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出事了,可能他被大海吞没,从此,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狄亚格拉斯是另外一个雅典人恶意相待的受害者。其实他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对神灵怀有抱怨,是因为在一次法律诉讼案件中,神灵没有支持他。他觉得自己很冤屈,长期闷闷不乐,最终精神变得有些错乱,嘴里经常说一些亵渎神灵的话。而在当时,希腊北部的人非常相信神灵。因为这个不合时宜的行为,他被处以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的地方,这个可怜的家伙居然伺机得以逃脱。他去了科林斯,此后一直痛斥那些奥林匹亚的死敌,并最终死于自己的暴怒脾气。
接下来这个案例,是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最能表明希腊人的不宽容,那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人们为了说明世界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或雅典人并不比以前的人们心胸更开阔的时候,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总要被牵扯进来,作为古希腊人专横跋扈的有力证据。但是,通过对这个事例的全面研究,我们终于知道,这位辉煌而令人恼怒的街头演讲家长期的、未经波折的学术生涯,便直接证明了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是推崇学术自由的。
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普通人坚信有很多神灵存在,苏格拉底便说自己就是“神”的代言人。尽管雅典人还不知道苏格拉底所说的“神”的真正含义,他们却非常清楚,他对邻居们一心信仰的神灵的态度有些欠妥,对已有的规矩也不尊重。最终,执政者杀害了这位老者,尽管他的神学理论似乎和这个审判结局没有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石匠。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境贫寒,苏格拉底没有去过什么正规学堂上学,因为哲学家们很现实,教授一门课程收费就要两千块钱。而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学问,研究没有用的科学现象,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一个人要让自己有良心,有理性,没有什么几何知识也能做到,同样,懂得行星和彗星的运行规律,对拯救灵魂也并非必要。
这个衣着朴素、鼻子塌陷、相貌平平的小个子家伙,白天和那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在街头的角落里斗嘴,晚上则要恭恭敬敬地聆听妻子的唠唠叨叨。他是个参加过很多场战争和远征的老兵,曾经当过雅典参议院的议员,但最终从众多教师中被挑了出来,因自己的观点而遭受惩罚。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们需要了解,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做着痛苦但非常有益的工作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
在他的一生中,苏格拉底试图向他周围的人们证明,他们在浪费时机,他们过着空洞无味的生活,他们把太多时间放在了无聊的欢乐和徒有虚名的胜利上,浪费了伟大而神秘的神灵赋予他们的神圣天赋,把这些天赋用在了短暂的胜利和自我满足上。他坚信人类的崇高使命,打破了所有旧哲学的界限,他甚至比普罗塔格拉走得还要远。普罗塔格拉宣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提出,“人的无形的良知是(或应该是)衡量万物的终极尺度,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神灵。”
苏格拉底的这些话,是在决定其命运的法官面前说的。不论赞同还是不赞同,对任何听众来说,这样说都是大快人心的。
苏格拉底说,“地球上没有人有权规定他人应该信仰什么,也无权剥夺他人的思想自由。”他还说,“假如一个人具有良知,即便没有朋友的支持,没有金钱,没有家人,也没有房子,他一样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人们如果不能看清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就不太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必须给人们充分自由,让他们在不受任何权威干涉的情况下,探讨所有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对一个正在受审的人来说,这是错误时刻做出的错误陈述。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古希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无休止的纷争。苏格拉底属于“温和派”,他看到了两种政府体系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建立一种折中制度来满足所有理性的人们。当然,他的想法在两方都没有受到欢迎,但此时双方势均力敌,所以,没有时间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最终,在公元前403年,民主派完全控制了整个希腊,赶走了贵族统治者,苏格拉底成了一个注定要完蛋的人。
苏格拉底的朋友知道了这些,他们建议苏格拉底赶快离开这座城市,这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
苏格拉底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反对者。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他一直都是那种直言不讳的“专栏作家,”一个非常聪明而又爱管闲事的人。他的爱好就是,揭露那些自认为是雅典社会栋梁的伪善者。结果,人们都都知道了苏格拉底这个人,他的名字也因此在古希腊东部家喻户晓。如果苏格拉底早晨说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晚上就会传遍全城。有人专门编写了关于他的戏剧。最后他被逮捕而关进监狱的时候,整个阿提卡城没有一个人不熟悉他一生的各种经历和传奇轶事。
那些在审判苏格拉底起着主要作用的人都确信,他们为这个城市除掉了一个高度危险的知识分子,此人的说教在奴隶中只能引起不满、怠工和犯罪。
非常有趣的是,即便在这种场合下,苏格拉底仍然凭借其口若悬河的辩护,让陪审团多数成员支持释放他。他们提出可以赦免苏格拉底,只要他能停止他那可怕的争吵、辩论和说教。简言之,就是要他离开他的邻居们,不再干涉他们钟爱的偏见,不再用无休止的质疑去打扰他们。
可是,苏格拉底没有听从那些人的话。
他高呼,“绝不可能!只要我的良知和我内心的微弱声音还能驱使我前进,并为人们指明真正的理性之路,我一直会拦住碰到的每个人,无论是谁,我将对他说出我的思想,不管后果如何。”
后来,法庭只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法庭给苏格拉底三十天时间暂缓执行死刑,因为去德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回,按照雅典的法律,圣船返回前不能执行死刑。这一个月里,这位老人一直静静地呆在牢房里,试图完善其逻辑体系。尽管他多次有机会能够逃脱,他都拒绝那样做。他不枉此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有些累了,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直到行刑前,他都在和朋友聊天,用自己所坚持的的理论教导他们,希望他们能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接着,他喝下了一杯毒药,平静地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争论也因此嘎然而止。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的门徒们因为公众的愤怒难以平息而感到恐惧,他们觉得还是暂时不去那些以前的活动场所为好。
后来,一切安然无恙,他们又重返原来的职业,继续讲学,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
同时,这个城市也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过去五年了,这场斗争中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人。
这完全是一场体力胜过脑力的胜利。不用说,这场胜利维持不了多久。斯巴达人没有留下任何值得铭记的东西,也没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什么贡献。他们以为,当对手的城墙被攻陷,船队剩下寥寥无几的时候,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雅典人的头脑一点也没有失去往日的智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十年,历史悠久的比雷埃夫斯港就恢复了船只来来往往的壮观场面,这些船只来自世界各地,雅典将军又一次统帅希腊联合舰队,开始了战斗。
而且,尽管伯利克里的努力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但是他还是公元前四世纪让雅典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就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在罗马、西班牙和非洲,谁要是有钱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都会因为能让孩子到雅典卫城的学校去而感到自豪。
古代社会的人们对“存在”问题总是十分严肃的,我们现代人或许对此很难正确理解。
在作为异教文明敌人的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有了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普通的罗马人或希腊人都是没有道德的家伙,他们只会肤浅地尊崇一些神灵除此之外就是吃吃喝喝,大杯大杯地喝萨勒诺酒,听着埃及舞女的温柔细语。有时候,他们开赴战场,杀戮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达契亚人,完全把流血看成是游戏。
当然,在古希腊有很多靠战争发财的商人和军事供应商,古罗马更是如此。他们积累了很多钱财,根本不顾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述的什么道德原则。他们很富有,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或者会被看做那个时代值得赞扬的文明代表。
我们挖掘了以巴弗提住所遗址,他曾经伙同他人帮助尼禄掠夺过罗马及其殖民地,因而发了大财。看着这个投机商用不义之财修建的拥有四十个房间的宫殿废墟,我们只能摇头兴叹,“真是太堕落了!”
之后,我们坐下来阅读埃皮克提图的著作,他曾经是以巴弗提这个恶棍的奴仆,我们觉得自己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尚精神在一起。
我知道,人们聊天时,喜欢对邻居和其他国家一概而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哲学家埃皮克提图,和势利之徒埃帕菲罗迪图一样,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真正代表。两千年以前,人们追求至善至美的愿望丝毫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今天所追求的至善至美和那个时候的完全不相同。本质上它只是欧洲人的产物,和东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建立这种信念并把它奉为最高尚理想的所谓“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逐渐发展了一种生存哲学。假如我们认同,良知和简单诚实的生活,加上健康的体魄和稳定而充足的收入,是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障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存哲学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不会过多关注灵魂会何去何从。他们只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是一种很特殊的哺乳动物的,因为他们善于运用知识而高踞于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物。假如他们也经常提及神灵的话,他们使用这个词语就如同我们使用原子、电子和以太等词汇一样。万物起源要有一个名字,但是,埃皮卡提图所说的“宙斯”含义未定,犹如欧几里得几何里的X或Y,数值可大可小,并不确定。
那时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生命,其次才是生存和艺术。
因此,他们按照源于苏格拉底的推理方法,研究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