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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经营江西（第1页）

第四节经营江西

一、罢相后的唯一一次朝见

事实上，对李纲复相的问题，某些爱国士大夫的呼声一直很高。例如当宋高宗令前宰执上奏议论对金方略时，前参知政事李邴上奏说：“方今大臣，如吕颐浩气节高亮，忠力慨然，李纲识度宏远，威名素著，必自简于宸衷。愿陛下于二人者择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报陛下。”[1]

因张浚“数于上前言其忠，赵鼎尝为纲辟客，亦为上言，纲才器过人”。绍兴五年十月，宋高宗发表“观文殿大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2]。李纲屡次辞免，不获批准。[3]他遂“乞赴行在奏事”，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圣旨，依所乞”。李纲在二月“初十日到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实时属江南东路）”，“遵依圣旨指挥，星夜趱程，趋赴行在”[4]。另按李纲给宰相赵鼎的信中自述：“岁除受命，本欲单骑之任，适海寇遽犯福之闽安，人情惊扰，寓居城外，相去密迩，遂有挈家之谋。上元日，起离长乐，又值阴雨连绵，山路崎岖，几于寸进。今已幸脱闽境，数日间可至上饶（信州别名和县治[5]），自三衢（衢州）登舟，顺流而西，度此月下澣之初，可到行在。”[6]

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幹（1091—117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福州永福县人。[7]李纲出任宣抚使，救太原时，据张元幹后在李纲祭文中说：

奈何反挤公，则有河东之役。仆尝抗之曰：“榆次之败，特一将耳，未当遽遣枢臣。此卢杞荐颜鲁公使李希烈也，必亏国体。”且陈以祸福利害，退而告公。公虽壮我，而为我危之。既不及陪，属同列有择地希进之诮，即投劾以自白，议者犹不舍也。是岁秋九月，卒与公同日贬，凡七人焉。流落倦游，回首十有四载于兹矣。[8]

可知当时张元幹也随李纲贬官。南宋时，张元幹“辛亥休官”，[9]即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年方四十一已致仕”。[10]张元幹在李纲祭文中又说：

辛亥至己未（绍兴九年），九载之内，公多居闽。岁时必升公之堂，获奉觞豆间，乃登高望远，放浪山巅水涯，相与赋诗怀古，未尝不自适而返。若将终焉，无复经世之意。迨夫酒酣耳热，抚事慷慨，必发虞卿、鲁仲连之论，志在忧国。

反映了彼此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张元幹“寄李伯纪丞相”的《贺新郎》词，是其爱国词的代表作：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欲飞举。[11]

判断此词的写作年代应有两句。一是“十年一梦扬州路”，宋高宗自建炎元年将行在迁到扬州，到绍兴六年，正好为时十年。二是“过苕溪，尚许垂纶否？”按李纲自建炎元年罢相，只有在绍兴六年二月，赴行在临安府，朝见宋高宗。[12]“过苕溪”，苕溪是乌程县的溪流，可作湖州之别名，[13]垂纶即是垂钓，应是使用姜尚“垂纶于渭滨”[14]的典故。当时宋廷的抗金气氛较为高涨，张元幹期盼李纲朝见后复相，如周代姜尚那样，举恢复之大计。但决定权是在皇帝，故有“尚许垂纶否”的问话。此后又有“风浩**，欲飞举”之语，在他看来，当时的抗金形势颇好，正是国士们有为之际。[15]并非只有张元幹一人，很多爱国士大夫都盼望李纲再相，“国人诵言，公去必复，图回开济，扶危定倾”[16]。“公逸祠宫，无虑十年。人皆谓公，宜在庙堂”[17]。“世方望公，在君左右，克终往绪，光复先业”[18]。当然，张元幹等人期望宋高宗复相李纲，根本上只是幻想。

李纲此次赴临安朝见，共面对三次。二月“二十四日，到国门”，宋高宗“特御内殿，三赐引对”。第一次在二月二十五日，第三次在三月初一日，“朝辞，得旨引见，上殿”。李纲对此次朝见，无疑是作了最充分的准备，“所进呈札子凡十有六”[19]，包括《论中兴札子》《论金人失信札子》《论襄阳形胜札子》《论和战札子》《论朋党札子》《论财用札子》《论营田札子》《论赈济札子》《论江西军马札子》《论江西钱粮札子》《论虔州盗贼札子》《论福建海冦札子》《乞宫祠札子》《论常平札子》《议迎还两宫札子》《辨余堵事札子》，今存于《梁溪全集》卷81和卷82。

《论中兴札子》强调说，“势有强弱，事有成败，虽弱而有可成之机，虽强而有必败之兆，顾其理之如何耳。譬如医者之疗病，不问形之壮羸，惟察脉之治否。兴亡之理，何以异此？”只要措置得当，“因利乘便，大振天声以临之。臣将见四方响应，飙举云集，沛然有不可御者。中兴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20]。李纲此奏主要是批判中兴无望，只图苟安之说。

《论金人失信札子》其实是针对宋高宗多次说难兄宋钦宗、李纲等失信于金人，“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国；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义之说以责我。吾之人谋回遹，方震怖之不暇，岂敢与之争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与夫将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辩也”。“愿陛下降臣此章，与大臣熟议，发德音，下明诏，详述自宣和、靖康以来，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与夫将士、兵民周知其故，晓然不疑。庶几在我有辞，人百其勇，士气日振，戡乱定功，莫此为先”[21]。

《论和战札子》再次批判遣使求和，“中国为和所误者多矣，十余年来，持和议之说，一切苟且，希冀万一者，何其纷纷也！夫靖康之间，彼以敌国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来，见于文檄，彼其待我者为如何？乃欲恃和议，以为自安之计，其可乎？况仇雠之邦，不共戴天，卑辞重币，祇自取辱，何益于事！惟当修政刑，明赏罚，选将帅，治军旅，备器械，利甲兵，峙糗粮，积财用，士气既振，乘机大举，以恢复中原，是战之可成中兴之业”。“夫胜负兵家常势，大计已定，愿无以细故动揺，益务自治自强。如汉高祖之坚忍，乃可得志，倘或且战且和，如六国之朝从而暮横，臣愚未见其可也”[22]。

如前所述，李纲特别重视襄阳府在反攻中原中的战略地位，《论襄阳形胜札子》说：

惟襄阳地接中原，西通川、陕，东引吴、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临京畿，密迩故都，后负归、峡，蔽障上流。遣大帅率师以镇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

朝廷近拜岳飞为荆、襄招讨使，其计得矣。然驻军岳、鄂，未闻前进。岂不以自兵火以来，襄阳焚毁尤甚，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尽，而粮饷难于运漕故耶？

臣观自古有意于为国家立功名之人，如刘琨、祖逖之徒，未尝不据形胜，广招纳，披荆榛，立官府，履艰险，攻苦淡，积日累月，葺理家计，然后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无此理。愿诏岳飞，先遣将佐、军马及幕府官，径趋襄阳，随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纳西北之民，措置营田，劝诱商贾之伍，懋通货贿。稍稍就绪，然后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诸郡，如金、房、随、郢见属我者，可以抚绥；如陈、蔡、许、颍见从贼者，可以攻取。不过年岁间，必有显效。如谓屯兵聚粮，运漕为难，则汉江出襄阳城下，通于沔、鄂，漕运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当以兵护粮船，使贼不得抄掠，则吾事济矣。今日天下形胜，臣愚以谓无出襄阳之右者。[23]

然而在事实上，岳飞后虽曾一度以大军进驻襄阳府，却终因后勤困难，最终仍只能以鄂州为岳家军的大本营。

李纲在离开临安前后，又另上札子，再次申述对用兵的各种具体建议，他特别指出：

臣蒙陛下面谕，以数十年来，训练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询之士大夫，咸以为然。区区愚虑，尚有可疑者，以谓吾之士卒，初未尝与大敌力战，则欲保其临敌用命，无奔溃之虞，犹未易也。金百炼则为精金，卒百战则为精卒。故臣欲试之山东者，使战得一胜，则士气百倍，乘破竹之势，所向无前矣。

臣昨在靖康中，与闻国论，当是时岂不愿和，但欲和得其是，则两国生灵，皆赖其利。今日朝廷之议，臣虽不得而与，然闻之士大夫，亦颇得其梗概矣。臣素以治兵为然，岂不愿战，但亦欲战得其是，则中兴之业，自兹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识者，孰不愿陛下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而早致中兴之功。独议和者不然，袖手旁观，惟觊一有差失，以售其说，臣愿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胜，而无为议和者之所幸。天下不胜幸甚。

臣窃谓朝廷用兵，有横议沮师者，罪固不可赦。至于陈献利害，欲弥缝阙失，助成大功，则宜特留圣意，曲赐嘉纳。庶几有智虑者，皆愿自竭，有补国事，伏望圣察。[24]

南宋在绍兴四年先后取得仙人关、襄汉和淮南三次军事胜利，绍兴五年，岳飞又瓦解了杨么叛军，南宋的国力确有上升之势。但李纲仍深知宋高宗志在苟安，而不在抗金，尽管在表面上，朝廷似乎抗金气氛高涨，而皇帝其实根本不可能有坚定的抗金之志。他生怕皇帝的苟安之志逢机必发，加之“议和者”“售其说”，“横议沮师”，而不得不先事劝诫。这表明他的见识和谋略，确是在同时的侪辈之上，不愧是当时最高明的政治家。往后的历史演变，更是证实了李纲的先见。

二、赴任后的艰难经营

李纲致赵鼎信中说：“某已于二十（三）日到界首，交割职事讫。”[25]他另上奏称“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营田大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洪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职事讫者”[26]。说明他在三月二十日后，进入江南西路界抚州金溪县界，即行“交割职事”[27]。“四月一日，至洪州”[28]。又李纲四月初六日所写致赵鼎信说：“某已次豫章，交割职事。”[29]豫章是江南西路首府洪州之别名。[30]

按宋制，一路军事长官为安抚使和经略安抚使，往往由文臣担任，简称“帅”，安抚使和经略安抚使兼本路首府的知州和知府。前引李纲奏，为他实职差遣之全称。因为他前宰相、观文殿大学士的资历出任，故使名特高，改为安抚制置大使，而权限其实仍是一路之帅。江南西路，宋时已简称江西，其面积比现在的江西省略小，主要是东北的饶州、信州和南康军属江南东路，而今属江西省。

事实上，李纲在朝见时，已有《论赈济札子》《论江西军马札子》《论江西钱粮札子》《论虔州盗贼札子》四奏，专谈江南西路的政务，提出本路缺粮，军力不足等情况和应对之策。他到任后，在谢表中说：

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长淮之境，屡更兵火，继以旱灾，流移众而田莱多荒，科敛烦而财力耗屈。欲御寇，则军马单弱；将养兵，则帑藏空虚。疆埸弗宁，盗贼未殄。付以捍患御灾之政，宜得通方适变之才，顾臣何人，乃预兹选。[31]

此表以骈文描述了江南西路所处的困境，表明李纲更深深地感受到了一路政务的重担。今将李纲在洪州和江南西路的施政分述于下。

1。处理荒政，减轻税负，恢复生产，整顿财政

李纲“抵豫章，行四月矣。初至之日，适当旱暵之余，仓库匮乏，饥民满野”。他必须“料理钱粮，推行赈济，虽细务，率皆躬亲”[32]。他又“差干办公事韩岊前去诸州军，点检奉行宽恤事件。续据本官申，筠（今江西省高安市）、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系灾伤最甚去处，有不曾逃移人户，缘灾伤，草贼侵扰，死失佃户、耕牛，阙乏谷种”[33]，上述三州军“系灾伤最甚去处”，甚至连拥有佃户的地主，虽未逃移，也难于经营田产。李纲在上奏和致赵鼎的信中，对江南西路当前最迫切的灾荒和缺粮状况，以及自己的应对措置，作了更具体的叙述：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职事，延见父老，询问民间疾苦。皆云去岁旱伤之后，谷价翔踊，民间乏食，第三等户止是食粥，第四、第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官中见催绍兴四年积欠，无从可出。臣契勘下户积欠，有一二十户合纳一石者，虽数目不多，然民无从出，复有公吏须索之扰，情实可悯。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将灾伤路分第三等已下人户绍兴四年积欠，特与蠲免，或权行倚阁，候秋成日随苗送纳。[34]

伏见湖南安抚大使吕颐浩，近蒙朝廷于邻路广西州军支米三万石应副。窃缘本路旱伤阙乏，与湖南路事体一同。今来若不申告朝廷支降，委是无可赈给，下户饥民不得趁时耕种同，将来秋成，更无指准。伏望圣慈详酌，特降睿旨，许依吕颐浩之例，于邻路江东或两浙州军支拨米三万石，许本路差雇人船前去般取，付臣科拨赈给。庶几实惠可及下户，将来岁事有望，不致阙误。[35]

江西去岁旱灾，次于湖南，而南昌视一路为甚，流移至多，道路相望，田亩有至今未耕垦者，绵亘阡陌。询之父老，以谓前此未尝有也。中、下户往往乏食，牛具多已不存，种麦亦甚稀少，未知向去何以接济？虽蒙朝廷许拨饶州上供米一万硕，本路遣人船般取，得回报云，已支遣尽。抚州、建昌军万四千硕，比到，亦只存数千硕。劝诱上户，数亦不多。此去秋成尚远，赈济殊为阙乏。已具奏，乞于浙西、江东朝廷有米斛处，支拨三万硕。本路自差人船般取，仍得严戒诸郡应副，庶几不失指准。[36]

本路唯临川、建昌去岁薄熟，今春耕种，亦渐成次叙。赣上虽稔，然颇为盗贼所扰，民顽，多不输纳。自余诸郡率皆旱灾，下户种艺无本，田业多荒。而豫章仓库空匮，尤可骇，赡养官吏、军兵，钱粮既无指准，而赈济斛又复阙乏，深虑将来有误岁计。近被亲笔诏书，令劝谕停蓄之家，减价出粜，既已奉行，已措置劝民入纳，专欲以赈济，给下户之无本者，但恐所得莫能遍及。已具状奏，及申朝廷，乞降钱米，以济目前之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