土，伏冀早为割（画），用副悃诚。暌违去此既遥，动静于兹未悉。回复之际，次第相闻。[3]

显然，金朝方面明知伪楚已废，而仍出使宋朝的开封，其书信规格又不以掌握前沿最高的权力的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而由地位稍低的元帅右监军完颜谷神（希尹）出面，其用意无非是刺探南宋的情报。《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记载说：

一日，虏有八人，以使楚为名，直至京师。公讶曰：“是必假此名，以觇我之虚实。”因议状遗范公（讷）留守，请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挥。范公然之，即具奏。

当时东京留守范讷还未罢任，宗泽拘押金使，尚须征得他的同意。这对于处在交战状态的双方，其实是一件平常的措置，却使得了恐金软骨症的宋高宗君臣惶恐万状。宋高宗立即下诏，命令宗泽将金使“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宗泽不服，认为“二圣在虏，必欲便行诛戮，恐贻君父忧。若纵之使还，又有伤国体。莫若拘縻于此，俟车驾还阙，登楼肆赦，然后特从宽贷”，他将释放金使与皇帝回銮开封联系在一起，并上奏说：

臣伏见我国家承平，几二百年，数世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上下恬嬉，犹夷度日，不复以权谋战争为念。乃以贼虏诞谩为可凭信，朝廷恬视，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进退、击刺挽射之技，俾严攻讨；其间有实欲贾勇思敌所忾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因循苟且，以致贼虏颠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祸，臣不胜愤恨。

然兹非贼虏之能也，皆繇无诚实之士，鼓倡骄逸，率以敛迹逃避，曲辱不耻为智为勇耳。万一有慷慨论列，则掩耳不听，别造佞说，以相浮动。兹无他，大抵只欲助贼，张皇声势，直为我祖宗一统基业更不当顾藉，宜两手分付与贼虏耳！嗟乎！何不忠不义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继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鉴。

臣恭惟渊圣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议，俾贼大获而归。去冬与今春夏，贼虏猖獗，大臣柔邪谀佞，蓄缩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语，但以诡谲为诚实，包藏为智谋，缄默为沉鸷，遂致二圣蒙尘，后妃、亲王与无辜之人流离北去。想陛下龙潜济、郓，尝亲闻见张邦昌、耿南仲辈所为也。

陛下入继大统，即将前主和议者窜之岭外，使天下冤抑之气，一旦舒快。自后臣窃闻陛下日与二三大臣论思讲画，必欲大雪我庙朝之耻，激励卒伍，劝率义士，俾思剿绝，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复听奸邪之语，又浸渐望和，迂回曲折，为退走计。臣愿陛下试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讲和为非，遂逐当时议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营缮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

比贼虏遣奸狡小醜，假作使伪楚为名，来觇我大宋虚实。臣见如是，因纳谏状与留守范讷，乞收贼虏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挥。庶激军民士庶怀冤之心，俾肯力战，仰赞陛下再造王室、中兴大宋基业之意。今却令迁置别馆，优加特遇。臣奉此诏令，忧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为于贼虏情款如是之厚，而于我国家吁谟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师人情物价，渐如我祖宗时，若銮驾一归，则再造之功与中兴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汉唐矣！何奸邪之臣，尚狃和议，惶惑圣聪，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朴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此我大宋兴衰治乱之机也，臣愿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为狂，愿尽赐禠削，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臣之心不胜痛愤激切之至。臣藉藁阙下，以俟诛戮。谨录奏闻，伏候敕旨。[4]

宗泽在此奏中痛斥宋朝大多数“士大夫”“因循苟且”的顽症，“不知二三大臣何为于贼虏情款如是之厚，而于我国家吁谟如是之薄”，是不点名地斥责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并且直接指责皇帝，“不意陛下复听奸邪之语，又浸渐望和，迂回曲折，为退走计”，“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在此奏末段持决绝的强硬立场，说自己“不敢奉诏，以彰国弱”，准备被“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如此激烈的文字，在今存宋人的奏议中，是十分罕见的，说明宗泽的痛愤，已至不可抑勒，而顾不得古代臣规的地步。

宋高宗不得不亲自下诏说：

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宽朕顾忧，深所倚仗。但拘留虏使，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卿宜体此。[5]

针对宗泽拒不奉诏，黄潜善和汪伯彦正好抓住把柄，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进谗言，他们对宗泽恨之入骨，巴不得将他置于绝境。御史中丞许景衡方新任，“病暑，未及朝，闻东京留守宗泽为当路所忌，将罢去”[6]，遂立即上奏，为宗泽辩护：

臣窃闻议者多指开封尹宗泽过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泽之为人，及其为政，固不能上逃圣鉴。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缘拘留金国使人，此诚泽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缘忠义所激，出于轻发，未尽识国家事体耳，又未知别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来自京师者，皆言泽之为尹，威名政术，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臣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以为去冬京城之内，不能固守，良由大臣无谋，尹正不（非）才之故。使当时有如泽等数辈，赤心许国，相与维持，则其祸变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今来只校其末节小疵，便以为罪，而不顾其尽忠报国之大节，则臣虽至愚，窃以为过矣。况泽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卫，继参幕府，宣力为多；今尹天府，其绩效又彰彰如此，则其所为终始，亦可考矣。而议者独不能少优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开封宗庙、社稷之所在，其择人居守，尤非他州别路之比。今若罢逐泽，则当别选留守，不识今之搢绅，其威名政绩亦有加于泽者乎？若有其人，则除授交割，尚费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时，计将奈何？若未有其人，则泽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难全，久矣，惟圣人以天地为度，包容长养，兼收而并用之，庶几其有济也。其宗泽伏望圣慈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京师亿万生灵，特赐主张，厚加委任，使成御（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7]

许景衡对宋高宗说明“得宗泽，方能保东京，有东京，行在始安枕”的道理，还是起了作用。宋高宗自然十分嫌恶宗泽，也听信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谗言，“将罢之”。他转而认识到开封府重地，实在别无合适人选，足以倚为国之长城，遂将许景衡奏封送宗泽，以安其心，以示自己的宽恩。[8]宋高宗终于将李纲与宗泽区别对待，无非是李纲在朝，不逐出朝廷，就无法推行降金苟安政策，而宗泽在外，起不到左右朝政的作用，就只得暂且容忍了。

尽管如此，宗泽“犹不奉诏”，释放金使。[9]当年十一月，“河东军前通问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閤门宣赞舍人马识远至汴京”，“见留守宗泽，谕使纵遣所拘北使，泽不从”[10]。宗泽“拘留虏使，上屡命释之，泽不奉诏”。直到明年夏，宗泽病重，时充大金祈请使宇文虚中途经开封，“摄留守事”，才将金使释放。[11]

此事特别反映了宗泽的倔强和耿直。

二、整顿治安，平准物价

北宋的开封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会，但经历靖康之难后，治安很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宗泽上任后，立即采取了铁的手段。他下令说：“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治安很快恢复正常，“豪强退缩，盗贼屏窜”。开封百姓异口同声称赞说：“今有宗公，我不危矣！”[12]

开封平时的物资主要通过运河等河道供输，尽管经历战乱，尚不至匮乏，但“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并且居高不下，自然十分影响市民的生活和情绪，“郡人病之”。宗泽同僚属们商议，他说：“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饮为先，当治其所先，则所缓者不忧不平也。”决定先从食品价格着手。

他派人“问米麫之直，且市之，计其直，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増”。又命厨师做笼饼，酒库酿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

于是宗泽招来作坊的饼师，严责他违令涨价，“即斩以狥。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他又召来买扑酒店的任姓修武郎，问明情况，“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直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13]。宗泽在七月上奏时说：

臣误被宸恩，差知开封府事，今到（二）十余日，物价市肆，渐同平时。[14]

这表明他只花了相当短的时间整顿，就取得立竿见影之效，“人情粗安，市肆商贾稍稍如旧”[15]。宗泽后在十月又上奏说：“臣自到京，奉扬陛下仁风，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态，皆已忻悦，敉宁嘉靖，同祖宗太平时。”[16]

开封城一条主要的财物运输线自然是汴河。属县陈留县一带的汴河一度决口，“干涸月余”，“四十余日漕输不通”，“两京乏粮，米价腾涌”，“京城大恐”。宗泽当即任命一个能干的官员陈求道治理，只用“七日，河尽复故道”，李纲也在行朝命令都水使者陈求道、荣嶷和提举京城所陈良弼负责整修。修治完工，“纲运沓来”，“京师粮始足，米价始平”，“商贾始通，人情始渐复旧”[17]。开封的物资供应遂转入了正常状态。

三、部署防卫

关于宗泽部署开封府一带的防卫，原始的记载是他在建炎元年十月的上奏：

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楼橹与守御器具，其当职官吏协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厉不懈，增筑开浚，起造辑理，浸皆就绪。臣又制造决胜战车一千二百两，每两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车，八人推车，二人扶轮，六人执牌，辅车，二十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小使臣两员，专干办阅习车事。每十车差大使臣一员总领，为一队。见今四壁统制官日逐教阅坐作进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阵，委可以应用。又沿河十六县，与上下州军相接，作联珠寨，以严备御。[18]

臣为见寻常防河，只以数千卒伍，沿河分布，贼有数骑侵犯，即奔走溃散，不复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县，内有两县濒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诸县，县管四里有畸，各令开河，阔一丈八尺，于南岸埋鹿角，连珠扎寨。贼有侵犯，并力御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