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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整顿就规矩 居然听颓覆李纲宗泽（第1页）

第二节整顿就规矩居然听颓覆（李纲、宗泽）

一、李纲任相的曲折

李纲自被贬后，“十月抵无锡，一宿湛岘，两游惠山，与昆弟啸咏。闻有建昌军之责，即日命驾过虎丘，临剑池，月夜步松江长桥，与亲友为别。渡钱塘江，经严陵濑，自三衢入江西，历上饶、弋阳，游龟峰寺，道金溪，抵建昌，时十二月也”[1]。当时开封已经陷落，而李纲却于此时又得到“移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安置”的贬责命令。[2]夔州的节镇名为宁江军。[3]“自建昌复闻有宁江之命，即泛舟，由临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长老怀宗，同遊翠岩寺，观洪崖井，复游玉隆万寿宫，观许旌阳手植桧，道龙虎山望仙岩。次筠阳、上高，游九峰寺。次宜春，遂由萍乡、醴陵，以次长沙，游道林、岳麓寺，观唐人篇翰。时仲春之初也”[4]。他奔波黄尘，辗转道途，登临山水，观览名胜古迹，藉以排遣极怀，而又极沉重的心境。依李纲自述：“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辍不复作。”[5]其实也反映了他甚至并无心绪赋诗。由于宋时交通通信的迟缓，李纲直至到达荆湖南路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时，方才得到宋钦宗在去年所发的召命。“次长沙，闻有渊圣皇帝召命，复元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即率湖南义旅以进，时四月八日也”[6]，其时金军已驱掳宋俘们北上了。宋高宗即位后，“尊靖康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7]，故宋人一般称呼宋钦宗为“渊圣”。李纲此行，原是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见危思致命，入援裒义旅”[8]，“万一不捷，当遂以死报国矣”[9]。《梁溪全集》卷57《节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状》记载了李纲的自述说：

臣昨自观文殿学士、知扬州，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夔州安置。未到间，蒙恩复元官，除前件职名差遣，系闰十一月三日圣旨。道路艰阻，近方承命。臣自在远方，闻金人攻围都城之久，凡以忠义自奋者，皆募兵入援。况臣荷国重恩，尝被柄用，愿效犬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发。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举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帅府，禀受节制，会合前进。行次池州，伏睹元帅府檄书，方审都城失守，二圣播迁，臣子之心不胜痛愤。

李纲在另一奏中自述，他得此凶耗，不由当即晕倒，“号恸绝复苏，洒泪作翻雨”，“痛愤彻骨，绝而复苏”[10]。经历北宋末靖康之变的惨重劫难，人们普遍认为，李纲“功业卓伟，忠义奋发，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乐从，海内之所推称者也”[11]。“天下人望之所归者”，李纲“一人而已”[12]。“万口一音”，认为“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13]，“其德义才力，足以任大事，卫王室，赴斯人之望者”[14]。

宋高宗在即位前，曾给李纲手书说：

构顿首。清暑，伏惟钧候万福。久违瞻谒，王室多故，金人连岁侵逼中（国），诏书已再讲和，所以严戢兵锋。岂谓天未悔祸，乘舆蒙尘，闻之心焉如割。已令会兵追击，冀遂奉迎而归。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究）天人，忠贯金石，是用尽复公旧官职。泽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苍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卫。谨启，构顿首。伯纪枢密、观文。[15]

此份书信发于四月，显然微示称帝后命相之意。当时李纲已与荆湖南路安抚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援”[16]。宋高宗登基后五天，即命“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17]。他固然信用黄潜善和汪伯彦，但两人“新擢执政，人望未孚”[18]，考虑到危难的形势，还不打算将两人马上命相，而先命李纲为右相。[19]

李纲“行至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得宋高宗登基的消息，立即上封事，主要说了以下两条：

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谓和、战、守者，当何所从而可也？欲和乎？则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归，虽宗室亦尽徙以行，其意为如何？而二圣之辱，实不共戴天之雠，和岂可复信！欲守乎？则朝廷已失河北、河东两路士民之心，或为金人之所得，或为豪杰之所据，密迩畿甸，易为侵陵，守岂复易图！欲战乎？则去冬将佐卒伍，乏人抚御，皆散而为盗贼，兵力益弱，经此祸乱，士气益衰。所谓勤王之师，多募之于田亩之间，不习兵革，战岂可必胜！是三者，今日国论以何为宗？顾臣日夜思虑，念之至熟，因时施宜，有策于此，及当今之务数十条，皆急切而不可缓者。非得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殚言也。

恭俭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继体守文之君，则恭俭足以优于天下；至于兴衰拨乱之主，则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断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为然。臣愿陛下深考汉、唐三帝与艺祖、太宗之所以创业、中兴，大过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应之，则天下之事，虽未底绩，固已定于心术之中矣。[20]

这两件事是李纲思虑的中心。他对新登基的皇帝自然不可能像宗泽那样，有透彻了解，但对新帝提出“兴衰拨乱之主”必须具备“英哲”的期望，仍是深中肯綮的。对金“和、战、守”三策，“当何所从”，他“日夜思虑，念之至熟”，则是希望在朝见时面陈。他还特别编著了汉高祖、光武帝和唐太宗的《三君行事纪要录》，后面呈皇帝。[21]

李纲到达江宁府，果断地处置了周德的兵变。[22]但另一方面，应天府的行朝则出现抵制李纲任相的风潮，这主要是由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所发动的。“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宋高宗“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23]。他们编造各种理由，说“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乐”[24]。御史中丞颜岐对宋高宗建议说：“邦昌，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以为中太一宫使、兼经筵官，置之散地。”他甚至连上五奏。[25]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乃言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26]。

按李纲自述，甚至他到了应天府城南的穀熟县，“颜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台印，开视之，乃论余不当为相章疏”。“前后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进也”。李纲到此方知，“外廷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益以感惧”。有人劝李纲“遂留”。李纲说：“国家艰危，至此极矣！岂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爱惜之时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陈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27]

中国古儒从来强调，在官场中，“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反是者也”[28]。“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29]饱读经史的李纲，岂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在“国家艰危，至此极矣”的情势下，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就顾不得这条训诫了，只能毅然挺身进入南京应天府城，而不能有迟疑或反顾。

六月初一日，李纲进入行宫，拜见新帝，他念及家国之奇耻大辱与危难，“不觉涕泗之横流”。鉴于一些人的反对，李纲更感到自己不能腆颜受命。他说，“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宰相，则不可”。“陛下断自渊衷，特达用臣，而外廷之论如此，臣敢当此任？愿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宋高宗慰谕一番，当即命内侍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翌日，李纲再次奏对于内殿，宋高宗说：“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其无辞。”李纲说：“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颠，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李纲对这位新皇帝的了解其实不深，但某些片断的事实和印象，已使李纲见微而知著。他不得不向官家剀切陈词，以宋钦宗的失败帝业为戒，“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初无左右先容之助，徒采虚声，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臣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臣孤立寡与，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志毕虑，图报涓埃，虽死无憾。”[30]李纲就此开始了他的相业。

二、宗泽赴任开封府

宋高宗称帝不满十日，当宰相李纲尚未至南京应天府行朝赴任之时，即已打算命王伦和朱弁充大金通问使与副使，傅雱和赵哲充大金通和使与副使。“既而黄潜善、汪伯彦共议改雱为祈请使，閤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为副，而伦、弁、哲不遣。国书外，又令张邦昌作书遗二帅”。将“通问”和“通和”的使名改为“祈请”，无非是寓自我贬辱之意。命令金人所立伪楚皇帝张邦昌修书，致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和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也无非是企求对宋朝重新立国而废伪楚有所谅解。史称“时潜善等复主议和，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始敌求割蒲、解，围城中许之。潜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誊（宋高宗即位）赦文下河东、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五月）乙未（六日）、丁酉（八日）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应机进止”。[31]

以上命令当然是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共同决定。当时，金军仅占领河北与河东的十多个府、州、军，而大部分州县“皆为朝廷固守”[32]。然而“每惟和好是念”[33]的宋高宗，却决定承认北宋末开封城下之盟，与金“画河为界”。黄潜善和汪伯彦提出的“画河为界”，事实上成了宋高宗即位后十四年间基本的政治构想和设计，其目标无非是屈辱媾和，以求苟安一隅，根本不打算恢复故地。

赵士在宗室中颇有贤名，又是赵构的“皇叔”一辈，他在拥戴宋高宗即位中起过作用。但他对此政治构想和设计，深感忧虞和气愤，遂“首论大臣误国”，力荐李纲任相。宋高宗随即发表赵士外任知南外宗正事，将他逐出朝廷。监察御史张所反对放弃两河，弹奏黄潜善“奸邪”，也被贬官凤州团练副使，流放到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安置”。宋朝台谏官虽然官位不高，但政治地位重要。张所作为一名台官，仅因弹奏一个执政官，而承受如此厉害的惩罚和贬黜，这在以“好谏纳言”为“家法”的宋朝，[34]是相当罕见的。张所和赵士成为新皇帝“立极之初”首先被逐的端人正士。[35]

宗泽来到南京应天府，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当然都不容宗泽干预朝政，认为最妥当的处置，就是外任，遂发表他升任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36]其文职虚衔徽猷阁待制升龙图阁学士，即由从四品升正三品。[37]他与李纲都是在六月初一日，先后觐见宋高宗。自两人在北京大名府不欢而散正好时隔半年，转瞬之间，当时的康王，虽明知不像人物，却已成宗泽必须毕恭毕敬行臣规的皇帝，时事的巨大变迁，一时使这个老臣百味俱陈，百感交集，“气哽不能语，涕泗交颐”，据称宋高宗表面上也“为之动容”“问劳甚厚”[38]。

《宗忠简公集》卷1《条画四事札子》是宗泽对新帝的第一奏，表露了他不得不说，却又不得畅所欲言的复杂思考和感情。《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将前三条概括为“一论人主不可以喜怒为赏罚；二论人主职在任相，（愿）于稠人广众之中，不以亲疏，不以远近，虚心谨择，参以国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参之；三论臣下有怀奸藏慝，嫉贤蔽善者，当使耳目之官沥心弹纠，毋有所隐”。以上三条其实都是针对皇帝重用把持朝政的黄潜善和汪伯彦，却都说得隐晦曲折，含糊其词。宗泽所陈的第四条说：

臣闻天下之事，为于可为之时，则成，为于不可为之时，则败。成败之机，间不容穟。是以古人有“时哉！不可失”之语。恭惟陛下继离之照，法乾之刚，故见机而作，炳果断而罔后艰，成败之机，不出昭回之鉴，臣复何言。臣诚心，祗思徇国，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见事有当行，请之必力，言既拙直，势甚孤危。愿陛下察臣之衷，力赐保祐，使全骸骨，以尽余年。臣之悃诚，言不尽意。

按照古代臣规，宗泽不能指摘刚即位的皇帝过错，还须违心地称赞“陛下继离之照，法乾之刚，故见机而作，炳果断而罔后艰，成败之机，不出昭回之鉴”。宗泽也明知自己的处境，“见事有当行，请之必力，言既拙直，势甚孤危。愿陛下察臣之衷，力赐保祐，使全骸骨，以尽余年”。最终“臣之悃诚，言不尽意”一句，活画了他欲言又止的无奈境遇，却只点到为止了。

然而宗泽得知“画河为界”的决策后，他的满腔义愤又不可抑勒地迸发了，他又专门为此上奏说：

臣闻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之天下也，奕世圣人继继相承，增光共贯之天下也。陛下为天眷佑，为民推戴，入绍大统，固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亿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又议割河之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奈何轻听奸邪附贼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自金贼再犯，未尝用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曰征曰伐，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虏言是听，惟虏求是应，因循逾时，终致二圣播迁，后妃、亲王流离北去，宗社蒙耻。臣每念是祸，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

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转坤，大明黜陟，以赏善罚恶，以进贤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兴我大宋基业。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但见刑部指挥，有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河西、陕之蒲、解。兹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为是说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坏天下忠义之心，褫天下忠义之气，俾河东、河西、陕之蒲、解，皆无路为忠为义，是贼其民者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臣衰老，不胜痛愤激切之至！[39]

在此奏中，他不仅不点名地痛斥“为是说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并且直接指责皇帝即位“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奈何轻听奸邪附贼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针对“画河为界”，他最为愤慨和忧心者，就“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无比忠荩激愤之情，流自肺腑，溢于言表。但此后的史实表明，此奏对宋高宗本人其实也根本不能有所触动。

六十九岁的宗泽和四十五岁的李纲在南京应天府相会，这也许是两人的初次会见，又终于成为最后的一面。在饱经忧患之余，两个志同道合者互相倾吐衷曲。宗泽“忠义慷慨，愤发至流涕”[40]，李纲“与语，衮衮可听”[41]。此后，宗泽又再次在给李纲信中特别强调：

毋蹈东晋既覆之辙，毋安积薪未燃之火。[42]

宗泽不断公开斥责黄潜善为“闽人”，汪伯彦为“徽人”，“朝夕赞（陛）下南幸”，“何故厚于贼虏，薄于国家”[43]。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自然对宗泽恨之入骨，只望将他尽早逐出朝廷，又设法使宗泽改任知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兼京东路制置使。[44]李纲为此在宋高宗面前力荐他出任知开封府。依《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所述：

是时范讷、王襄罢，而开封府与留守阙官。余荐宗泽于上，以为留守非泽不可。泽，浙东人，自为小官，即卓荦有气节，敢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靖康间，知磁州，上以康邸持节使虏中。时金人已再犯河北，泽力挽留，以为不可行。其后有元帅之命，遂即大位，泽之功为多。同列忌之，谮毁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阳府。余到行在，泽适至，与语，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荐之。上笑曰：“泽在磁，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镇抚之，不独外寇为患，亦有内变可虞，使泽当职，必有可观。”上许之，乃除延康殿学士、知开封府事、兼留守。

李纲强调“绥集旧邦，非泽不可”，宋高宗便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45]延康殿学士后又复端明殿学士旧名，就文职虚衔而言，比原有的龙图阁学士高一官。[46]在当时的形势下，宋高宗根本不愿回旧京，开封知府自然是最重要的外任差遣。对宗泽的人事安排，事实上成了李纲相业中一个最重要的部署。宗泽于离南京应天府赴任途中赋诗描写自己的心情说：

泣涕收横溃，焦枯赖发生。

不辞关路远，辛苦向都城。[47]

宗泽在诗中所表述的，其实就是后来岳飞《满江红》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样的怀抱。但他却已是年近古稀、气血枯竭的老人，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仍然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不惮奔赴前沿，进行人生最后的拼搏，何其悲哉！何其壮哉！

三、李纲惨淡经营的相业

经历了北宋末年的祸乱变故后，李纲已成为一个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后来朱熹评论所谓“中兴诸相”时说，唯有“李丞相大义分明”，“建炎再造，首登庙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48]所谓“粗”，无非是指他不谨小慎微，对细节的考虑不够周全缜密。这对一个掌大政方针的宰相而言，不过是微瑕和小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