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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整顿就规矩 居然听颓覆李纲宗泽（第3页）

既退，询于士大夫间，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傅亮可以经制河东，而余亦颇闻其为人。张所者，山东人，以进士擢第，有材气谋略。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阙，欲割弃河北，既遣使矣，虏骑薄城，京师围闭。所在围城中，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渊圣许之。蜡书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犹有一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应募者凡十七万人，故所之声满河北。部勒既定，会都城破，谋弗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见上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合措置事件以闻。朝廷欲以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留之，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是时，余尚未至行在也。

是时所已赴谪所，遣使臣赍札子召之，二十余日而后至。上召对，摹画称旨，赐五品服，内府赐缗钱百万，以备募兵半年钱粮，给空名告千余道，以京畿兵千人为卫。将佐官属，听自辟置，一切许以便宜从事。有朝请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众数万保西山，屡胜金贼。闻上登极，自山寨间道来，献其所谋，正与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详。有旨，除直秘阁、招抚司参谋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余日而后行。

在北宋与南宋之交，张所无疑是位“有才气谋略”之士，由于弹奏黄潜善，而彼此有私隙，一时使李纲颇感为难。但他也未想到，“潜善欣然许诺”，张所出任河北西路招抚使一时显得相当顺利。

李纲另外荐举的傅亮，是同州冯翊县（今陕西省大荔）人。[79]靖康时，御史中丞陈过庭为上奏介绍，“房州文学傅亮博通古书，深晓时事，论议慷慨，智略纵横。昨充制置司勾当官，未几，以轻儇与陕西监当，又改湖南掾官”，建议“稍加试用”[80]。北宋亡国后，“房州文学傅亮以所募兵数千人入援”，“亮自朱仙镇直抵（开封城南）青城”[81]。《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叙述说：

傅亮者，陕西人，以边功得官，谙练兵事。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请以亲王为元帅，治兵于河朔。渊圣不喜，令押出门。其冬，复有荐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陕右、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首至城下，屡立功。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斩斩然整一，无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诣行在，召对，除通直郎、直秘阁。而亮之为人，气劲言直，议论不能屈折，执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两经残破，无城壁，亮上疏自陈曰：“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执政摘其语，以为悖傲不逊，降通判河阳府，亮愤懑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来，与语连日，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欲且试之，乃荐于上，以为河东经制副使，而以观察使王为使。亦陕西人，累立边功，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

宋高宗对傅亮的直言，显然十分不满，但经过李纲的开陈和劝说，也同意委任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至于充任河东经制使的王，虽曾在陕西“累立边功”，又“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而往后的军事实践表明，他无疑只是个贪财和畏怯的庸将。

（五）力主对失节事仇者给予处分：任何民族都会有优点和缺点，有积极面和消极面。问题在于缺点和消极面占多大比例，特别是否占了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士大夫的气节问题。孟子就总结出了“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极可珍视的古训。[82]“然而在专制政治下，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而守节却是非常状态”[83]。陈公辅自靖康以后，一直被指为李纲同党，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祸，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84]

在北宋末的变故中，固然也有如李若水、梅执礼、程振等死难者，如前所述，梅执礼和程振都是李纲的朋友。在开封围城中，也有如张所、马伸、吴给等参与吴革谋划起兵靖难者。[85]但也出了一大批卖国求荣的无耻之徒，如张邦昌伪楚政权初立时，“工部侍郎何昌言请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从弟通直郎昌辰亦请于吏部，更名知言”[86]，一时引为笑料。

前第二章已介绍，李纲是特别强调节义者。他在《议伪命》札子中说：

臣闻运会之阨，何代无之。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时，则仗节死义，有死而已。国家涵养士类，垂二百年。适遭金人之变，劫质二圣，拥銮舆而北迁，逼立臣僚，易姓建号。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顷，稽颡屈膝，奉贼称臣。有为金人之股肱，驱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属者；有为金人之喉舌，传命令，废本朝，而建伪楚者；有因为奸利，汙染国戚者；有为伪楚之辅翼，总其政事者；有受伪楚之官爵，与闻议论者；有肆为恶言，以辱本朝，以谄邦昌者；或为之草劝进之表，或为之定册立之仪。视之恬然，不以为怪。

夫节义者，天下之大闲也。近年以来，士知利而不知义，故平居无事之时，惟以保家谋身为得策；而一经变故，坐视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国威，大变其风，天下未易理也。[87]

道理说得如此透彻，但如前所述，此议与另一《议僭逆》，即对张邦昌处分等，当即被宋高宗“留中”，说是“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即黄潜善和汪伯彦不同意，不便执行。

李纲拜相后提出的一系列大政方针，表明他的确是一位能以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而力挽危局的相才。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88]今存李纲有一阕《苏武令》词，似为拜相后所作，以言心志：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89]

四、李纲动受掣肘与罢相

在朝事危难的关头，气节无非是表现为正气，李纲当然十分懂得树立和发扬气节的重要性。但无论是对宋高宗，还是对黄潜善和汪伯彦而言，他们既已立定主意，就是要降金苟安，就须在根本上回避气节问题；却又无以提出堂皇的理由，反对李纲的正论，就只能对“僭逆”和“伪命”两议采取模糊和淡化的态度。

李纲坚持己见，他对宋高宗说，“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已蒙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僣逆以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处分”。“方国家艰危，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尊崇僣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与之廷辩”。

宋高宗遂“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而“潜善主之甚力”，经李纲“诘难数四，乃屈服，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李纲说，“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邦昌已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臣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黄潜善再也无话可说，李纲又斥责吕好问对黄潜善之附会，汪伯彦只得说：“李纲气直，臣等不及。”宋高宗方才将李纲的《议僭逆》“降出”。但于翌日面对时，黄潜善“犹左右之”。宋高宗便令“太傅、同安郡王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90]。

在李纲的坚持和邓肃、左司谏潘良贵[91]等的弹奏下，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等一大批失节的官员分等受到惩处。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徐秉哲。宋高宗居然一度令他“假资政殿学士、领开封尹，充大金通问使”，“释秉哲之罪，使谕敌求和，秉哲不受”。于是“责授昭信军节度副使，梅州安置，坐使金辞行也”[92]。处分降臣，李纲似乎暂时占了上风，却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仇隙更深。

宋高宗最初对张邦昌移交政权，颇为喜出望外。但他的态度又很快变卦，认为张邦昌的存在，对自己的帝位始终构成威胁，故最后仍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等不臣的“心迹”，赐令自裁。[93]

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而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却私下怂恿宋高宗南逃，这实际上也是对李纲政争的反扑。李纲不得不在一次奏对时规劝说：“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揺，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宋高宗只能口不应心地解释说：“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李纲拜贺与称赞说：“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又说了一番“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的道理。李纲还为皇帝“拟撰诏文”说：

（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来，图虑弗臧，祸生所忽。肆朕纂承。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军马，以防金人。秋高气寒，再来犯界，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已诏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以为尔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庶几天意昭答，中国之势寖强，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应在京屯兵聚粮，修治楼橹器具，并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94]

臣伏读愕然，未喻圣意，不知天虑与前不同，果以为当如此耶？将左右大臣密献此说，姑从其策耶？如天虑果以为当如此，臣窃以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献此说，则臣窃叹其未尝深思远虑，姑欲脱一时之患，而不知祸难之在后也。夫京师，宗庙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礼当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备，而防秋之期已迫，势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争。至于巡幸东南以避狄，则臣不知车驾果将安之耶？若欲出于下策，遂往建康，则臣恐天下之势倾，而中原不复为我有矣！

经李纲苦口婆心地劝说，据理力争之后，宋高宗“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令与执政商议”。李纲于翌日又再具札子，并口奏说：“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愿断自渊衷，以定大计。”皇帝表面上不得不勉强同意，“乃许幸南阳”，但在内心深处，却深为嫌恶李纲，无非是其直言刺中了他希图“画河为界”，苟安宴乐、言而无信的痛处。两人的对金政策有根本性的分歧。

实际上，黄潜善和汪伯彦仍坚持原议，“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其议颇传于外”。“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他的处境已相当艰难。有幕客私下劝李纲说：“士论汹汹，咸谓密有建议者，东幸已决，南阳聊复尔耳。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李纲回答：“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当以去就争之。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然，吾可贪冒宠禄，为保身计，虚受天下之（贵）哉！”[95]所谓“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过是古代不得不遵守的臣规的虚辞而已。李纲积累了近两个月的从政经验，内心何尝不清楚，皇帝是听从黄潜善和汪伯彦，还是相信自己？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决不愿妥协。

宋高宗设法提升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官位。六月，他将汪伯彦升任知枢密院事，作为长官。八月初，又任命李纲为左相，黄潜善为右相。[96]黄潜善特别举荐虞部员外郎张浚任殿中侍御史，[97]其实是要他充当自己驱除政敌的打手。

作为谏官的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在面对时，对李纲的措置持异论，说“招军、买马、劝民出财助国非是”。张浚与宋齐愈颇有交谊，在面对前，宋齐愈对尚任虞部员外郎的张浚说：“李丞相今上三议。李公素有名誉，其建明乃尔。”张浚进一步追问，宋齐愈说：“胡可为也？今西北之马不可得，独江、淮之南，而马不可用。括民之财。岂可艺极、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责十万缗以养，今岂堪此？齐愈将极论之。”宋齐愈说此三项措施有实际困难，当然也是事实。张浚说，“宰相不胜任，论去之，谏官职也。岂有身为相未几，上三事，而公尽力驳之，彼独不恚且怨”。“公受祸自此始矣！”[98]

李纲至此已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据《梁溪全集》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的自述：

初，余每因留身奏事，从容论治体，及有所规谏，虽苦言逆耳，上皆嘉纳。至是奏陈当世急务，拟进指挥，多不降出。余因知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对内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误蒙圣慈，使待罪宰相，当国家艰难之时，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黾勉，虽久患痁疾，亦不敢在假将理，思竭驽钝，以报称知遇之万一。近日屡烦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据辩明，幸蒙圣察。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顾臣孤拙寡与，独荷陛下特达之知，忌媢者多，恐必阴有谮诉，而离间臣者。《书》言：时则勿有间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必以小人参之，为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札子，极论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间，渊圣听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渊圣之心，移易是非，变乱白黑。卒谮罢徐处仁、吴敏，而夺之相。其后遂致祸故。方陛下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振起中兴之功，诚不愿蹈覆车之辙也。夫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愿致察于此。”上慰谕曰：“无此，但朕思虑偶及之耳。其余章疏，见省览，非晚降出。”余拜谢而退。

李纲在口奏的同时，又进呈了《论君子小人札子》的书面文字，其中说：

臣窃谓国家艰难之际，图回事业，虽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爱君而不谋身，忧国而不谋家，以公忘私，以义忘利，而小人则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国未尝不至于危亡。夫小人岂不欲安存，而恶危亡哉？然使之谋人之国，必致于此者，以其无远见，而操术然也。彼方以谋家保身、营私趋利为得计，而于国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谓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恤也。

然而为人主者，曷尝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于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笃，去就轻，好恶正，故也。行道直，则不能阿谀以取容；自信笃，则不能过防而远害；去就轻，则不为爵禄之所累；好恶正，则不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诚足以任，则君子虽欲有为于当世，不可得也。

李纲为了打破“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求分辨君子和小人，强调“君子、小人若冰炭，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恳切希望皇帝对自己“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但是，不管他如何苦口婆心，与黄潜善、汪伯彦臭味相投的宋高宗，事实上却根本听不进其忠告和诤言，只是在表面上仍虚与委蛇而已。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遂看准时机，对李纲下手。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设法撤销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和傅亮的河东路经制司，以求迂回曲折地恢复“画河为界”的原议，他们为此制造了各种流言蜚语。据《梁溪全集》卷177《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下记载：

初，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内结陷虏兵民，复怀、卫、濬三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围，以图收复真定。

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师，招集将佐，措置钱粮。而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搔扰，不当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盖张悫久为河北都运，与益谦善。悫以余尝沮其执政，故附潜善、伯彦，相与谋，使益谦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师，以召集将佐，故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而言不当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京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

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钤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尚书省既札下矣，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凡千余言，痛诋招抚司，令北京行下州县出榜。

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余始见之，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指挥，同将上进呈，与伯彦、悫争于上前。余奏曰：“张益谦所奏皆细故，情涉观望，尚书省已得旨行下，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以细故而害大计，沮抑张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张所以招抚，因兵民、盗贼之力，以捍强敌，而复故地。今措置甫就绪，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县将士知朝廷议论不同，安肯协力，弃事功于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于张所，欲其成耶？欲其败耶？欲其成，则不当沮抑之如此；欲其败，则不若罢去之。无使挟私害公，而不为国家虑也。沮抑一张所，有何所难，致误国家之大计，使河北兵民尽为金人之所得，河北州县尽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将谁任其责？靖康间，惟朝廷议论不同，无以公灭私之意，遂及祸。故今岂可复蹈覆车之辙耶！”伯彦、悫无以对，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上乃令枢密院改正，依前降指挥施行。

（王）、（傅）亮行才十余日，枢密院复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即日过河。亮申朝廷，以与前议及元降指挥不同，“今欲令过河，无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绪。既过河后，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误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