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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4页）

北京大学从前没有女生。有一次天津有位女生到北大来找人，社会上就传说北大有了女生，有人骂“男女混杂伤风敗俗但是蔡先生是支持妇女逬入高等学府的。那时，我姐姐（王兰）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她就进了北大，做了第一个女生。后来又有两个女生，这就开了男女同校的新风尚。以后，我的姐姐又带头剪了短发。

蔡元培记述道：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巳过，故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道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对于蔡元培校长的辞职，作为学生的王昆仑是愤恨不已的。如果这事发生在拜见孙中山先生之前，他一定会带领北大的同学打上教育部的大门去，向直系安插在教育界的走狗彭允彝讨个公道，再次掀起“驱彭”运动的**。但是今天，他却较为冷静地对待蔡校长的辞职。这是因为他想起了他景仰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彭允彝的阿题，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一个人不行，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因此，他越发淸醒地认识到：决心跟着孙中山先生革命，就要义无反厥地跟着孙中山先生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列强！

蔡元培校长辞职的风波尚未平息，“二七惨案”犹如晴天的霹雳撼动着华北的大地，也展动了故都北京。每天，王昆仑从报纸上以及各界群众的口中获悉：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吴佩孚派出大批的荷枪实弹的军瞀，残酷地杀戮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为此，他的热血沸腾了！再次地动员北京大学的同学走上街头，声援受难的铁路工人，声讨军阀的残忍和无耻！历经这次伟大的工运风暴的战斗洗礼，他越发坚定了孙中山先生以反帝、反封为目标的三民主义革命立场。

在王昆仑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作斗争的同时，孙中山先生在南方领导的革命给他带来了胜利的審悦：孙中山先生在召见王昆仑一行四人的同时，他秘密组织了东西两路讨贼大军，于1923年1月4日发出通电讨伐陈炯明，采用分进合击的战咯，向广州进发。由于粤第一师、第三师等起义响应，陈家军土崩瓦解，迅速渍败。1月16日，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守惠州。2月21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建立了大元帅府。

王昆仑于庆幸胜利的同时，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孙中山先生临别时的嘱托：“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为此，他决心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间发展国民党员，建立第一个秘密的国民党支部，借以响应和支持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国民革命。为在神州大地建立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发展国民党员的目标是“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成员。据史记载广同年冬，经谢持、张继介绍，全体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根据国民党入党手续，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加入国民党，必须先由人选择发展对象，然后才进行发展。依据这一常规，王昆仑先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成员分别谈话、摸底，然后再报告经常往返京沪间的张继（这时的张继负责同苏俄、中共联系。恰好在此前后，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先生和苏俄代表越飞秘密举行有名的《孙越谈判》，张继需要经常到北京苏俄驻华使馆进行联络）经国民党党部研究、批准，方可以谢持、张继为介绍人，介绍“民治主义同志会”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对此，王昆仑从未谈及自己的功劳。

在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是非法的党派组织。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秘密的中共基层党组织遍及北大乃至各高等院校学生中。但至今尚未发现国民党基层支部在大学生中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以“民治主义同志会”为基本骨千队伍的国民党党员，是经孙中山先生提议发展的首批党员。而以王昆仑为核心的秘密的国民党支部自应是北大学生中的第一个国民党秘密支部。

王昆仑是学习、研究哲学的。因此，他对理论有着特殊的一甚至是近似痴迷的追求。在他积极发展秘密的国民党党员的同时，他又奋发研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代表著作。但是，由于他受着特定的阶级立场的局限——桊尚民治主义，从开始就没跟上孙中山先生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记的新三民主义。这就是他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支持者的理论根源。对此，他在多年之后，仍以自责的笔调写下了这段话

我思想上认为中国的革命，“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应当以国民党为领导，联合共产党，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至于将来的中国应当如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建成一个十八世纪华盛顿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不应该变成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在北京所参加的青年政治团体是以北大学生为中心的“民治主义同志会”，是当时青年群众中的右翼

王仑的家为什么能成为这么多青年学生的活动中心呢？除去他个人的学识、人格魅力以外，他还有一位热情、好客的母亲，

使这些进京求学的莘莘学子一进王家的大门，就有着一种到了家的感觉。诚如孙晓村所记述的那样：“我们常常见面，并一同在王昆仑家吃饭。王昆仑的父亲在京做事，但段祺瑞政府经常发不出薪来，因此，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都要欠薪。我有时看到王昆仑的母亲包一包衣服让子女去当掉，拿回钱来供我们吃饭聚谈。当时这样做真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反对直系军阀——尤其是反对直系保派头子曹锟贿选运动的开展，王昆仑亲自建立的这个秘密的国民党支部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以此为核心，在北大学生中间逐渐团结了一批右翼青年学生，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派青年学生发生对立，时而还为争夺中间派的青年学生展开辩论。其中，年长王昆仑六岁的傅汝霖是右翼的代表，迅速地把这批青年学生推向极端，成为日后“西山会议派”的青年骨干和群众基础。

王昆仑就是在这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中成长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自视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歒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但客观上他却成了阻碍孙中山先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绊脚石。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是年夏天，王昆仑结束了北京大学的学业。就要吿别学习和战斗长达六年的母校了，真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就要走上社会了，遂又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南方，可我的生活的出路又在什么地方呢？……”

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乱、最为黑暗的时期。真可谓是疮痍大地，满目萧索，横尸遍野，民不聊生。军阀政客只知抢钱夺权，谁也不顾百姓的死活！失业、欠薪本是寻常事，于水火之中的人民都忘了问个为什么？

王昆仑大学毕业了，这就意味着独立谋生的开始。然而在毕业等于失业的时代，在京城找者谋生糊口的职业是何等的难啊！由于王昆仑在读书期向热衷于学生运动，和长年供职濟廷、民国的父亲关系不睦。加之王昆仑在“五四运动”中参预了所谓过激的火烧赵家楼、痈打卖国賊章宗祥的活动而激怒父亲，一度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因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家待业，再白吃父亲的饭！另外，王家是名门大户，光在京城的家就有近十张口要吃要喝，遇上欠发薪水的月份，也只有靠借、当维持生计。这就要求王昆仑必须尽快找到职业，以缓解家庭危机！

王昆仑虽然是登堂执鞭的新手，但他的教学方法却是进步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教学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跟上时代的大潮，成为改造旧中国的生力军！为此，他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出了一道命题作文：《述我所愿》。这样，他根据作文的内容，就掌握了所教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未来的人生志向。

王昆仑在北大就学期间喜欢听两门课：一门是李大钊应蔡元培校长所请开设的《唯物史观》，一门是鲁迅先生讲的《小说史》。他一直到晚年，“回想起来，还感到兴奋和幸运因此，他除去教授应讲的课本以外，还鼓励学生读鲁迅的小说。尤其推荐并辅导学生读《狂人日记》和《阿正传》。多年之后，他的学生还怀着感激之情回忆道：“在王昆仑老师引导下，我阅读了鲁迅先生的小说，特别是《阿正传》和《狂人日记》。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对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笔锋的犀利无比敬佩。”

王昆仑虽然出生在名门之家，但他的身上是没有纨绔子弟的恶习的。由于他历经革命风雨的洗礼，抱定了救国救民的决心，对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穷苦人民给予极大的同情。另外，他深信“相士知贫，相马知瘦”是真理，对班上家境贫寒的学生多方给予帮助——甚至亲自出面求校方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对此，当年的穷书生——日后的大学问家勾适生先生曾做了如下回忆广王昆仑于1923年代我向张伯苓校长请免交学费和书费，张校长答应了，一直继续到南开大学毕业。”

王昆仑很快以自己的道德和教学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从那时起，有的学生跟他很接近，特别是我（勾适生）、周恩寿、童家骥、许邦和、邢桐华；还有：王衡、刘嘉祥、万家宝（曹禺）、魏思昌”等同学。即使半年以后王昆仑离开南开中学，还有许多同学和他保持通信联系，有的日后还成了同事或战友。

由于周恩寿同学是周恩来的弟弟，王昆仑在南开中学任教期间还结识了当时天津女权运动的领导人邓颖超，并由此结下了多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据当亊人回忆：邓颖超经常和周恩寿一道来拜访王昆仑，谈起“五四运动”，谈起天津学生支持北京学生“驱彭”运动等事十分亲切。当王昆仑获悉不足二十岁的邓颖超已成为天津妇女运动的领袖，并创建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且担任教务长之后，打心底生起敬佩之情。

是年冬天，王昆仑结束了南开中学的教学，回到了北京，在找寻工作期间，他又把精力投在了以“民治主义同志会”为基础的国民党秘密支部的活动方面。恰在这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各地需选代表参加。近半年以来，王昆仑因在南开中学教书，北京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傅汝霖主持，因此，由傅当代表是顺理成章的事。由于他们这个秘密的国民党学生支部，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过问建立的，因而傅汝霖这个不足三十岁的青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王昆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学生的思想就比较活跃，加之党派和社团林立，经常发生口角和斗争。据王昆仑回忆，“无政府主义者很不得人心，有一次，一部分学生受外面坏人影响，公然借端反对蔡校长，闹到校长室。开大会的时候，那些捣乱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学生砸会场，遭到全校大多数同学反对和制止”。而今，两个秘密的党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刚刚合作就又开始分裂，未来在北京髙等学校的同学中将会闹成个什么样子呢？为此，他一时失却了主张。

不久，依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宣告成立。傅汝霖给王昆仑等带来了如下这份《北京国民党执行部报告书》：

第一项北京执行部成立及改组之经过：北京执行部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成立后，即在北京织染局二十九号租定房舍一处，分设各部办事处，开始办公。

第二项组织及职员姓名尨京执行部最初成立之时，其组织及职员姓名如左：（一）秘书处常务委员丁惟汾（会务）、王法勤（党务通信）、石瑛（财务）。文书科，主任傅汝霖，助理佘惟一、何孟雄，录事管涤我。会计庶务科，主任刘范祥，录事孙鼎元。（二）组织部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统计登记路友于，组织指导陈兆彬。

王昆仑看罢这份报吿书，从名单上可知多是师长和同学。其中，丁惟汾、王法勤、石瑛等人是国民党元老，而石瑛和其同学傅汝霖是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李大钊是自己的恩师，对其道德文章打心底敬服。可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且又得孙中山先生的倚重，而此次国共合作的促成，他应算是中共方面的第一功臣。在他的周围不仅有中共要人蔡和森、何孟雄等，而且还有国民党左派路友于等。为此，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是一个左派、右派势均力敌的国民党执行部，未来怎样开展北方的革命工作呢？自己又该如何处理这种错综复杂的党务和人事关系呢？……”

但是，王昆仑这时的思想毕竞是属于旧民主主义体系，从根本上讲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加之傅汝霖等人的影响，他很快坚定了立场：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这就是他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