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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惠政拊疲瘵 金汤治城堑（第3页）

臣前在临濮兵寨中，实忧群臣无远识见，恐赞陛下去维扬、金陵，又见京城有贼臣张邦昌僭窃，与范琼辈擅行威福，无所忌惮；所以曾暂乞驻跸南都，以观天意，以察人心，仰蒙听从。

臣误被宸恩，差知开封府事，今到（二）十余日，物价市肆，渐同平时。每观天意，眷顾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乐。且商贾、农民、士大夫之怀忠义者，咸曰若陛下归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兴也。臣窃料百僚中唱为异议，不欲陛下归京师者，不过如张邦昌等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耳。臣愿陛下体尧、禹顺水之性，顺将士，顺商旅，顺农民，顺士大夫之怀忠义者，早降敕命，整顿六师，及诏百执事，示谒款宗庙，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听张邦昌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者之语，不胜幸甚！[49]

当时张邦昌早已“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50]，宗泽指斥所谓“张邦昌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者”，当然是不点名地斥责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关于宗泽力主宋高宗回銮京城，南宋吕中《中兴大事记》有一段评论说：

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京城，汪、黄请幸东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为上，况宗泽数月间，城筑已增固，楼橹已修饰，垄壕已开浚，寨栅已罗列。义士已团结。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陕西、京东、西、河东、北盗贼皆已归附，又非靖康战守无备之比。失此一机，中原绝望矣！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也。然李纲之请，又在宗泽规模未成之前，故其谋请先幸襄、邓，以系中原之望，西邻关陕，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逼巴蜀，可以取财货，东达江、淮，可以运穀粟，俟两河就绪，即还汴京，亦可也。而汪、黄待高宗以乳妪护赤子之术，曰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爱重，故建为幸东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扬州，而虏亦至扬州，上如镇江，而虏亦至镇江，行幸所至，即为边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届矣。[51]

吕中将宗泽与李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相当清楚。如前所述，李纲最初建策，“除四京外，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但又说：“议者谓车驾当且驻跸应天，以系中原之心，或谓当遂幸建康，以纾一时之患。臣皆以为不然，夫汴京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宝位之初，岂可不一幸旧都，以见宗庙、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诏，择重臣以镇抚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御之具。为根本不拔之计哉！”[52]此后因宋高宗决计“巡幸东南，为避狄之计”，经过苦劝，才勉强达成“许幸南阳”。宗泽上此奏时，李纲尚未罢相，但从今存李纲的《建炎进退志》看来，宋高宗根本就没有将宗泽的两次奏请交付宰执们讨论。但“宗泽论车驾不宜南幸，宜还京师，且诋潜善等。潜善等请罢泽”，当时尚任尚书右丞的许翰“极论以为不可”[53]。宗泽的第三次上表为建炎元年九月，时李纲已经罢相。表中说：

然行在久留于别都，清跸未回于魏阙。逆胡尚炽，群盗继兴。比闻远近之惊传，似有东南之巡幸。此诚王室安危之所系，天下治乱之所关，仰祈圣虑之深详，宜戒属车之轻动。且以中国之倚恃，实为两河之盛强。前自虏骑长驱，列城畏遁，独怀忠愤，纠进义兵，力抗贼锋，率多俘馘。然久阙王师之助援，己深民庶之暌疑。近者虽时遣将徂征，渡河深入，尚阙肤功之奏，先传南幸之音。虑增四海之疑心，谓置两河于度外，因成解体，未谕圣怀。倘胡人乘之而纵横，则中国将何以制御？

臣叨膺委寄，代匮留司，兹缘密托于云天，偶遂敉宁于畿甸。遽报翠华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难安。愿罄孤忠，冀回渊听。昔奉春委辂建策，犹止洛阳之都；张禹驿马抗章，尚返江陵之驾。矧丁圣世，曷愧前修。伏愿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体成汤从谏之圣，辍巡南服，回驾汴都，以安东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云霓之望。则人神悦豫，夷夏谧宁，边陲指日以肃清，盗贼不令而衰息。咸资睿断，用杜危机。沥悃扣阍，罔避龙鳞之触；倾都拭目，伫迎天仗之还。愿俯徇于愚诚，誓益坚于忠愤。

但宋高宗“不报”[54]。宗泽第四次上奏也在当月，奏中说：

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闻之，怀疑胥动，递相鼓扇。闻诸州县，间有惊劫伤残之患。盖是小民无知，因疑致忧，因忧致变，旋相践蹂，弗奠攸居。兹无他，由陛下寅畏过当，驻跸别都，俯狥奸谋，预图迁幸，使狡狯皇惑，敢尔横肆，盗据窃发，（因）循局蹐□□□以归畎亩，以操耒耜，铸剑戟为农器，思不犯于有司尔。

若陛下敕翠华之御，俾千乘万骑，回复辇毂，奠枕九重；臣窃谓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视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兴，尚何夷狄之足忧，盗贼之足虑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询之左右，又询之卿士，又询之国人，又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怜顾遇，待罪开封。臣夙夜思念，窃恐陛下所亲信左右辅弼之臣，于对扬献纳之际，不思祖宗创业之艰难，与致一统之匪易，轻狥臆说，有误国家大计。所以狂妄冒死，触犯天威。

宋高宗“再不报”[55]。在宗泽看来，唯有“回复辇毂，奠枕九重”，“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兴”，否则自然是“置两河于度外，因成解体”。他批评皇帝“宴安南京”，又“先传南幸之音”，并且直接指斥“陛下所亲信左右辅弼之臣，于对扬献纳之际，不思祖宗创业之艰难，与致一统之匪易，轻狥臆说，有误国家大计”。但忙于准备逃往东南的宋高宗，固然对宗泽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却仍然需要宗泽守卫旧京，以为屏蔽，故置之不理，就成了他最佳的应付之方。

宗泽于当月又接连上三奏，奏中说：

若陛下回銮汴邑，是人心所欲也，愿陛下与之、聚之。陛下听奸邪畏避贼虏之言，妄议迁幸，是人心所恶也，愿陛下勿施尔也。老臣血诚，言不尽意。[56]

且我京师，是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业，是天下大一统之本根。陛下奈何听先入之言，轻弃之，欲以遗海陬一狂虏乎？臣观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陛下何忍怙听谀顺，而不令刚正之士，率厉同心，剿绝凶残乎？今东京市井如旧，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华之归，谒款宗庙，垂衣九重，不啻饥渴之望饮食，大旱之望云霓也。臣窃谓陛下一归，则王室再造矣，中兴之业复成矣。[57]

臣虽老矣，尚当矍铄鼓勇，立办御敌之具，以图万全之举。然后扫除宫禁，严备扈从，奉迎銮舆，谒见九庙，非特使神祇、祖考安乐之，庶几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势也。不然，则是徒为走计尔，示虏以弱，非唯不恤两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庙、社稷而不顾，陛下岂忍乎？臣重为陛下惜者，此尔。故敢直输血诚。幸陛下留意无忽。

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銮舆还都，即当身率诸道之兵，直趋两河之外，蹀血虏廷，非特生缚贼帅，直迎二圣以归，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后奉觞玉殿，以为圣天子亿万斯年之贺。臣之志愿始毕矣。窃自谓爱陛下者，无逾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观事之宜，察臣之心，则知臣之忠于为国。[58]

当时宋高宗“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皆备巡幸，帅臣修城垒，治宫室，漕臣积钱粮”[59]，其实已经选定前去扬州。但六十九高龄的宗泽却“尚当矍铄鼓勇，立办御敌之具，以图万全之举”，宣称“舆还都，即当身率诸道之兵，直趋两河之外”，“直迎二圣以归，庶雪靖康一再之耻”。他万般无奈，只能对皇帝强调自己的忠心，“窃自谓爱陛下者，无逾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

宋高宗虽然对宗泽绝不领情，却将他的上奏，一次又一次发付中书省。颟顸的黄潜善和汪伯彦虽对宗泽的痛斥恨之入骨，也只能“屡笑宗泽癫狂”，执政张悫对宗泽的上奏还是有所感动，他说：“如宗泽癫狂之士，多得数人，则天下定矣！”黄潜善和汪伯彦也为之“语塞”，无言以对。[60]

顾臣犬马之齿六十有九，比缘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忧惧，近日顿觉衰瘁。傥万一溘先朝露，辜负陛下眷恤怜悯之意，臣死目不瞑矣！……臣已修整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整南薰门一带御路。闻万邦百姓寓于京师者，日夜颙颙，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与隆祐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天眷归安大内，以福天下。臣夙夜忧思，眷眷念念，继之以泣。愿陛下怜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误陛下国家大计。[61]

景迫崦嵫的宗泽，在九月时自称“矍铄鼓勇”，自我感觉还是体力和精力充沛；而于国难当头之时，鞠躬尽瘁之余，仅隔约一个月，“顿觉衰瘁”，自我感觉在体力和精力上出现了大的滑坡。这对六十九岁的老人，当然是个危险的信号。但救国心切的他，根本不暇顾及如何颐养身心，以保寿康，却只是“夙夜忧思，眷眷念念，继之以泣”，“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误陛下国家大计”。但如此耿耿丹心，却不能给宋高宗带来一丝一毫的感动。

宗泽在当月又另上两奏两表。宋高宗在逃往扬州时，按官样文章下诏，其中不得不开了一张“俟四方稍定，即还京阙”的空头支票。宗泽针对此语，连上两份贺表，希望借此吁请皇帝回銮开封。[62]宗泽特别首次指名道姓，专门批评宰执说：

臣窃见（仆射黄潜善，福建人，枢密汪伯彦，徽州人，内张悫虽是北人），皆无远识见，无公议论，偏颇回遹，惟富贵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说，皆欲赞陛下南幸。[63]

如前所述，张悫在朝中还是对宗泽有所支持，此事宗泽固然不知，而宗泽在大政方针上，还是将他视为黄、汪一党。他在五月的一个奏中，更不能抑勒满腔悲愤，对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作了最严厉的谴责：

其不忠不义者，但知持禄保宠，动为身谋，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谓诸帝、诸后山陵园寝不足护，谓周室中兴不足绍，谓晋（室）覆辙不足羞，谓巡狩之名为可效，谓偏（安）之（霸）为可述，储金币以为贼资，桩器械以为贼用，禁守御之招募，虑勇敢之敌贼也，掊保甲以助军，虑流离之安业也。欺罔天听，凌蔑下民，凡误国之事，无不为之。[64]

表明了他对此类国贼的极端蔑视和愤慨。即使在宗泽的表中，仍然提及“顾惟宿奸之谗箭，无以中伤；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潜害”[65]。“赞主上远父与兄，乃巡南服；助奸臣赎壻与子，欲弃中原。百为秪肆于诞谩，一事罔由于诚实。迹状如此，情意可知”[66]。其中“助奸臣赎壻与子”一句，是指汪伯彦的儿子大理寺丞汪似和女婿都水监丞梁汝霖也当了金军俘虏，汪伯彦准备赎取。[67]即使是宋高宗被俘的正妻邢秉懿之父邢焕，也屡次规劝皇帝，说“宗泽忠劳可倚”，而“论黄濳善、汪伯彦误国，进战退守，皆无策可施”[68]，宋高宗也根本听不进去。宗泽正式得知宋高宗南逃，又在第十一次奏请中以十分悲愤、万分恳切的语气说：

显然，经过约四个月的整军经武，宗泽已经有了相当把握，可以发出“陈师鞠旅，与之决战，扫尽胡尘，扩清海宇”的豪言，却非空言和大话。

“大一统”原是公羊学阐发的儒家义理，经西汉董仲舒大力提倡，“就成了儒家政治理想的主旨，和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纲领和旗帜”。“大一统”观念在中华历史上所起的正面作用，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成为爱国主义的旗帜，负面作用是加强皇帝的专制**威。[70]

在今存宗泽的文字中，特别强调了“大一统”的观念，如前引“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之天下”，“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71]，“大抵只欲助贼，张皇声势，直为我祖宗一统基业更不当顾藉，宜两手分付与贼虏耳”[72]，“且我京师，是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业，是天下大一统之本根”，“愿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为意，不可忧思过计，而信凭邪佞自为身谋者之语，早敕回銮，则天下幸甚！”[73]“恭惟京师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统之本根也”[74]。他强调“再造中兴我太祖、太宗奕世一统宝绪，毋蹈东晋既覆之辙，毋安积薪未燃之火”[75]。他又特别批判“今之士大夫，志气每下，议论卑陬，上者不过持禄保宠，下者不过便文自营。曾不能留心恻怛，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统之基业为可惜”[76]。宗泽在三月的表中，再次尖锐抨击奸佞之辈的卖国行径：

逮陛下入承于丕绪，偶大臣密奏于偏言。讬曰时巡，意图偏伯，忘宗庙、朝廷之重，违（天地、神明）之心，弃大一统之规模，毁二百年之基业。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奸臣何恤于存亡？如京师，陛下之京师，想佞安知夫去就？但知亲属，归在江、湖；宁顾中原，变为夷狄。[77]

他在四月的另一表中，又批评和苦劝说：

陛下缵承宝绪，绍述丕图，当奄九有而有为，体三无而无外。奈有奸臣之臆说，与凭贼虏之诞辞。忘周宣之中兴，循晋惠之往辙。天下之来勤王者使去，义夫之黥救驾者弗知。两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窃之贼子。皆缘陛下久驻跸于淮甸，咸思慕于翠华。怀抑郁而吁天罔闻，致猖狂而迁善无路。果还法驾，大肆鸿恩，人当澡雪以归农，虏亦遁逃而屏迹。遹追一统之大，丕昭万世之休。[78]

总之，维护和恢复大一统，“遹追一统之大，丕昭万世之休”，就是宗泽的爱国主义基调。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忠孝，忠的本质是忠于祖国，孝是敬祖宗，孝父母。当然，随着时移世易，宋时“大一统”的含义与现代有所差异，[79]但宗泽的忠，本质上无疑就是忠于祖国，中华大一统的主张和理念，仍是今日的中华儿女所必须继承和发扬者。

[1]。关于宗泽赴任时间，各书记载有异，应在《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辰注作了考证。此书引宗泽《遗事》为：“六月乙亥（十七日），公至开封。”然而今存《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为“公拜命，即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十七日）到京城”，相差一个月。今据《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说：“陛下不以臣衰老无用，付之东京留钥。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应以宗泽自述为准。

[2]。《梁溪全集》卷179《建炎时政记》中，《会编》卷109，《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酉。

[3]。《大金吊伐录》下《元帅右监军与楚书》，金朝遣使时间，亦据此件。牛庆昌官名，《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亥作“虏使牛大监等八人”。其官名与《大金吊伐录》之“少监”略异。

[4]。《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依旧拘留虏使疏》，《历代名臣奏议》卷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