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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整顿就规矩 居然听颓覆李纲宗泽（第4页）

余将上进呈，奏曰：“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过数郡，其余皆为朝廷守，王师渡河，犹有驻泊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太半陷没。沿河一带，自解州、河中至河阳、怀、卫，皆为金人所据。今经制司军旅未集，遽违前议，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将佐、士卒，当此一道，而经略之。古者将帅不从中御，愿且如前议，尽将帅之智虑而责成。俟其淹旷时月而无功，则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驱之若是之遽？”而潜善、伯彦皆谓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机会，如亮等但欲逗遛耳。

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见有机会可乘。但当委任将帅，使择利而动耳。今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正所以为贼饵，不见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余日，申明朝廷前后所降指挥不同，乃将帅之职，岂可便以为逗遛？如赵充国坚执屯田之议，不闻宣帝以为罪也。臣以谓不若只依前降指挥为便。”

上以潜善、伯彦执议，圣意颇惑，依违不决者累日。余留身，极论其理，且言：“潜善、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赖圣度鉴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极力以沮傅亮。盖招抚河北，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职。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谓二人乃设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愿陛下虚心以观之，则情状自见。”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挥，于陕府置司。”

至翼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盖潜善留身密启之也。余留御批将上，奏曰：“臣昨日论傅亮事，已蒙宣谕：俟批出，依元降指挥。继奉御批，乃罢亮经制使，不知圣意所谓？”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

余奏曰：“臣论傅亮，乞降指挥，非谓不使之渡河。缘亮昨乞于陕府置司，与金人对垒，募兵训练，择利过河，收复州县。朝廷已从其请。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泽节制，即令过河。臣谓有不可者三：事从中御，不尽将帅之虑，一也；军旅未集，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必为金人之所溃，二也；军溃之后，朝廷未有将佐、士卒，可以当河东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为非是，当依前降指挥，以责成功。今乃缘臣争论之故，并与经制司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阴有以荧惑圣听，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达之知，起自罪谪，付以国柄。方艰难之秋，但知一意以为国家，苟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庶几仰副委任之万一。诚以傅亮经制河东，乃今日所当为之大者。潜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罢之，此而可沮，则其他孰可为者？今御批犹未施行，愿陛下致察于此，尚容臣得待罪于宰司，以图报称。不然，臣岂敢尸禄，贪冒宠荣，以虚负天下之责哉！”

上无语，余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傅亮，乞以御批降付潜善施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臣非敢轻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罢，则臣何敢决去。”因再拜榻前，上犹慰谕，谓不须如此。余既退，闻亮竟罢去，乃入表札求去。

以上只是李纲所接触到的片断情况，发生于八月十二日和十四日，[102]仅比关于张所的争议晚了五至七天。至于黄潜善、汪伯彦等如何密谋，如何怂恿皇帝罢傅亮，逐李纲等史实，已成永远的历史空白。事实上，宋高宗对傅亮几月前“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的奏语，一直心存嫌恶。但他已不是单纯罢傅亮，而是决计通过罢傅亮，逼李纲提出辞呈，以逐出朝廷。按上引记录，李纲正论侃侃，说得宋高宗哑口无言。宋高宗明知理亏，分明拿不出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说词，却仍坚持“画河为界”，弃地两河，退避南方的决策，而只能行出尔反尔、反覆变诈之术。因为不罢李纲，不搬掉绊脚石，又何以推行此项基本决策？然而宋朝祖宗又留下了体貌大臣的传统，故宋高宗在表面上仍须与李纲虚伪地敷衍一通，以示圣恩的包容和宽厚。

应当说明，按汪伯彦掌管的“枢密院复取旨”，令河东路经制使司“听宗泽节制”，其实绝非是要扩大宗泽事权，而是旨在撤销李纲所设之河东路经制使司。一旦目标达到，“听宗泽节制”自然成为空文。

当时的宰执除左相李纲、右相黄潜善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之外，另有同知枢密院事张悫和尚书右丞许翰。正如李纲所述，他曾反对张悫出任执政，故张悫在对待张所与傅亮的问题上，确是附会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不仅是李纲，宗泽和许翰也将张悫视为黄、汪一党。如宗泽上奏正式谴责说：“仆射黄潜善、枢密汪伯彦、张悫，皆无远识见，无公议论，偏颇回遹，惟富贵是念。”[103]许翰是在七月十五日任命的。然而上引李纲的记录中，不见许翰参政的议论，具体情况不清楚。正如前引李纲自述：“然翰之来晚，不能有相助也。”

张浚的劾奏原文今未传世，大致“以为纲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论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窃庇姻亲等十数事”[104]。据朱熹所写张浚行状说：“宰相李纲以私意论谏议大夫宋齐愈，腰斩。公与齐愈素善，知齐愈死非其罪。谓上初立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恐失人心。”[105]朱熹此件文字，其实是碍于与张浚儿子张栻的私人交情，照录张家提供的原文，有所曲笔。但《朱子语类》卷131说，李纲“相于南京时，建议三事。宋齐愈言之，其时正诛叛人，遂以宋尝令立张邦昌，戮之。当时人多知是立张邦昌，间有未知者，宋书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张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当时模样，亦是汪、黄所使（令）。魏公（张浚）亦汪、黄荐。李罢相，乃魏公言罢也”。张浚“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如汪、黄在高宗初年为宰相”，“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对张浚此事持批评态度，并且认为宋齐愈是汪、黄同党。按宋朝的惯例，台谏官提出弹劾，不管是非曲直，宰相和执政也只能向皇帝上交辞呈。

李纲深感事无可为，已非去位不可了。他最后一次面对，宋高宗仍虚情假意地挽留，说：“卿所争事小，何须便为去就。”李纲说：“潜善、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功，方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建请料理河东、北两路，谓车驾宜留中原，皆不与之同，宜其嫉，无所不至。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有人说：“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如谗者何？”李纲说：“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知全吾进退之节而已。畏祸患而不去，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106]

尽管古代有严格的臣子规矩，李纲却在《乞罢第二表》中，无可抑勒地强烈表述了他极端痛愤之情：

顾两河之土彊，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坚垒，嶪嶭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鎻。风气便用武之习，兵法坚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济者。堤防修，则泛滥自息；藩篱固，则堂奥可宁。机会在于一时，功利收于百倍。力陈至计，幸契渊衷。创招抚、经制之两司，择张所、傅亮为二帅。所建议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总戎于建炎之初，有大将之规略。皆采众论，匪徇私心。斋坛既登，戎车甫驾，时靡旬日之久，变生腹心之间。枢密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从中以罢亮者方寸纸。事同戏剧，人为咨嗟。而臣备位宰司，误膺国寄，既不能以先见之明杜谗口，又不能以至诚之意回天心。复何颜面？尚叨宠禄！[107]

五、李纲罢相后的倒行逆施

李纲罢相，震动朝野，使一些稍有血性的士大夫感到难以保持缄默。在北宋末领导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的太学生、名士陈东，应宋高宗之召，正好在“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状申尚书省，不报。因寓居神霄宫”，尚未得皇帝召见。[112]如前所述，他其实与李纲无一面之交，但闻知此讯，激于爱国义愤，就立即上书。关于他的上书，今存《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3载有三份，看来经后人所删节，其大意是“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邀请二帝”[113]。但指责宋高宗“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一段文字，当时已广为流传，[114]肯定是被删去了。另一抚州崇仁县（今江西省）士人欧阳澈也上书，“极诋用事者”，并且“语侵宫掖”，指责宋高宗“宫禁宠乐”[115]，无非是批评皇帝沉湎女色，宠信宦官之类。

他们切直无隐的忠言，刺中了宋高宗的灵魂痛处，使他恼羞成怒。关于两人被害的一份重要原始记录，是今载于《宋陈少阳先生文集》卷8和《欧阳修撰集》卷7的许翰《哀词》，许翰说：

及纲罢相，翰犹缀班列奏事。一夕，见潜善独留甚久。翌日，上顾潜善曰：“昨夕二人已处之矣。”因泛言：“欧阳澈书论朕宫禁宠乐，恶有此事。陈东书必欲留李纲，归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罢（朝），问潜善：“上所处者何人？”曰：“即（后所指）陈东、欧阳澈也。”“处之如何，岂已逐之耶？”曰：“斩之矣！”翰惊失色，潜善乃曰：“今日方将论救，已不及矣。”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示。”是时伯彦、（张）悫皆不复问其本末，盖所与闻者也。伯彦等但称叹主上威神睿断。而潜善至堂，见应天府尹孟庾白事，独诘何以不关政府，而斩东等，微示愠色。盖潜善前留，本定此议，恶专其恶，故反推而远之也。

许翰说：“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纲罢，而留臣无益。”他又说：“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今东戮于都市，吾在庙堂，可乎？”“因力求去”，黄潜善、汪伯彦“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120]。他满怀悲愤，离开朝廷，对皇帝的秉性是看透了，可说是痛心、伤心，兼之寒心到了极点。许翰从此就选择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再也不愿参政。后宋高宗“召复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辞不至”[121]。

按“画河为界”的既定决策，河北西路招抚司自然必须撤销，而招抚使张所自然是宋廷的重点打击对象。张所刚发遣都统制王彦、统制岳飞等率七千装备不良的军队，渡过黄河，前往收复失地，贬谪张所的命令便于九月下达。黄潜善极其憎恨张所，认为过去将他流放江州尚不解恨，又通过宋高宗，将张所贬逐至岭南，这是宋时对官员极重的处分。张所一片丹心，忠于职守，投降派其实根本搜剔不到什么罪名，居然下此毒手，作为对弹劾黄潜善的报复，也足见时政之昏暗。张所后居留荆湖南路首府潭州，被土匪刘忠杀害。[122]这位“有材气谋略”之士，“勇于有为，敢任难事”[123]，空怀报国抗金之志，小朝廷却根本容不得他发挥才能，竟未得以施展半点儿抱负。张所实际上又是被小朝廷活活糟蹋致死，赍恨以殁。在张所被贬后十多年间，仍是“身名凋丧，後嗣零落”，几乎无人提及。只有岳飞感念遣恨和旧恩，为之上奏，要求褒表忠义，而宋廷也只是追复原官。[124]

左正言邓肃仍挺身为李纲主持正义，他上奏恳切而委婉地说：

窃惟人主之职，在论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纲于贬所，而任之以均衡，其待之非不专，而礼之非不厚。然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诚矣。惟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严甚，此臣所以窃有疑也。既非台章，又非谏疏，不知遣词者亦何所据而言之？臣若观望，岂复敢言？臣爱君，其敢默默乎？且两河百姓虽愿效死，而五月之间，略无统领，民心茫然，将无所适从矣？及李纲措置，不一月间，民兵稍集。今纲既去，两河之民将如何哉？伪楚之臣，罪当万死，前日纷纷，皆在朝廷。李纲先乞逐逆臣张邦昌，然后叛党稍能正罪。今纲既去，则叛臣将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两河无兵，则夷狄骄矣。李纲于此，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也。昔者宣王所以为中兴之主者，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圣德，过于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岂可后哉！李纲一日之长，亦惟陛下采之。[125]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张浚又劾奏秘书省正字胡珵。胡珵颇有文采，“陈东上书，攻六贼，言者谓珵尝润色其书”[127]，实际上参与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如前所述，他曾任李纲宣抚司幕僚，“尤蒙特顾”[128]。张浚指责他“挟谄媚之姿，躬奸回之性，沾沾可鄙，自托李纲，服童仆之役，而出入其寝室，朝夕交结，阴中善良。逮纲遭逐，营为百计，密招群小，鼔唱浮言。陈东之书，珵实笔削，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一时哄然，几致召乱。按珵罪状，天地不容，愿褫夺官爵，投之荒裔，永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129]。宋高宗为此下诏说：“秘书省正字胡珵交结权要，传导风指，讽谕狂生，扇揺国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编管。”[130]将他流放到当时的岭南炎荒之地，这当然是十分严厉的处分。

在李纲等一批忠臣义士被贬被杀之后，宋高宗遂得以按与黄潜善、汪伯彦等原定的决策，于十月一日将“行在所”自南京应天府迁往淮南东路扬州（今属江苏），[131]“凡（李纲）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132]。他在临行前下诏说：

朝廷以连年兵革，国势未强，所以长虑却顾，巡幸淮甸。访闻小人乐于侥倖，撰造言语，妄倡事端，意在煽惑军民，成其私计，不可不治。应敢妄议，欲摇动朝廷者，许人告，有官人转五官，白身人补保义郎。同谋或为首始谋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谋及知情曾见闻不告之人，并行处斩。[133]

宋高宗又下诏奖励告讦，企图以酷刑峻罚钳制天下之口，这进一步暴露了他秉性的极端残忍。

黄潜善、汪伯彦等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高明的对金政策，无非一是南逃，躲避金军的兵锋，二是卑辱遣使求和。但骄狂的金人一意要吞灭宋朝，对宋的复国完全采取不承认态度，宋高宗一厢情愿地派人出使金朝，到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为止，前后遣使五批，除了第一批外，后续的四批都被金方扣押。[134]

[1]。《梁溪全集》卷136《〈靖康行纪〉序》，今据附录一《年谱》引《〈靖康行纪〉序》摘录。

[2]。《梁溪全集》卷57《节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状》。

[3]。《宋史》卷89《地理志》。

[4]。《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引《〈靖康行纪〉序》。

[5]。《梁溪全集》卷17，附录一《年谱》引《湖海诗序》。

[6]。《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7]。《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

[8]。《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

[9]。《梁溪全集》卷162《书杜子美〈魏将军歌〉赠王周士》。据同卷《跋王府君文编》，又《直斋书录解题》卷21：“《王周士词》一卷：长沙王以宁周士撰。”可知王以宁字周士，如前所述，他曾是李纲宣抚司参议官，此后彼此一直有交往。

[11]。《历代名臣奏议》卷82欧阳澈上书，《欧阳修撰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12]。《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未，《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附吕中《中兴大事记》。

[13]。《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会编》卷124，《太仓稊米集》卷57《上皇帝书》。

[14]。《北山小集》卷36《寄李枢密论事札子》。

[15]。《梁溪全集》卷60《御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高宗属意李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