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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整顿就规矩 居然听颓覆李纲宗泽（第2页）

面对着一个年轻的，既缺乏政治经验，事实上又只图苟安的皇帝，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慨然以修政攘夷为己任”。[49]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审度宋、金力量的对比，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在六月初二日，最初就提出了十议，将写就的札子面陈皇帝：

其一曰议国是：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其二曰议巡幸：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其三曰议赦令：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

其四曰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身处宫禁，南面以朝。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为三公、真王，参与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鲜伏节死义之士，而奉贼旨，爱伪官，屈膝于其廷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仿之，以励士风。

其六曰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

其七曰议守：大略谓贼情狡猾，势须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其八曰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其九曰议责成：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审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

其十曰议修德：大略谓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50]

以下对李纲任相时的几项重大规划和措施，分别予以介绍：

（一）力主对金先守后战，而不应和：对金政策当然是南宋初最大最重的问题。李纲在《议国是》奏中特别强调，“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昔金人与契丹二十余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则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于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后已，臣愚窃以为过矣。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俟于可为之时”。“然则今日为朝廷计，正当岁时遣使，以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至于金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练兵选将，一新军律，俟吾国势既强，然后可以兴师邀请，有此武功，以俟将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陈和、守、战三说以献。伏愿陛下断自渊衷，以天下为度，而定国是，则中兴之功可期矣”[51]。他既拒绝卑屈求和，又反对轻率冒险，主张先守后战，而不应和，这当然是唯一可行的“上策”。

在李纲的坚持下，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原拟的祈请使傅雱，[52]改名大金通问使，与副使马识远北上河东。[53]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10傅雱《建炎通问录》说，“参见李丞相纲，首以使事相问”，“李丞相奏知河东奉使，臣与傅雱言，一言而合，即得旨，差雱河东路奉使”。李纲虽迫于皇帝之命，也须遣使，但与傅雱“一言而合”，然后再上奏委派。

（二）人事安排：宋高宗对于李纲的十议，“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札，余皆留中”，并且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54]所谓“执政”当然是指黄潜善和汪伯彦。这表明在李纲任相之初，凡他提出的政见，宋高宗必须再同黄潜善和汪伯彦商量之后，再确定取舍。其实，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使对于皇帝“降出”的五议，黄潜善和汪伯彦也同样持反对态度，只是一时尚不便于一切否决而已。

李纲与宗泽会面时的具体谈话内容，后人固然已不可知，但揆情度理，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两执政把持朝政，宗泽不可能不对李纲谈及。李纲又体察各方面的情况，自然已深感自己虽名为宰相，却孤立于朝廷，他盘算着寻找和援引帮手，以求改变此种局面。

在李纲的力争之下，宋高宗“诏亲征行营副使司、河东宣抚使司官属见责降人朝奉郎方元若、奉议郎裴廪、直秘阁沈琯、朝奉大夫韩瓘、刘正彦、奉议郎张焘、承务郎邹柄、宣教郎何麒、从事郎何大圭、刘默、张牧等十七人并与差遣”[55]。如前所述，张焘是他的妻弟。当然，李纲的十七名前幕僚的复官，并授予差遣，肯定不足以解决孤立于朝的问题。

前任宰相吴敏与李纲一直相好，维持了私人友谊。但依吴敏的声望、政绩和资质，也不可能成为李纲举荐的对象。北宋末，与李纲志同道合、密切协同的执政只有许翰。《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说：“其后许翰至，余荐之于上，谓翰外柔内刚，学行纯美，谋议明决，宜在左右，参与大政。上亦喜其论事，乃以为尚书右丞，然翰之来晚，不能有相助也。”许翰“与李纲最厚”，由李纲“力引之”，他在七月就任。[56]李纲力荐的三个最重要的外任官员是宗泽、张所和傅亮。除了成功举荐宗泽之外，另两人的情况留待后面再叙。虽李纲说许翰“不能有相助也”，但黄潜善等人“请罢泽，翰极论以为不可”[57]，还是支持了李纲和宗泽。

李纲没有忘记几位曾积极支持他，而被贬黜的言事官。他对宋高宗说：“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58]陈公辅、程瑀和余应求三人，“坐党附李纲，责监川陕诸司商税，至是并召”。宋高宗命“承议郎陈公辅为尚书吏部员外郎，朝奉大夫程瑀行司勋员外郎，朝散郎余应求为考功员外郎”[59]。但三人事实上还来不及赴任。

如前所述，有一早年即与李纲熟识的邓肃。李纲尚未到南京应天府，邓肃就被宋高宗任命为为左正言。[60]李纲拜相，邓肃写信说：“闻入参大政，欣跃之余，连夕不寐。盖非谓大厦已成，预为燕雀计；实幸斯道有传，而海内均福也。国势委靡，无如今日，然纪律已定，夫何患哉！”[61]他又以“门人、左正言邓肃”的名义进贺诗，其序说：“肃不敢效世俗谄语致贺，直述京城围闭，君父蒙尘之状，以见不共戴天之雠，在所必报也。伏乞钧慈特赐采揽。”[62]

邓肃处谏官之位，事实上积极配合李纲的相业。他弹劾开封围城中“受伪命者”，以及耿南仲、耿延禧父子等。[63]他上奏指责，“御药院奉圣旨，下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数。且拆洗云者，岂必姝丽耶？”“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见女童，举封其臂，间有脱者，其行贿已不赀矣。搜求之甚，过于攘夺，愁怨之声，比屋相闻。呜呼！尹开封府者与领御药院者，亦何累吾圣天子如是之甚哉！”[64]实际上是批评宋高宗好色。李纲也积极配合，向皇帝“论开封府封臂买童女”等事，宋高宗表面上只能表示“嘉纳”，内心其实却种下了嫌恶。[65]

（三）整饬军队和抗金军事部署：面对金军的严重威胁，如何强军，无疑是李纲新政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决心扭转军法和军纪废弛的局面。在他的主持下，宋廷于当月“颁军制二十一条”，其中有重申的旧法，也有另订的新法。如第一条即是申明阶级之法，第二条是申明禁兵逃亡法。第三条规定：“禁军出战，遇贼敌进前用命者，赏；辄退不用命者，斩；贼众我寡，力不能胜，因致溃散，不归本部、本寨聚集者，斩；因而逃归住营去处及作过者，家族并诛。”这是根据北宋末禁军不战而溃，逃窜各地，乘乱作乱的情况，而制定的新法。第十条规定：“全军胜，则全军推赏，全队胜，则全队推赏。同退走者，尽斩。军、队虽不胜，其间有能自斩贼级，及中伤在前者，自行推赏。”[66]这也是另订的新法。李纲希望通过这二十一条军法的贯彻，以整饬军纪，增强军力，争取抗金战争的全胜。

李纲在《议守》札子中说：

今日守备之策，当以河北、河东之地，建藩镇，立豪杰，使自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备器械，屯兵聚粮，坚壁清野，教车战以御其奔冲，习水战以击其济渡，使进无所掠，退不得归，则其势必不敢深入。至于陵边隅，破城邑，则不能保其必无也。但能备御，今冬不至越轶，使国势渐定，人心稍安，则自此得益修军政，吾无患矣。[67]

李纲的基本设想，是须在沿河、沿淮和沿江建立纵深防御，拟定了从河北东路、京东东路到两浙西路、两浙东路等十四路，每路设置若干帅府、要郡和次要郡，各积穀训兵，“如此数年，上下安习，即州郡之兵可用矣”。[68]在他规划之外的只剩下广南、福建和四川七路。后来的战争史表明，只有此七路大致未经宋金战祸，唯有利州路北曾被金军一度入侵，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李纲上奏，建议以车战对付金朝女真骑兵：

金人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则车之可以制铁骑也，审矣！

他特别详细介绍了统制张行中的“造车之法”“出战之法”“布陈之法”[69]。

北宋一代，并不重视水军，李纲依据战争的形势，很重视水军的建设。他说：

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阳置战舰、水军，以防契丹。当时以为迂阔，不果行。使用其说，创设至今，则大河有备，靖康初，金人岂能遽济渡哉？先事而言，则近乎迂；事至而后图之，则无所及。其实今日之急务也。所有诸路合置战船，募水军，欲乞专差官前去措置。

他还专门拟定水军军号为“楼船军”和“凌波军”[70]。此外，他对于“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各地“增修城壁、器械”等，也都有具体建议。[71]李纲还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人民组织“忠义巡社”[72]，抵抗金军。

（四）创设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尽管有靖康之祸，但金军还只是占领河北和河东路的部分州、县。河北失守的仅有西路的怀州（治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卫州（治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濬州和真定府，河东路则失地较多，其他的府、州、军都固守待援。[73]金军连从燕山府南下的通道也未能保持。李纲当然决不能同意宋高宗、黄潜善和汪伯彦遵守靖康城下之盟，与金朝“画河为界”的主张，而坚决主张收地两河。他上札子奏说：

臣窃以河北、河东两路，国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谓：“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肢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势、风俗使然也。而河东实为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陕西之间，其地险固，其民坚忍，其俗节俭，其兵劲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乱，罔不臣服，惟河东最后，再驾而后得之，其难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以孤军入重地，我之守御固，而援师集，其势不难于和。宰相失策，欲脱一时之祸，而不为久长之计，凡所邀求，一切许之，遂割三镇，而河北、河东之地，几去其半。及贼兵退，三镇兵民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边诸郡既已保全，而贼尽力以围太原，不肯舍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全陵寝之故，愿输租税，以易疆土。金人且许且攻，几年而太原陷，犹信谲诈以讲和，不为备御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尽割两路以与之，画河以为界，遣执政、侍从、郎官数十辈，分诣交割，皆为两路之人所杀。

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贪婪之欲，而适足以失两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犹之可也；今乃假和议以款我，既破京师，挟二圣以北狩，胁逼臣僚，僭窃神器矣。而议者犹以割地为然，此何理哉！

河北西路三帅府、二十余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怀、卫、濬，一帅府、三郡而已，其余至今皆坚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结集，多者数万，少者不下万人，各立首领，以相统率，知名号者已数十处，日以蜡书，号吁朝廷，乞师请援，愿为前驱。因而招抚，为吾之用，数十万众，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怀、卫、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过三千人；其余皆胁制吾民，剪发易衣，以疑我耳。大兵临之，遣间要约，必有应者，则三郡不旬月间可复也。三郡既复，则真定可图，而中山之围可解，河北复为我有矣。然后第功行封，以河外郡县，悉议封建，使自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则藩篱固，而中原宁，此今日之要策也。河东之势亦然，但所失州郡，视河北为多。然所以处之之策，亦无以过于此者。

臣愚欲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择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为两路兵民信服者，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结其心；信赏必罚，以作其气；训练习服，以教之战；量补名目，以旌劝其首领；宽给钱穀，以赈贷其乏绝；辟置僚属、将佐，乘机应变。一切许以便宜从事，则两路可以复全，中兴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犹捍水患于决溢之口，则下流无泛滥之虞；御盗贼于门墙之外，则堂奥有安靖之势，理之必至也。倘舍此而不为，则两路之人，且归怨于朝廷，强壮狡狯者，反为贼用，将何以待之？故臣以谓今日之所当先务者，无急于此。惟睿断不疑，特从所乞，天下不胜幸甚。[74]

此外，《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所载乃其口奏，与书面文字互有详略，今录于下：

至于所当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东两路。夫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弃置两路，不复料理，而欲自安于东南；譬犹外有寇盗，不为之藩篱，而欲安于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河东，虽为金人蹂践而残破，（而）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其余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为帅，怀以折彦质遁去，卫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无城郭之故。其余中山、河间、庆源、保塞、[75]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广信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在州郡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结山寨以为固，皆推豪杰以为头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

臣愚以谓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谕陛下德意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者。措置经营，结连其豪杰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复州县。朝廷应副钱粮、告敕，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复一郡，随其高下，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特绝其从贼之心，又可资其力以御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李纲对两河得失与天下安危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特别批判了“议者犹以割地为然，此何理哉！”他对河北的情况显然了解较多，而宗泽给李纲的书信中，则可补充他到开封后所知的河东的情况，“前过京师，有河东数百姓来，日诉乞收复河东州县。有数太学生并太学正王择仁来相见，言收河东事。于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择仁附书并谘目来，与某”。“所有王择仁札子，谨此缴纳”[76]。当时两河地区的抗金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77]宗泽和李纲都主张因势利导，收复失地。面对李纲的正论，黄潜善和汪伯彦尽管内心反对，却无以正面提出驳议，表面上只能“佥议亦颇以为然”。宋高宗问：“谁可任此者？”李纲口奏：“陛下倘采用臣策，臣当询访其人，续且闻奏。”[78]《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叙述了询访和委任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