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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忆（第2页）

返回法国

四年的时光就这样安然度过，直到从法国寄来的急件送到家里的那一天。我们得回去处理我祖父的遗产。于是，向来缺乏商业头脑的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法国，回到了奥尔良。她不该一走了之，第二年，也就是1856年，老叔父厌倦了戏弄“死亡女神”（MadamelaMort）[13]，任由她把自己带离了这个世界。

唐·皮奥·德·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永远地走了。他活了一百一十三岁[14]。为纪念自己亲爱的兄长，他给我的母亲留下了五千皮阿斯特，约合两万五千多法郎。然而，在老人的病榻前，家人们违背了他的遗愿，掠夺了这笔巨大的财富，之后跑到巴黎大肆挥霍了一番。如今，这家人中只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堂姐还住在利马，只不过她已经几乎成了一具木乃伊。秘鲁的木乃伊可是远近闻名的。

过了一年，埃切尼克主动提出要与母亲达成和解，一向高傲的母亲答道：“要么都给我，要么别给我。”结果我们一分也没有得到。打那时起，我们虽不至于一贫如洗，却也过得极其朴素。

多年以后，我记得应该是1880年，埃切尼克以大使的身份再次来到巴黎，负责与贴现银行（ptoird’espte）处理秘鲁贷款担保的问题［鸟粪贸易（affaireduGuano）］[15]。他就住在夏约大街（RuedeChaillot）[16]，他的姐姐在那儿有一栋富丽堂皇的豪宅。身为大使的他守口如瓶，告诉姐姐一切都很顺利。于是，我的这位远房亲戚便像所有投机倒把的秘鲁女人一样，急匆匆地跑到德雷福斯银行做多秘鲁债券。

事实恰好相反，没过几天，秘鲁债券就卖不出去了。她因此遭受了数百万的损失。

“亲爱的（io，意大利语）！”她对我说，“我破产了，马厩里现在只剩下八匹马了。我该怎么办呢？”

她有两个漂亮可爱的女儿。我对其中一个还有些印象，她和我年纪相仿，我好像试图强奸过她。那时我才六岁，说是强奸确实有点小题大做，兴许我们两个人都只是把它当成了天真的游戏。

先前我向你们讲述我在利马的童年时，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与西班牙人的骄傲有关的事情了。你们应该会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的。

利马曾经有一处印第安式的墓地：有很多格架，格架上存放着棺材，还有各种碑文。法国的实业家莫里（Maury）想出一个主意，即拜访那些富裕人家，向他们推荐用大理石雕刻的墓碑。他的做法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某某将军、某某上校，等等。光顾他生意的，全都是些大人物。他还为客户们提供了许多张在意大利雕刻好的墓碑的照片。

接下来的几年间，莫里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无数艘船只载着在意大利雕刻好的大理石驶抵利马，这些大理石价格十分低廉，在利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正是莫里让人为教堂雕刻了一个木制的穹顶，雕好的部件只需要组装起来，放到旧穹顶上就可以了。我的母亲从前在寄宿学校里学过绘画，她用墨水画下了这座教堂以及教堂那用篱笆围起来的花园。整幅画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也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可还是孩子的我，却认为这幅画非常漂亮，它毕竟出自我母亲之手，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理解我。

在巴黎，我又见到了莫里，他已经老态龙钟，全凭两个侄女照料，她们是他仅有的两位继承人。莫里收藏有一套精美绝伦的瓶子（印加陶器），还拥有许多件由印第安人打造的纯金首饰。可这些东西后来都哪儿去了？

我的母亲也有几个秘鲁瓶子，而且她还收藏了不少用纯银铸造的小雕像，纯银的色泽还像刚从银矿里开采出来那样耀眼。后来，这些藏品连同家中大量的藏书，还有几乎所有的家庭证件，都在普鲁士人于圣克卢（Saint-Cloud）燃起的那场大火中付之一炬了[17]。

一看到书的封面上印有拉马丁（Lamartine）[18]的名字，我便会想起我可爱的母亲，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诵读《约瑟兰》（Jo）[19]的机会。

书！多么珍贵的纪念！

学生时代

我有个热心肠的叔叔住在奥尔良，大家平时都喜欢叫他“鸡鸡”（Zizi，取法语儿语意），因为他的名字叫作伊西多尔（Isidore），而且身材又瘦又小。

他告诉我，我们刚从秘鲁回来的时候，住的是我祖父的房子。那时我七岁，经常跑到花园里跺脚，还把沙子撒得到处都是。叔叔看见了总会问我：“好了好了，我的小保罗，你这是怎么啦？”每每得到他的关注，我便会跺得更加卖力，一边跺一边答道：“小孩子就是这么淘气。”

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我已经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也懂得了让别人知道这一点的必要性。有时，我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榛子树下，安静地望着树出神。榛子树的旁边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它们点缀了花园的一角。

“你在做什么，我的小保罗？”

“在等榛子掉下来。”

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讲法语，也许是因为说惯了西班牙语，我发每一个字母的音都显得很不自然。

没过多久，我开始尝试削东西，削了一个匕首的手柄出来，还做了一些雕刻——但并没有削出匕首；我心中怀有很多大人们无法理解的小小梦想。有位老妇人，她是我们家的朋友，看到我削的匕首手柄后赞叹道：“他将来会成为一名伟大的雕塑家。”遗憾的是，这位老妇人并不是先知。

后来，我成了奥尔良一所寄宿学校的走读生。学校里的老师说：“这孩子要么是个白痴，要么就是个天才。”可我长大后既没变成白痴，也没变成天才。

一天，我揣着几颗彩色玻璃弹珠回到家中。母亲恼羞成怒，问我弹珠是从哪儿来的。我低下头，说是用自己的皮球换来的。

“什么，你，我的儿子在和别人做交易？”

在母亲的认知里，“交易”是一个可鄙的字眼。可怜的母亲！她既是错的，也是对的。其实，还是孩子的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世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买卖的。

十一岁那年，我来到一所由牧师开办的中学读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在《信使》（Mercure）[20]上读到了几位文人对这种神学院式教育价值的看法，后来，他们不得不从中解脱出来。我不会像亨利·德·雷尼埃（HenrideRégnier）[21]那样，称这种教育方式对我的智力发展毫无用处；相反，我认为这对我很有帮助[22]。

至于其他方面，我认为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我小小年纪就开始憎恶伪善、虚伪的美德以及告密（总是三个）[23]；也让我开始怀疑所有与我的直觉、内心和理智相悖的东西。

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我学到了一点儿埃斯科瓦尔（Escobar）[24]的诡辩精神。我们得承认，在斗争中，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也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我习惯了遵从本心，持续关注老师们的一举一动，为自己制造欢乐，也为自己制造悲伤，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责任。

我的老师博杜安（Baudoin）老爹，是滑铁卢（Waterloo）战役中幸存下来的一名掷弹兵。他擅长给让·尼古特（JeanNicot）[25]调味，街坊四邻对此都赞不绝口。

在宿舍里，我们常会撩起睡衣，很不恭敬地说：“立正！枪上肩！”每当这时，老爹眼里总是噙满泪水，他准是又想起了伟大的拿破仑（Napoléon）。伟大的拿破仑能够让他们死，也能够让他们生。“都过去了，再也没有士兵了。”这是博杜安老爹嘴边经常挂着的一句话。

水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