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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屈沉下僚三十五年（第1页）

第二节屈沉下僚三十五年

唐朝进士及第，须经吏部试后，方可授官。然而从宋太宗时开始，科举及第后就可直接授官。[1]如前所述，当年通过科考的进士授“假承务郎、文学”有差。此处的“假”有假借之义，即位次尚非正式的从九品承务郎，大致从宋神宗元丰改官制以后，进士们“释褐授官”，[2]最高者就是假承务郎。[3]“文学”是某州文学，[4]也是从九品。[5]

授官不等于担任实职“差遣”，宗泽于两年后，即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时年三十五岁，方“以将仕郎调大名府馆陶县尉，摄邑事”[6]。馆陶县今与大名县同属河北省。将仕郎应是从九品文官中最低一级。县尉可以比附为如今的本县警察局长，但因县令暂缺，由他代任暂署，宋时名之为“摄”。宗泽从政之始，即显示其英锐强明的才干，“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诉沓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奄月，讼庭阒然”。[7]

元祐末最大的变故，当然是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翌年改元“绍圣”，排黜反变法派，重新起用变法派，并推行宋朝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在此形势下，宗泽迎来了新的顶头上司，正好是著名的变法派吕惠卿。吕惠卿在元祐时受到迫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知大名府”。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十月，“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观文殿学士、知延安府”[8]。吕惠卿在旧史中给他泼了过多的脏水。他固然有其人格弱点，却是公认的王安石变法派中第一干才、最重要的助手。[9]但在反变法派翻身后，吕惠卿却未能施展其才，“虽章惇、曾布、蔡京当国，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转徙外服，讫于死”[10]。其实不仅是他们害怕吕惠卿，宋哲宗与吕惠卿面谈，“惠卿乞留京师，但愿得一宫观，时上殿”，皇帝却“哂之”，“语既久，上极有倦色”。[11]这就决定他不可能入朝掌政，而只能担任方面大员。故吕惠卿只能“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而“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12]。

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吕惠卿任知大名府，必定兼有北京留守的头衔，另兼大名府路安抚使，作为河北路沿边的大军区司令。当时地方军区也实行以文制武的体制，吕惠卿以文臣身份统兵。

吕惠卿中进士还比宗泽出生早两年，[13]入仕之初是个新锐年少，如大文豪欧阳修等特别为之举荐。[14]他在官场升沉三十八年，饱经沧桑世故，转瞬之间，已是白发萧骚的六十三四岁的老人。他显然特别赏识三十六七岁的宗泽，仿佛在宗泽身上重新看到了自己当年的锐气。宋时的不少士大夫，在失意之时，往往从佛学中寻觅慰藉，吕惠卿亦然。据《泊宅编》卷上记载：

（宗泽）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云：“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15]

吕惠卿一年后调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宋哲宗此项任命，主要是为了命他负责对西夏的战事。吕惠卿接受新命后，立即按当时制度，打算辟举宗泽为其帅府幕僚，不料宗泽却“固辞不就”[16]。分明是一个可贵的晋升之机，很多低官求之不可得，尽管宗泽又非常渴望建功立业，却谢绝了长官的美意和提拔，是否与他超脱党争，不愿卷入的意向，或者对吕惠卿另有看法，今人已难以查核和妄测。

吕惠卿在当年冬离任前，命令县尉宗泽与馆陶县令一起巡视河堤。不料却正值宗泽的长子宗顺病故。[17]他接到命令，就强忍悲痛，立即出发，执行公务。吕惠卿得知此事，对这个县尉不由不惊异，而格外器重，感叹说：“可谓忧国忘家者也！”[18]但两人也就此离别，无缘再见。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四月，宋哲宗命令李仲“提举开导”御河。御河“穿北京城中”，是一条供应河北路军需重要的、廉价的水路交通线。此前因“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抑或湮没”。此时宋廷得到“大河东流，御河复出”的报告，就下令重修。[19]宋朝是个农业社会，兴办大规模劳役，时称工役或夫役，必须考虑不妨废农作，而于“农隙兴事”[20]，“农隙兴役”[21]，故迟至冬季，方才兴工。《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有关宗泽参加此次重修御河的记事如下：

适朝廷大开御河，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不以申奏，监董甚急。公上书帅司，略曰：“某非有避也，时方凝寒，锸镢一举，冰冻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扰而办。当身任其责。”卒用公言，上奏，朝廷从之。明年，河成，所活甚众。

此事当然也是宗泽为民请命，敢于担当，敢于立异，而不计个人在官场升沉荣辱的仕途一页。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四十岁的宗泽由将仕郎升两官，为通仕郎，仍属从九品，调任两浙路衢州龙游县（今属浙江省）令。衢州与他祖贯婺州毗邻，而龙游县则是偏僻小县。《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龙游县的政绩说：

邑小，民未知学。公为建庠序，设师儒，延见诸生，讲论经术，自此登科者相继起。里闾恶少尝十百为群，持蛇虺，扰民以规利，稍不如意，辄鼓噪，掷瓦砾，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之州，籍其壮者为军，日得百余人，风遂革。

宗泽任龙游县令的政绩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办县学。宋仁宗庆历时，令各地办县学，但各地县学的兴办仍然参差不齐。如偏远的龙游县，直到宗泽出任县令后，方兴建县学。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他曾撰写了一篇《龙游县义学记》，可惜今已佚失。[22]

二是除恶少。目前人们所谓黑社会势力，自古有之，其基本特征就是违法犯禁。龙游县也有一批“恶少”，为害一方。宋朝一项传统政策，是“募兵置籍，强梁亡赖者悉拘于军”[23]，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24]。宗泽正是沿用此项政策，清除了龙游县的黑恶势力。

元符三年当年，宗泽调任京东东路登州文登县（今属山东省）令。但很快得到了母亲刘氏逝世的噩耗。按古代的礼制，父母死后，当官的儿子须守孝“丁忧”，为母守孝，称“丁内艰”，为父守孝，称“丁外艰”。[25]父母死后，儿子名义上有“三年之丧”，实际上为“二十七月”，“士庶所同遵用”。[26]宗泽又取道密州（治今山东省诸城）自北方匆匆赶回南方。他在途中有一封信，反映了他的家境和心态：

全家百指，如飘蓬断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当时，太守、县令脱或见此，岂不伐南山之木而济之哉！某讳穷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喜为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游东方，聚室待饷。独祖母老矣，重弃故乡，而客远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乡邦跬步，白发之老亦既愿往，低回商略，势不可久于此。昔携家中半而游东方，今又携家之半而归江南矣。然自密取道，得车则至朐山，帆则至江左。[27]

宗泽“平生不喜为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游”。守丧期满，到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又出任京东东路莱州胶水县（今山东省平度市）令。《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胶水县的政绩说：

胶水号剧邑，豪奸宿蠧，挟势虐民，习以成风。有温包者，恃阴告人，率不实。公案前后犯治之。州别驾与包连姻，以位临曰：“令敢尔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它也。”有强贼百余人，侵县境，率僚属亲捕之，且约曰：“获盗，公等受赏，不然，身独任罚，幸无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获。公廉得其迹，越境径造贼垒，取女以出，斩首五十余级，焚其庐。州奏功于朝，官属皆被赏，公亦进文林郎。

他自通仕郎升两官，为文林郎，但仍属从九品。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父亲宗舜卿逝世，宗泽又回家“丁外艰”。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年满五十的宗泽，按古人标准，已届所谓“阳气衰竭”“心怠力疲”的老年，[28]仍在家守丧。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宗泽守孝期满，又升两官，为承直郎，但仍属从九品，出任河东路晋州赵城县（今山西省霍州市南，洪洞县北）令。《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赵城县的事绩说：

下车，修娲皇祠，新赵简子庙，且请于朝曰：“赵城前有并河、汾阳之固，后当晋、绛蒙坑之险，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种植，实河东用武之地。愿升县为军，如楚之涟水，开德之德清，命以军额，实治县事，且大养军士，以备不虞。”复言：“庆源乃国家兴王之本，赵城又庆源之本也。”书闻，不尽如所请，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无虑；他日有警，当有知吾言者矣！”

我们在撰写宗泽传记时，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疑问，依宗泽历任地方文官的经历，未接触军事，如何能在国难当头之际，很快就成长为一个速成的军事家呢？如上一节所述，宗泽“于书无所不读”，看来也读过如《孙子》之类古兵法。就以上所引的两段《遗事》记载看，宗泽绝不是文弱书生型的，他身上蕴含着骁勇强悍的武夫气质。他敢于亲自率领县弓手之类捕盗，解救被掠女子，申请赵城县升军的建议，也表明了他有军事见识。他后来能够威震强敌，固然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军事，但原有的潜能，也有了迸发的机遇。

宗泽在去赵城县赴任或离任途中，也另有可能是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赴任巴州通判时，路过西京洛阳。洛阳一直是著名的花园城市，北宋园林艺术的精华，是在东、西两京，而洛阳尤胜。他游览了洛阳园林，特别是参观了著名的司马光独乐园，写了一首诗：

都人士女各纷华，列肆飞楼事事嘉。

政恐皇都无此致，万家流水一城花。[29]

这是赞叹“万家流水一城花”的景致，为“皇都”开封所不如。他赞赏独乐园，更不如说是赞扬司马光的卓绝人品：

范公之乐后天下，维师温公乃独乐。二老致意出处间，殊途同归两不恶。鄙夫杖藜访公隐，步无石砌登无阁。堂卑不受有美夺，地僻宁遭景华拓。始知前辈稽古力，晏子萧何非妄作。细读隶碑增慷慨，端正似之宜再拜。种药作畦医国手，浇花成林膏泽大。见山台上飞（嵩高），高山仰止如公在。[30]

自崇宁始，宋徽宗对反变法派一直实施严厉的党禁，他和蔡京专门立元祐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司马光自然名列首位，而“长安石工安民”却不忍心刻字，说：“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31]但特立独行的宗泽却早就超脱党争之外，尽管在很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他居然写诗称“高山仰止如公在”。在他心目中，范仲淹和司马光就是本朝士大夫的楷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